回顾与反思

——我在1988—1992年间的政治经济研究

何新

（本文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出版）

现对我在1988—1992期间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

1、继1985年出版《诸神的起源》一书后，我继续从事在历史、考古、神话学等领域的研究。1989年出版《龙：神话与真相》一书，于香港出版《谈龙》一书。在书中考察了我国流传甚广的龙神话的起源及演变。此二书出版后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评论。例如著名古动物、古人类学家贾兰坡教授（中科院学部委员）评价认为：“此书写得好，考证详实，这是目前我所见解释龙问题最好的一本书。”

2、1991年出版《众神之颂》一书，书中对屈原的《楚辞》作了前所未有的全新研究和解释。此书在台湾被翻印，并已被译为日文及韩文出版。

顺便说一下，近年我已破解1973年出土于湖南马王堆的帛书《周易》卦序。这一卦序与传统《周易》的卦序极其不同，发现后就成为一个谜，至今尚未被勘破。我将在适当时候发表我的这一成果。

二

但是我近年最主要的精力是集中在对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上。已经出版的两卷《东方的复兴》，以及即将出版的《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汇集了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现择要略述如下：

1、1989年3—6月，我国发生政治动乱。在动乱前一年，我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经济及思想文化情况，已预测到存在发生动乱的可能性。1988年8月，我曾将我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及建议写成论文报告中央。（香港《明报月刊》1988年11期刊载了该文）

在这一组论文中，我揭露和抨击了国内外存在策划动乱和敌对势力。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美、日发达国家战略利益不符。我坦率地批评了赵紫阳及其智囊团在经济政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时，我针对当时赵的路线忽视农业的情况，向国务院提出恢复重视农业方针（“新重农主义”）、倡导科技兴农、防止农村发生急剧分化与警惕流民问题等政策建议。

针对外交上当时偏重重视与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关系的倾向，我建议以修复中苏关系、开展对苏互补贸易作为政治、经济的牵制及平衡因素。这些论文及建议，在当时（1987—1988年），均属于与主流思潮不同的新议。声音微弱，但仍受到一部分领导同志的关注和重视。（1989年统战部曾邀请我参加对当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评议）

2、1989动乱后，我对我国面临经济、政治及国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撰写了《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1989.9）、《美中日关系的战略背景》（1990.4）、《论我国当肖经济困难成因与对策》（1990.4）、《访日研究报告》（1990.11）、《关于海湾危机的几点看法》（1990.8;1990.1）等论文。这些论文均送报中央领导同志。有的在《动态清样》、《参考清样》、《内部参阅》、《内部文稿》等内刊上发表。

我在这些论文中，对时局、形势及对策，提出了一些个人性的、但思想较独特的新见解，供中央领导同志作为决策参考。例如：在《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1989）中，我建议将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重点，转移到爱国主义而不是跨越阶段的共产主义上。在外交方针上，我建议淡化意识形态的认同，而注重以国家利益和为最高原则。在《美中日关系战略背景》（1990.4）中，我预测苏联解体之势已不避免，判断叛国有一个瓦解分裂中国的既定战略。因此我建议我国外交丢弃与美国及早恢复关系的幻想。建议未来外交方针宜注重中国周边地区的缓和、安定，打破西方对我的封锁、孤立。当时我注意到冷战即将结束，美国、日本、西欧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将日益强化，因之建议侧重发展与日本、德国的关系牵制美国。建议缓和与越南紧张敌对关系，开拓西南边贸等。这些思想在1990年初时期的内外形势下提出，也是一种较孤立的声音。但此文当时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委托秘书转告）。

3、1990—1992三年中，西方一些记者、学者、外交官提出要求与我接触和交谈。在接受采访中，就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改革开放问题、1989事件问题、人权问题及其他国际战略问题，我发表了一系列出自独立思考的新见解。

其中包括影响较大、尚轰动海内外的《与日本S教授谈话录》（1990.8）。此文分别在《人民日报》及《北京周报》全文发表。在世界上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报刊上被转载。尽管围绕此文在港台报刊上引起一场风波，但考虑到1989年动乱以后我国面临特殊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和政治气氛，公允地说，此文对于转变国内外一些人当时对我国制度和1989事件的抵触情绪，对打破西方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孤立和封锁，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1990年期间，针对美国于1989事件后集中攻击我国政治制度中的“民主”问题，我发表谈话（与法国费加罗报特派记者的谈话），揭露西方战略家试图以“民主”作为战略工具，在中国策动内乱制造政治分裂、民族分裂的阴谋（以多种文字发表于《北京周报》）。

在当时正因1989中国事件和东欧变色，举世都在欢呼全球民主新时代到来的狂潮中，这时揭露应当认为是冷峻而击中要害的。不仅得到第三世界舆论的广泛呼应（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曾通过印度大使转达对我这一见解的重视和支持），而且人们可以注意到，事实上美国在关于别国民主问题上的高调也的确此后有所收敛。

4、我与西方记者交谈时还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也并不是一种铁板专制，而是在君主制下存在一定程度的贵族民主和民权。因此民主对中国并不是只能照搬西方模式的西方专利。我认为，根据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国需要的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而不是西化式美国化的民主形式。考虑到在1989—1990年前后，《河殇》一类主张全盘西化的宣传品，其蛊惑力仍未消失的社会背景，这种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孤立而独特的声音，也是根据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一种新见解。这一论点在当时是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挑战，后来的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事实上，西方许多论者此后也承认美国式民主不适用于中国。

5、1990年底，中宣部负责同志（朱穆之、周觉）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建议我对人权问题作些研究。史较系统地研究了联合国有关人权问题的文件。我注意到联合国70年代文件在人权问题上重视经济生存权、发展权的提法，尤其注意到这一提法与近年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强调人权是个政治及意识形态权利的差别。由此我意识到，西方对于人权的关注，实际是对政治制度的关注。西方的真实目标是按照西方利益的需要，重新塑造他国的社会制度。

针对此，我在1991年初与美国记者谈话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提法（《论人权问题——答美国ABC电视台记者问》）。这一提法后来被广泛采纳，成为回击美国人权功势的武器。

1989—1992年间进行这些谈话和采访，曾分别在西方各主要大报如《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华盛顿邮报》、《亚洲经济周刊》、《费加罗报》、《读卖新闻》、《产经新闻》、《东京时报》、《朝日新闻》、《信使报》、《Foresight》等及我国《北京周报》发表。产生了较强烈的国际影响。

6、1990—1991年间，我曾接受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校党委邀请，就我国内外形势及坚持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问题，与大学生、研究生作过数次报告及对话。

作这种内容的报告，在当时部分学生中存在对党和政府抵触情绪下，是相当困难的。特别是当时由于“美国之音”及香港刊物对我的诋毁，许多学生对我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存在误解。但通过努力，这些报告仍取得成功，终能得到学生的热烈支持和掌声，帮助国家作了对大学生的转化工作。

7、应当指出，由于我于1989年后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为我国政权、制度和民族历史公开声辩，使我加倍受到国内外一些政治势力的敌视。一些“民运”势力指我是“知识界叛徒”、“政府走狗”，策动“把何新搞臭”。1989—1991年间，香港一些报刊，利用我在国内难以自我申辩和出境起诉，曾掀起一个以造谣诽谤为手段、极其卑鄙下流的人身攻击运动。

三

1991年秋，我调到政协工作。我近两年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改革开放需要，对我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1、1989年动乱后，当时国内发生严重市场萧条（“疲软”）和经济困难。海外一些人士曾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崩溃。为此香港多时人心不安，银根不稳，股市疲软。1989年11月30日日我在香港《明报》发表《中国经济近期会否崩溃》一文，论证中国经济虽遭暂时困难，但绝不会发生崩溃的理由。据《明报》编者告，此文在香港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以至影响“股市回升”。

2、1990年以后，我国经济陷入困难。我在给领导同志的建议中，指出我国经济中亦存在“生产过剩”引起的经济衰退。我指出此次困难的原因与经济中资金循环不畅有关。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四项政策建议：（1）调低利率以刺激投资和消费。（2）扩大出口。（3）限产压库。（4）促进边境易货贸易（1990年5—8月）。而当时主流派的意见则恰相反，建议建立保值高息储蓄、囤积物资防止抢购、压缩出口等。

我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引起的经济衰退，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理论新见解，并与近年在国内非常流行的匈牙利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理论相矛盾，亦与近年在我国经济学中影响极大的新古典理论相矛盾。

这一观点提出后受到国家领导同志的重视，实际成为后来经济中实施限产压库、扩大出口等政策理论支持基础。但我的这一观点于1990年底在报刊发表后，却在理论界受到广泛的讥议（被指责为缺少经济常识。理由是中国这么穷的国家哪会有生产过剩？）

通过近两年的经济发展进程的大量事实，证明我国经济中确实存在大量闲置和重复和生产能力，存在大量的产成品积压（即生产过剩）。啧在这一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当时我向国家领导同志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亦被实践证明对于摆脱当时经济衰退是有实效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我近年也写了很多论文，多数均直接呈报国家领导同志。

例如：我曾在1990年4月预测苏联即将解体，于1990年9月预测戈尔巴乔夫一年内将下台。于1991年初预测当年7—8月苏联可能发生动乱。在海湾战争期间，我对美国从事这场战争的战略目的，这次战争的全球意义及战争的进程和结束时间也均作了较客观的分析和预测。

1990年秋我应邀访问日本时，曾会见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我在国内较早提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崛起。

1992年3月我应邀访问古巴，曾会见卡斯特罗。我向他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情况，并建议他及早在古巴进行经济改革。否则古巴社会主义将很难长期生存。归国后我将古巴经济政策社会情况及发生政治不稳定的可能，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

在1992年、1993年初写给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中，我对我国对外开放新战略、意识形态改革、市场经济规律等问题作了新的研讨。我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了市场经济规律问题，认识到市场经济中存在四个基本规律：（1）市场有限规律；（2）投资效益递减规律；（3）相对成本递增规律；（4）市场经济波动规律。这些规律过去在我国是被忽视或否认的。我援引我国经济统计的材料证明了它们的客观存在。这一年我到一些省区进行了经济考查和研究，对当前经济形势、面临问题（例如关于农业问题，1992年11月），及时向中央作了报告。

总之，自1988年以来，我在以上学术思想领域中，作了一系列新的、有些是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一批成果。当然，这些成果远非都是成熟的，更不是没有缺点失误、以至错误的。但是总的来看，可能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者多，也因此而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鼓励、关怀和肯定。我对此引为鞭策。

何新

199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