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2、毛泽东论中国的工业革命
3、陈伯达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激进观点
4、斯大林误解《资本论》
5、1958年的"共产风"
6、毛泽东注重实物经济
7、毛泽东特别关注所有制和社会分配问题
8、张春桥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9、以"四因论"分析文革
10、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分化的问题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12、钓鱼政策
13、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14、历史中的悲剧性
1、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记者：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工业化是否产生了影响？
何新：影响至深。30年代初在江西根据地，博古搞左的路线，实行所谓把中农剥夺成贫农，以此动员强迫投身革命。这种荒谬政策，反映了布哈林思想。50年代高岗主张以扩大剪大差向农民征取"贡税"，从而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模仿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中国党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后，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左的路线不得人心。中共7届二中全会所拟定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从50年代初到1958年公社化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实际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
农产品征收的政策，也接近于列宁的"粮食税"政策。毛泽东曾指出：
"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5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这种体制实际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市场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是1958年搞公社化以后又改变了它。50年代中共决策层困绕着合作化问题及"冒进"与"反冒进"和过渡时期"总路�"的争论，实际正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模式的争论。也类似于20年代苏联发生的争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一派主张选择"农→轻→重"顺序的"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和发展道路，而毛泽东则倾向于略有调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1955年后，中国也面临了重工业资金来源不足和粮食不足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更多地从农民手中拿到经济剩余，以支持重工业先导的工业化路线，毛泽东最终也于1958年选择了农业大集体化的道路。农业社愈搞愈大，最终搞成了人民公社。
1958年，中国推行城乡公社化，实际就是重新回到苏联当年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至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否认价值（成本）结算和等价交换。这些措施，正如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土法大炼钢`铁一样，得到毛泽东支持由下而上地发起。这些措施，必际上是在重蹈1917-1920俄国"战时共产主义"的复辙。它仍然不可能成功。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
正是通过大跃进遭遇的挫折，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经济运动中存在某种"客观的"、"不以人意而改变"的必然性和经济规律。1959年他说：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运用它。"《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因此在1958年底-1959年，他向党内提出了"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10日，"关于读书的建议"，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98年1月）他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说：
"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
甚至更长。"《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此时他显然已经意识到经济工作"栽跟头"的可能性。但他自辩说：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这时他回过头来批评1958年主张搞"共主产义"（刮共产风）的人：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指陈伯达。
他又主张回到"混合经济"的路线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
"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当时毛泽东还建议人们读苏联最新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对于这本书，毛泽东颇为重视。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他为此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等。
我在文革时代曾得到一个当时流传的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的谈话录，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
记者：你的感想如何?
何新：实际上，苏联编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不包涵真正有用的经济理论知识。对苏式意识形态，1923年列宁曾发表过一个精辟幽默的评论。他说：
"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第一、……太长，有五十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译成各种文字，并且译得都很好，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味道。第三、即使偶尔有个把外国人能够读懂，他也无法执行。
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列宁当时批评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官方文件。
列宁当时批评的是俄国人为共产国际编的一个政治文件。但用来评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尺寸颇为合适。毛泽东读此书后对全书所做的评价认为：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年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实际上，苏联那部书又臭又长，概念生硬，啃起来感觉象在嚼石头。毛泽东认为是写法不好。其实不是写法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写好。苏联的经济学界在布哈林、普列奥布拉斯基、康德捷耶夫等杰出理论家被斯大林所镇压或放逐后，已整体地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思辩的能力。后来苏联的理论家只会机械地演绎和复述马恩列斯以及新的中央文件。根本不可能搞通和理解国民经济的运行原理。所以这本书实际是一系列经济范畴的生硬堆砌和教条汇编。
在毛泽东读此书的这个谈话录中，经济问题谈的并不多，主要讲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已经是近乎常识的东西，如社会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要搞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剥夺农民等等。
但是，毛泽东同时对当时的政治、哲学、世界形势和战略问题，即兴式地发表了许多看法。这些看法虽缺乏系统性，但许多议论气势宏大，一语破的，极其尖锐、泼辣，令人振奋。
例如毛在书中谈到关于中国的工业革命问题，就相当精彩而深刻。
2、毛泽东论中国的工业革命
记者：我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这部著作，请你介绍一下毛的看法。
何新：毛泽东在50年代所思考的经济任务实际就是关于中国的工业革命的问题。工业革命在英国约发生于1770年以至1825年之间；由1815年起，已逐渐传播全欧及新旧世界。"工业革命"一词，本来包涵着三个方面，第一，是制造方法，运输方式，交通和情报的技术底变动；第二，是工厂制度的兴起，工业组织与管理乃至管制劳工的新方法之采用，第三，是新技术学和工厂制度于经济、文化、社会所产生的结果。此处自不能把工业文明的伟大意义，一一综述，但其基本要求，则为：（1）搜集原料供工厂的需用；（2）替工业出品找求市场；（3）向农业国获取食物；（4）把剩余资本，输入其他国度。这种新经济所造成的文化，为前此所未有。毛泽东说：
"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
美国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常用自己驳掉的论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个报告对中国政策的结论是采取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承认中国，但是要同中国接触，通过接触，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报告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现有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如果其中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公社，在统一领导、计划安排下，利用当地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小羊群"、"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小土群"，那就可以大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对我们一九五九年的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即使达到了这一点，按人口平均，还相距很远。
法国《快报》的评论中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其中一条是他们承认我们跃进的因素继续存在。并且还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他们说，中国正向世界上将近二十亿人进行挑战。他们说，这不是军事上的挑战，而是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向帝国主义挑战。中国的经验，唤醒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使他们想一想，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他们今天还是落后，还是贫穷，究竟应当怎样办？
'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总的讲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
又如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尖锐批评当时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潮。毛说：
"1960年1月份的苏联《文学报》约了很多世界名人，其中包括英国的罗素，给这个刊物写文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大家都不要军队，都不要武器，全世界只留下警察就可以了。苏联的刊物，竟然宣传这样的观点。说好一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压力的幻想。这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恰恰相反。美国人说，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备战，需要加强军事威力，加强他们的国防设备，努力改善他们的军事生产。"
毛泽东说，教科书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
"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所谓"落后即该挨打"论，这种理论是偷换命题。把"落后会挨打"，偷换为'落后活该挨打"，它是社会达尔主义"弱肉强食"这种殖民主义理论的现代翻板。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则认为：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
"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毛泽东认为：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记者：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似乎常常是逆向思维，与一般人的观点正好相反。
何新：毛泽东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辩证法。他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庸人想象的只能顺序前进的自然数字序列，1→2→3→……∝。相反，历史的结构在发展中会有跳跃，有奇变，因此，"落后可以打败先进，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胡态明就相信毛泽东，所以在越南打败了美国）。毛泽东说：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
"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
必须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
又例如关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毛泽东指出他们也主张国家干预的原则。他说：
"教科书关于'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引文均据《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9年出版。
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这就酝酿着战争。
在文革中我反复读过毛泽东此书。正是这本书，引起了我思考和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思考国际战略问题的最初兴趣。毛泽东是我的经济学及战略问题的最初教父。
3、陈伯达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激进观点
记者：毛泽东当时所批评的"刮共产风"者是否有所指？
何新：确有所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出现了两个"左"的理论家，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个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废除土地及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类似布哈林的主张）。另一个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废除按劳分配和等级制（类似托洛茨基的"新阶级"论）。他说：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同志们，我们才几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实际上，毛泽东起初似乎也是欣赏这两个观点的。但他后来采取了保留态度。然而，从文革的实践看，在思想深处，毛泽东似乎一直认为这种左的观点仍然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目前时机和条件尚不足以实施。
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正是重用了这两位"左"派理论家。特别是对于张春桥，一生颇善于识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识破其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
记者：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又要让他们来"反驳斯大林"呢？
何新：斯大林主张在计划体制中，在消费的方面保留商品和货币。这是斯大林模式之不同于布哈林模式的一大特点。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高度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所指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对于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将采取废除私有制、废除商品和货币制度的措施。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马恩选集》第3卷第443、第441页。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在上次谈话中已指出，恩格斯拟想的这些政策，在1918年十月革命后曾被俄国共产党实践过，失败了。因此斯大林说：
"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回答，他们以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摧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这里斯大林显然是在指苏共党内的"左派"包括布哈林所代表的观点。毛泽东读此书时也指出：
"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
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批注和谈话》第39-42页。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了如下的5点概括：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和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1、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2、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3、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4、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号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5、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转引于同上书。
这5点概括有些符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的并不符合，例如第5点主张"把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是完全不符合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设想的。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即"经济资源"）的主体及命脉，但容许资产阶级存在。特别是在流通业（商业和外贸）中。
然而，毛泽东说：
"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同上书，第44页。
4、斯大林误解《资本论》
记者：为什么在苏联和中国，"左派"都主张取消"商业"和"商品流通"呢？
何新：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源于左派对于《资本论》的一个错误读解。
记者：错误读解？
何新：是的。列宁曾说：小生产会必然地、自发地、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晚年谈话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特别读到"商品""货币"仍然存在，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问题使他晚年为之极其困恼，并且正是使他重用象张春桥这样一个具有极左理论倾向的政治小人和阴谋家的原因。这都是出于对《资本论》的错误读解。
记者：这与《资本论》有什么关系？
何新：《资本论》的第一章题目是"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论证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商品经济的萌芽），怎样逻辑而必然地发展到商品制度的最高形态--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发展的逻辑使许多共产党人对商品制度感到恐惧。所以斯大林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斯大林对此回答道：
"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生产仅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按：那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呢？难道是低级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吗？）
斯大林认为：
"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这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与列宁的不同。列宁明确地肯定地说，苏维埃领导下的商品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而斯大林则说不是，它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因此这种商品经济不服从商品生产的必然规律，不属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为论证这一点，斯大林还讲了这样的话：
"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
"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这个论点表明他的确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读懂《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1章。
记者：为什么？
何新：关于对这个问题纯经济方面的回答，我想放到我们讨论经济决定论的那一次谈话中再谈。这里只想指出，斯大林在这本书一开始谈经济法则的必然性时就指出：经济法则不能取消也不能消灭，它是一种强制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必然性。他说：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
"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则，那也就能消灭法则，而以另外的法则去代替它们了。"
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如何能够改变或改造商品生产和历史运动的普遍法则呢？一个政权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取消商品生产。但是，只要你恢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内在秩序和必然规则就也将随之恢复。至于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取消商品的生产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它也是服从着一定的历史规律的。总之，斯大林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
记者：文化革命时代，许多地区的乡村禁止集市贸易，禁止"投机倒把"的私人经商，认为私人商业活动会导致"资本主义"。
何新：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斯大林此书，并作了详细的思考、研究和批注。毛泽东对商品生产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说：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万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
这样讲，前面所说的经济的客观必然性，经济的决定论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只要有人的选择，有人（国家、党、政府）的意志，就可以改变历史和历史规律。
但毛泽东是睿智的。他在读此书时已经意识到斯大林的自相矛盾。他又说：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1958年又讲过这样的观点：
"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饭不要钱就是萌芽。
供给制是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它不造成障碍。"
1958年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其实就是来自这一观点的。
毛泽东虽然主张利用"商品生产"，但在本质上，他始终认为商品的生产与资本主义是相连在一起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最终应当废除商品制度和价值规律。
5、1958年的"共产风"
记者：据说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人民公社实际上已废除了商品的制度。
何新：这种废除商品制度的思想，在1958年就是所谓"共产风"，即无偿剥夺和占有他人财产。毛泽东在1959年初的郑州会议上曾讲到过这一段历史。他说：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
同样的原因必然产生同样的结果。与苏在1920年一样，剥夺农民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对。毛泽东承认：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十一月以来，这股"共产风"刮，农民反抗。白天吃萝卜英、晚上吃大米。
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毛泽东当时也意识到1958-195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与当年俄国搞"战时共产主义"无偿掠夺农民的作法有所相似。他指出：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消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沙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个，结果粮食产量还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
毛泽东说：
"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但是，尽管1959年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应当利用商品经济的观点，1960年当邓子恢等人提出搞"三自一包"和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这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在1966年以后的文化革命时代，毛远新等人在辽宁农村推广所谓"哈尔套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自留地，禁止农民养鸡、养猪、卖鸡蛋。
波尔布特等人在柬埔寨将居民强制驱赶到农村，建立"义务劳动"的集中营，废除私有制商品和货币制度，谋图以此消灭城乡、工农、贫富差别以及资本主义。这些愚蠢荒谬的所谓"共产主义"实验，其根源都是出于对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点的误解和源于布哈林主义。
记者：从毛泽东的《经济学笔记》看，1958-1959年间，毛泽东开始重视"价值法则"即"价值规律"的问题。
何新：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毛泽东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这是诡辩，不付出这样的代价，也可以搞一些工业基地。二者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后者不能作为支持的论据。）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这些话在理论上出于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误解。在实践中，是很不讲道理的。
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他对这个规律的研究仍不深。他仅仅是在"等价交换"这一意义上作出理解，这反映了50-60年代中国以及苏联经济理论水平的整体不发达素质。斯大林说：
"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定范围内的。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也必须这样说。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这个法则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经济政策，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限制价值规律，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毛泽东则认为：
"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绵、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计划经济（物动型经济）与市场经济（资本运动型经济）的根本区别点。
6、毛泽东注重实物经济
记者：你认为毛泽东的经济理论素养如何?
何新：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理论经济学似乎了解并不多，特别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从没有谈到过。他似乎也不甚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在读书时曾提出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他说：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怎么办？"
他对经济问题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实物经济的水平上。他认为：
"现在计算劳动，采取实物计算和价值计算两种形式。实物计算形式，例如多少万吨钢，多少千匹布，多少立方土，等等，比价值计算形式，更易为人们所了解。"
人们知道，毛十分厌恶货币。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能生产出更多的实物--例如棉花、粮食、钢铁。他说：
"建设8年，才搞了3700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
他又说：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
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因为他认为应用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实物。
他认为苏联的经济不成功，根本在于忽视农业，中国不能学。"一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
但矛盾的是，在社会动力问题上，他最注重的却是人的精神力量，即意识形态动员的力量。他说：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7、毛泽东特别关注所有制和社会分配问题
记者：毛泽东不是也很注重生产关系的改造吗?
何新：是。我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抓住了经济问题的一个纲。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更不是所谓"资源配置"。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一些主流经济学所不懂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也必须指出，虽然毛泽东未必深研于理论经济学，但他领导和发起了伟大的经济实践，在他领导中国的近三十年间，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进行了成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这一点现在已被历史所证明。
毛泽东所理解的生产关系，一是所有制关系，二是分配关系。对于生产资料(即生产设备)，西方经典经济学称之为"资本物"，包括土地、工厂，毛泽东主张全部收归国家所有。他说：
"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
他认为，对原来是资本家、地主的东西，要没收掉或低价变相地由国家拿过来(赎买)。原来是农民的东西(如土地、耕牛)，也要逐步而有策略地没收掉。然而矛盾的是，农民得到这些东西本来正是通过他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而分配给农民的。例如通过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的。毛泽东说："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
"俄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共产党对农民采取了均分土地轻徭菁赋的政治，而不是共产、掠夺、公有的政策，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才取得了农民的无限支持，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伟大战争胜利。"
他也考虑过通过公社化进行土地和资产兼并会不会引起农民抵触的问题。他问道：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承认：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把公社化错看为国有化，不少地方发生农民把土地推给人家，自己情愿少种的现象。"
但他却相信最终会得到农民支持，因为"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他认为要分两步走：
"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我们最后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首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经过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转变为国有。"
但实际上，这一政策是背离了农民阶层的既得利益，因此一直受到一部分富裕农民，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抵制。
直到1980年邓小平进行农业改革，实行承包"即土地租让制，还田于民"，才真正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一直情有独钟。他说：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来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解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
我们的党是边疆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8、张春桥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记者：毛泽东是否也在本质上反对私有制、货币和私有财产的存在。
何新：是的。对于生活资料，即生活消费品，由于每个人都需要，无法实行共产。所以他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的分配方式是按级别分配，这种按级别分配当时被称作"按劳分配"。"劳"即贡献，对社会的贡献。但划分"劳"之多少的基础却是地位级别的高低。这种分配方式依据于一个假定：社会地位高，级别高，则对社会即贡献大、"劳"大，因此享受的消费分配品就多。因而工资高，货币多，有好房子，有汽车。
这种分配方式的实质是按权力、按社会地位分配，权力与地位成正比。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分配方式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是一种社会等级制的分配形式，在中国古代实行过"以爵分等"、"按口授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的较低级社会分配形态。
这种分配形态导致革命成功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在理论上，苏联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都曾指出这种新的不平等。
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日益关注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册，第878页）（阶层）这个重要概念。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1965年，他又提出了"官僚主义阶层"的概念。1966年的文化革命中，他提出了"走资派"这个概念。1976年。他提出"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这几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一直梦想尽早消灭商品交换和货币。在读斯大林的书时，他看到斯大林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仍象大约30年前那样是必要的。他就问道："30年后还如列宁在时那样。什么时候，商品才可以消失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不平等深为反感。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使人被区别为三六九等，不公平。他总是想废除掉，他希望找到一种更公平和平等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说：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反对商品制度和这种等级分配方式?
何新：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违背了他的政治理想，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阶层"的出现。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
悲剧在于，毛泽东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空想性的共产主义，是苏联在1920年以前试图实践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保留着19世纪乌托邦社会理想的许多空想色彩，在现实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毛泽东的经济学读话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中一直存在许多矛盾，令他感到困恼。例如，一方面他同意必须激励生产者，为国家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实物，使国家富强。因此必须容忍人的自私心：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但另一方面他又说：
"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一定要出毛病。'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就带来个人主义危险。"
如何能避免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如何协调管理阶层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如何能让人民只公不私？从50年代直到他去世，困扰他的就是这种问题。这两大问题，即实物生产与平均分配的问题，可以说也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两大基本主题。
在70年代，我曾反复研读毛泽东的这部书，思考他的理论。可以说，正是通过读这本书，我最初接触和领悟了经济学问题的意义。我那时已经初步意识到毛泽东"有为"的经济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存在重大的矛盾。我努力思考这一矛盾为何发生。毛泽东的这本教科书笔记，与《资本论》，正是使我在经济学问题上得到启蒙的书。
记者：那么您，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期理论和今天的现实呢?
何新：我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失误，可以说失误在分配决定论上。
1958年，他发现并支持张春桥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张春桥政治发迹的起点)。
张春桥这篇文章立论的着眼点，就是批评建国后干部(官员)薪金、待遇存在较大等级差别，所谓"衣分五色，食分九等"，导致物质分配上的不平等而与共产主义理念存在矛盾。
对这种物质分配的不平等，张春桥认为乃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存留，应予消灭。观张春桥一生政治行迹，我认为此人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攻于心计的小人。他对社会等级差异的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出大公于天下的共产主义理念，不如说是个人受压抑的偏狭的嫉妒之心。但毛泽东当时却深为赞赏此文，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一直主张取消或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记者：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何新：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所有权，实际上就是财产的私有权。毛泽东主张对此加以限制。张春桥则主张根本取消。
限制是对的，不限制就会导致尖锐的两极分化，会使社会陷入不稳定。但取消是不可能的。
张春桥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分配决定论，认为物质分配形式决定所有制形式。这接近于拉萨尔和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恰恰是马克思一直反对的观点。
我在看四人帮被审判时注意到，张春桥始终一言不发。他是抱恨而死的。也许他至死还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张春桥从来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最重要的两部书《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从来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所以他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
可悲的是，毛泽东似乎始终没有深入研究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后的那些著作。他更重视的是《国家与革命》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著作。他没有深入研究"新经济政策"以及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的批评。正是在那些著作中列宁对十月革命采取的激进共产主义措施作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
9、以"四因论"分析文革
记者：您既然谈到了文革，我想能否请您离一下题，暂时不谈经济，请您谈谈您现在对文革的看法。
何新：我认为文革有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原因、政治斗争原因和社会原因。
在意识形态上，我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在1958年失败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实验（"五七"道路、巴黎公社式民选政权即"革命委员会"、让城市青年下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等）。
而为这一代价高昂的政治实验拓开道路的，则是高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以激烈无情的政治斗争清除了党内阻挠他实施其空想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刘少奇和其他权力障碍。因此他才可以在一种空前的规模和范围（涉及近十亿人口），将空想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想（见之于1966年的5·16通知及5月7日致林彪信）付诸全面实践和实验。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全中国10亿人民都能被动员起来，全民一起参与这一斗争和这种实验？除毛泽东如神一样的权威魅力之外，空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是针对着在革命后中国社会中正在萌生、当时尚未充分展开的社会矛盾，即由于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分配差异引发的官僚主义与普通民众的矛盾。
而文化革命之所以必然失败，是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全面瘫痪，民生贫困和人民的总体性失望。为什么最终会发生这种失败和失望？因为文革的手段，文革所构拟的社会新制度，是一种空想性的、内容贫乏而抑制活力的制度。既不能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也不能解决发展经济的任务。
事实上，文革派曾经同时承诺了两大目标："（1）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2）文革将大大解放生产力。"但搞了多年之后，老干部被打倒了，造反派（王洪文一类）上台了。但造反派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相反倒成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的拥有者。而他们恰恰又是比劳苦功高的老干部更不具备资格的这种不平等权利的继承者。造反派成为文革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结局似乎只是帮助了造反派夺取权力。文革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没有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由于经济停滞和人口增加，城乡人民在70年代的生活水平已大大低于50年代。因此人民普遍认为自己受到了文革派的愚弄和欺骗。人民从支持它转而反对它了。这就是导致文革失败的必然原因。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可以分析为四种原因：动力因、形式因、素材因、终极目的因。我们可以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对文革作一下分析。
概括言之，（1）政治（夺取权力）斗争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致动因。（2）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为这一运动赋予外表和造型的形式因。（3）人民群众与党政官员的矛盾（所谓"大官、小官、工农兵的矛盾"）则是引发这场大运动的社会燃料，是素材因。（4）社会进步的目的因应当是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改善。这是任何激发人民活力、取得人民支持，使社会存在与运动的总目的因，而文革即失败于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上。
记者：您的分析虽简略，但很新颖。可是我仍然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文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夺权（夺刘邓的权）。
何新：政治斗争，以及由于这种斗争导致的中央权力的转移，无疑是文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实上毛泽东在"5·16通知"以及"一月革命"前后的讲话中曾多次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始终认为围绕权力、政权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政治斗争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唯一原因。否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对手是刘少奇。在中共"九大"已打倒刘后，为什么他还不终止这一运动呢？
尽管夺权是文革的重要政治内容，但是它绝非唯一的原因，它只是这一运动的致动因。实际上，毛泽东考虑以文革运动的形式加以解决的并不仅是一个或一群政治异见者，而是谋图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作进一步的全面改革。然而，1966-1976年的十年间，这种新制度被置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理论）为代表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暴力的全面专政）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
历史证明，夺权的目的比较容易就办到了，制度改造，以及更为重要的，通过制度改造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即"文化大革命"）这一总目标，却没有通过文化革命而得到实现。
毛泽东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正是导致毛泽东晚年在精神上深陷痛苦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毛泽东，文革确实是以悲剧而告终结的。
10、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分化的问题
记者：您是否认为，文革前政治体制和形态与文革中的体制具有不同?
何新：当然。表面上的"壳"和名义，虽然似乎未变，都还叫"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发生了本质和功能的变化。
文革首先是一场夺权斗争。毛泽东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是指这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的根源来自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指这一点。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的国家，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党内派别的矛盾。社会阶级、利益集团的政治取向，往往是通过在执政党内的代表、代理人和不同派别来谋求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政治派别斗争反映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966年8届11中全会，毛泽东改组党的中央政治局以后，到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毛决心罢黜老干部一派。此后经历过长征时代的政治元老占多数的中央政治局被虚化，中央文革逐步取代政治局的地位，不仅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解释者，而且成为了政治决策中心。
这个罢黜元老的过程是以"打倒走资派"的名义进行的。其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这种最高权力，包括最高官员的选择、任免，国家大政的立法，政治意识形态的制订以至部分司法权(如对被怀疑有罪官员的审查、性质判定、定罪和处置方式），这些最高权力最终都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
没有毛个人的肯定或圈阅，任何部门(包括政治局、国务院)不能推行任何重大政令，进行任何重大人事任免。
在这个时期(1967-1976)，国家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的程度，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记者：那么我想问一句，您认为四人帮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
何新：他们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对现实不满，窥觎着权力的边缘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阶层就是后来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进步，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1974-1976年前后，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前后一直反复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认识不同。斯大林一派的苏维埃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关系和对抗性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已消灭阶级。敌对分子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派遣特务、间谍或个别的腐败分子。
1965年中共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矛盾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因此这个报告认为，激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矛盾了。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报告是持不同看法的。八大结束的第二年，他在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1962年，他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记者：但是当时，党内刘少奇等领导人，不是也承认中国仍存在阶级斗争？
何新：都在讲这个问题，但看法却有本质不同。刘少奇等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地位，认为阶级敌人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或有攻击性的敌对分子--如地富反坏、间谍分子。
但毛泽东的看法则非常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集中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
1960年他在读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在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他提出这些新概念，实际是在确定新的政治革命目标，这种目标他认为应当集中在执政党，执政党内的高级官员身上。
1965年以后，他已决定发动这场目标对准执政党高层的新的革命。因此，1965年10月他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6年1月，他在武汉对地方干部讲："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希望你们学蔡锷，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这实际已是在直接授意让地方造反而反对中央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从内部摧毁国家政治体制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自杀性的革命?原因即在毛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这种认识中。
记者：文革前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革中、文革后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何新：表面上似乎未变，实质则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变化。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文革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分配的变化，而且导致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结构的重大改变。
1949年中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其溯源来自历史上的四种原型。
1、决策机制参照苏联以党和政治局为决策核心的权力中心控制模式建置；
2、行政系统参照着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省部体制模式建置；
3、吸收了延安时代民主参议制的内容，以及抗战后多党多派的政治协商建立了"统一战线"及民主党派参政机制；
4、在人大与政协的民意及民众代表制度上，参考了近代西方的两院体制。
事实上，文革前的政治体制，虽然还不能说已充分体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民主精神和理念，但也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专制性体制。
记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寡头政体(即专制政体)，二、民主政体(多数人决策)，三、贵族政体(精英决策)。您认为文革前的体制是否与此有关？
何新：应当认为是精英（即高级干部）决策的权威体制。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严复在19世纪末曾翻译了他著的《法意》。《法意》在60年代有一个新译本，就是《论法的精神》。幸运的是，70年代我流浪北京时从商务印书馆搞出来的那批书里面，就有这本书。
孟德斯鸠将国家主权划分为三大权力：(1)立法权；(2)行政权；(3)司法(护法)权。
这是一种古典式三权划分，其理论来源是古希腊，但这种划分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国家权力还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4)统治集团成员的任免权、继承权。(5)军事权；(6)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的制订和解释权。
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多数作出决定的主权原则，即所谓"民主"。二是必须用权力去限制权力，以此防止对权力的滥用。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记者：那么您如何分析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您认为这种权力结构与文革前有何变化？文革中的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何新：你向我提出的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记者：那么我换一个方式。您认为孟德斯鸠式的这种主权划分适用于中国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4年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极为重要的名言，这段话在《毛主席语录》中列为第一段。它的涵义包括两点：
(1)党是最高决策机构
(2)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
因此，在文革前的国家体制中，决策核心是党的政治局，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是人大。咨询机构是政协。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国务院，统帅着各省、部、委（国务院总理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与决策，然而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不能独立行政）。
最高司法权是高法高检。但实际上，司法及检查权也是从属于党的领导的。
文革前的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即最高决策权。但是，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真正的最高决策核心并不在人大，而在党，在党的政治局，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
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性，是决定官员任免及权力配置的决定性基础。
在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党的政治局确定了
毛泽东个人在重大军事、政治、人事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的最终决策权。这是导向文化革命时期否定政治局集体领导，导向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权力根源。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党领导的一条红线贯穿下来。毛泽东称之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立法、领导行政、领导司法。还通过中央军委领导军队。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党领导一切，因此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军队总司令)也好，委员长也好，总理也好，作为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党。其职能都不是独立的。
一旦党的最高领袖作出决定，例如发动文革，他们就没有合法反对的可能性，必须服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周恩来是总理，陶铸是中央文革顾问，还有众多开国元老，革命元勋虽然对文革不满，但却在代表党所确立的新的权威核心--中央文革小组面前，在面临其打击下，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就是由于这种体制剥夺了他们提出异议，特别是实施否定意志的合法性。
他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党。必须服从党的主席，及他委任的中央文革。作为个人，他们在体制（组织）面前是微小的。任何反抗，都是"反党行为"，从一发动就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
记者：那么，党内民主呢?当时是否存在吗?
何新：在文革前，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曾经作过一个重要讲话，主旨就是讲党内民主问题，讲党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讲话的原则是高度民主的，可以认为是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民主原则的继续。
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这个讲话并不满意。证据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曾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重新整理这个讲话(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准备作为中央文件向下发。但上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当时扣住未发。
实际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57-1958年曾遭到破坏。特别是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两位中央副主席），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并将其罢官后，党内民主已复到限制。在1966年以后，中央政治局逐渐由多数决定的党内民主制，变成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的个人专制。所以文革可以认为是一场"政变"。文革实际上是政变。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回忆文章中曾说，这是刘少奇在被捕前对王光美讲的最后看法。
在某种意义上，刘少奇讲得是对的。因为文化革命确实是违反宪法程序、也违反中共党章的一次以群众运动（大民主）形式，全面改变国家民选合法领导层的准暴力政变。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步树立的。但实际上，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才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才使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袖的地位。这种地位，与政治局的多数决定(即集体领导)原则，是有矛盾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睿智独断，主要也必须依靠他的个人天才，他个人的雄才伟略，包括他的知人善任。
中共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特别是三年解放战争的惊人胜利。
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但并非一位经济天才。（据说毛泽东很讨厌货币。）在建国以后，在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意见发生过多次矛盾，他都以个人权威压制了政治局中的多数意见。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曾反思说：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成熟、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此，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事也怨不得哪一个，历史形成的。"彭德怀语，见其侄女的回忆录。
记者：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批评个人崇拜问题。
何新：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局借助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所形成的国际共运民主化的新形势，在中共党内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问题，并在党章中删除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在会后不久，毛泽东在经济速度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所代表的政治局多数发生了一次尖锐分歧。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党内代表，"离右派只有50米"。在压制了"反冒进"派反映的党内不同意见后，毛泽东即亲自发动大跃进，亲自站在领导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但是大跃进全线失败，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引起党内不满。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当时在庐山上差一点就形成多数人支持或同情彭德怀的局面。
毛泽东在批彭后，向党内的批评压力下主动让步，退出经济领导的第一线，还政于政治局集体领导，并且自己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60-1965年的5年间，中共党内民主和批评的空气有所高涨(这正是导致"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社会批评性舆论出笼的背景)。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并举起在国际上反修批苏的旗帜，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开始修正中共八大路线。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已经公开批评了八大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是错的。
但是，毛泽东对八大路线的这种修正，在政治局，在高级干部中遇到抵制和阻力。因此，1963年开始，毛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目的都是从思想和政治上解决对党的领导权问题，同时抑制不赞同其路线的党内（多数）不同政见。
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实际是政治局多数聚集在周恩来周围，对直接贯彻毛意图，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一次直接抗争。
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根据毛的意见，废黜了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会取代了政治局办公会的地位。
这实际又是一场政变。
"九大"通过政治结构的改组，确认了文化革命这场高层政变的合法性，将文革派成员吸纳入政治局，并彻底废黜了刘少奇。
从此以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予取予夺，朕言即法。党内的民主，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12、钓鱼政策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以你当时的身份，你思考这类重大问题是令人感到很奇怪的。
何新：那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事实上，当时恰恰是毛泽东要人们，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思考这些问题。
只是奇怪的是，他既号召大家思考，却又要求人们只能作出一种答案，就是当时报刊社论中提出的那些论点。而不允许有别一种声音，别一种意见。结果，象我这种真的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几乎都当了反革命分子。
记者：这是不是统一或管制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呢?
何新：的确是。在阶段性的意义上，这种管制思想的政策对于统一人们的思
想，是会具有一时效果的。毛泽东在军事上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
王震副主席生前曾和我谈过一件事。他说1946年毛泽东派他率359旅南征前，找他谈话。告诉他如果遇敌，不要先攻击，而要退兵，退一百里不够，要退避三舍，退它三百里。不退够，不要打。实际上，在政治斗争中他也经常运用这一原则，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对付彭德怀，在文革中对付刘少奇。
但是，在处理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也运用这一原则--先号召人们出来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出各种不同意见。但这种动员实际却是一种钓鱼，是所谓引蛇出洞。目的是引出各种不同思想而对之进行批判斗争，以至动员舆论工具，动员盲从庸众多数的压力，对不同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以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形式(当时称作"人民战争")，聚而歼之。这是毛时代管制意识形态的一种主要办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是有极高的敏锐性的。毛泽东曾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胡适一类文人用笔杆子同样可以杀人。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同样是高度敏感的，也不会搞戈尔巴乔夫那种"公开化"、"自由放任"。但是，毛泽东控制意识形态的那套方法，"大批判"的方法则同样也是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对的。
记者：西方认为毛的方法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
何新：毛的思想体系，政治体系包括政治方法，还是与斯大林主义有区别。
斯大林对他的意识形态敌人采取判刑杀头的处理办法。而毛虽然也强化思想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专政)，但单纯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异端而被他杀头的人则不多。
解放战争中贺龙杀了知识分子王实味，毛泽东为此批评了他多年，认为不该开这种杀文人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梦书坑儒开始，凡杀文人的都无好下场，都遗臭万年。雍正办了不少好事，但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兴文字狱，杀文人。
文革运动中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整死很多知识分子，例如老舍翦伯赞等，这也是遗臭万年的事。尽管死的人有多数是自杀或死于群众暴力。管理意识形态的方法，是控制传播而不是杀人。
但是可以说，就是由于毛泽东有这么一个不杀文人头的政策，尽管经历象文革这样大的浩劫，一大批异端思想分子，包括我这类当时多次成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在内，才仍然能够带着我们的异端和叛逆思想而活过来。
而正是这类异端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文化的因素，为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记者：那么毛泽东还是能容纳不同思想的。
何新：毛泽东是一代圣主，也是霸主，在大的问题上，或者用他自己的一种说法--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会违心地听从别人。据说他少年时喜欢一首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则(作)声?
你看，这首诗中就充满了霸气。
值得一提的是，为此，学者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就曾当面批评毛泽东缺乏容人和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这一批评可能击中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当时竟有失贤者风度地当众痛斥他。
但耐人思量的是，虽然梁氏此后即被打入政治的冷宫，其人其言终身不复被用。但毛泽东后来还是容忍梁氏平安度过后半辈子。反右，文革都没有搞翻这个老牌的"双反分子"(反毛主席反毛思想)。梁先生高寿，一直活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84年。斯大林是绝不会让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活到这么久的。
记者：这说明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
何新：是的。
记者：梁漱溟是在什么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
何新：主要是在农业政策和农民问题上。梁氏认为，国家工业化和抗美援朝两件大事并举，把农民搞得太苦，从农民手中剥夺得太多。
因此他试图为民请命。结果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当着全体委员的面把他痛骂一顿。毛的斥骂十分辛辣，这可以说是有失他作为大政治家的风度之事(这篇斥骂之词收入了《毛选》第5卷)。此事是毛泽东的疵点之一。
记者：梁漱溟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动怒呢?
何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围绕着国家工业化的路线问题，党内党外都发生
了激烈的辩论。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前奏是对农业结构的改造。英国16世纪发生了圈地运动。法国1789年后发生了消灭土地贵族的第三等级革命。美国19世纪中叶发生了南北战争，摧毁了南部的庄园奴隶制经济。德国16世纪发生了农民战争，改变了容克领主庄园制度。这些历史表明，近代工业制度及其上层建筑无法矗立在中世纪封建主义庄园经济的基础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把土地分到小户农民手中。但是，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是终极形态，本身就是极不稳定的过渡体。
土改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农村中发生经济分化。有人富起来，成为富农，买房买地置产业。有人穷下去，卖房卖地。这是农村中发生的自发性资本积累和两极分化的进程。
面对这种分化，同时也围绕着如何选择向国家工业化过渡的道路问题，党内、党外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的斗争。这些不同思想，大体反映为两条路线。
13、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记者：怎样的两条路线呢?
何新：一条路线，是支持富农经济的路线。从经济理论看，这实际是亚当·斯密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应该放手让自发的资本积累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让人们在经济致富活动中自由竞争。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实现城乡民间资本的积累，以及向工业资本形态的自然转化。
这种转化的过程，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农村中的富农资本，通过自由贸易，转化为商业资本，再转向农副产品的加工业，转向消费品的加工业，最后转向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可以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而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方针。
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路线。
斯大林式的工业化道路，使苏联在30年代获得了极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实现了国家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其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资
本主义国家。使得苏联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以先进技术装备了苏联红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这条路线必须是一条饿肚子经济--即勒紧裤带，全民被迫作出牺牲搞工业的路线。其社会后果，导致苏联经济体制下的长期食品及消费品匮乏，人民不满，积怨甚深。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造成了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滞后发展。也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对公民自由的全面剥夺，造成了苏维埃国家专制主义--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沙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集权体制。
记者：中国革命成功后，是否也想走这条路。
何新：有人想，高岗是一个代表人物。而邓子恢等人则想走市场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50年代为设计中国工业化道路而研究《联共党史》，他在朝鲜战争的刺激和挑战下，为快速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武备水平，决定采取近似于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为此就不得不对7届2中、7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进行修改，从而重新确立了1953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此而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重工业优先和高程度工业化建设政策。
这些政策导致了党内外发生激烈辨论。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搞重工业先导，不勒紧裤带搞原子弹，后来中国的国际处境也许会与今日伊拉克差不多。
记者：这是否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何新：是。自50年代初以来，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针，这两条路线纠缠交错，斗争了几乎30年。其间消消长长，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
从土改中是否消灭富农经济的争论，到刘少奇天津讲话，主张维护城市中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针，以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财经会议前的"公私平等纳税"的新税制之争，1955年关于合作化的激烈辩论，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高速度、反冒进，中央八大路线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在这一年写《论十大关系》，试图对两条路线作出折衷。即走出第三条路来。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1958年针对反冒进，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进行反击，推翻集体领导亲自走上经济指挥的第一线，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继而庐山会议纠左，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打倒彭德怀。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刘少奇再次主导纠左。(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邓子恢说：人民公社祸国殃民呵!)1962年经戴河会议毛泽东发动反右，1963年发动社教，提出整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概念，1966年5·16通知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8届11中全会发动政变贬抑刘少奇，进而决定全面发动文革。
20年间，在治上主导的、占据主动地位的始终是毛泽东的路线。但在经济上不断反扑，不断居于主导的，则是刘少奇的另一条路线，亦即文革中所批判的"刘邓路线"。
最终，中国导向市场经济的80年代社会改革，历史最后选择的仍然是第三条路线。这两条路线之争，可以说贯穿和影响了新中国以来50年的全部现代史。
14、历史中的悲剧性
记者：毛泽东的看法是否有道理?
何新：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形态下社会矛盾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深刻的，高于斯大林的理论，也高于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所以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
但是，最早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存在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家，是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前者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党的官员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的现象。
而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新阶级》，也从政治上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导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似乎确有某些相似之点。即不停顿地由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民族革命过渡到世界革命。
1965年，彭真指示北京编译所译出并出版了《被背叛的革命》及《新阶级》这两本书，作为"绝秘"版提供高干作为内部参阅资料，此举在政治上是意味深长的。
而林彪政治集团在"5·71工作纪要"中，也指张春桥、江青的思潮是极左性质的托派理论。
人们知道，毛泽东死前没有遗言。但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表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打招呼"的23段语录，可以看作毛泽东政治上的重要遗言。
在这些语录中，毛泽东谈到"大官、小官和工农兵"的矛盾。表明直到最后他仍在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形态下的社会矛盾问题。
将此联系1975年他要求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定权利，即保护私有财产权)，要求对这种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要人们"弄清列宁为什么讲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可以看出，毛泽东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始终是一个消灭社会经济差别，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他抱着这一不能实现的遗愿而痛苦地离开人世，可以说是抱恨终天。而在他死后，人所共知，换了人间，经济体制与经济路线发生了全面的转变。
记者：对今天社会中发生的这种转变他会怎么看？也许会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吧?"
何新：(笑)也许。但是用列宁主义的观点可以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是错。毛泽东是一位悲剧英雄。他晚年以日益衰弱的体魄，仍在与社会中日益壮大的新兴自发资本主义潮流作不屈的斗争，颇有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
批林批孔时曾流传两首"法家"的诗：
(一)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临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
(二)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罗隐)
当时传说毛泽东爱吟并反复圈划这两首诗，而梁效、江青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妄解。
其实，所谓"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种诗境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悲凉心境。
因此，在对文革派理论的反思中，我日益加深地意识到其理论的反动性。"他们讲着最革命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种反动不是政治的反动，而是对历史、对生产力发展、对历史进步原则的反动。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是经济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文明的进步。
四人邦的政治经济主张如果得逞，文明将被消灭。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会被彻底葬送。国家最终甚至可能陷入内战和四分五裂。毛泽东晚年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对政治局几个常委的最后一次炎话中曾问道：未来如何？也许是"血雨腥风"吧？中共领导最巧妙而稳健地办法消弭了四人邦之祸，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伟大。
正是在70年代那些痛苦的岁月中，我在《哲学笔记》中读到列宁摘录的费尔巴哈如下一段话：
"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对生命的爱、利益、利己主义)。善不是别的，而是符合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不是要消灭知识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不是的。但不能容许只有少数人是高尚的，而其余的人都是愚民。不是要根本消灭财产，--不是的，但不能允许只有少数人拥有财产，而其余的人却一无所有。"《列宁全集》第38卷，71-72页。
我认为这正是对文革"左"派理论针锋相对的批判。
记者：那么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条路线之间，究竟孰是孰非呢?
何新：两是两非。最终历史证明，正确的并不是单纯的任何一方，而乃是碰撞对立下的综合，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记者：你这样讲，我有点听不懂。
何新：正确的是合题，而且只能是斗争后相互扬弃了的合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刘少奇的个人命运是充满悲剧性的，身居高位，而身死囹圄，蒙受不白之冤，死无葬身之地。
但毛泽东的个人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毛并不是最后的赢家。尸骨未寒，发妻已成阶下囚。及身而没，政敌却已纷纷翻案。
从今天回顾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从现实性与意识形态理念性的两个层面去加以剖析。
从现实性角度看，刘少奇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思想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务实方针，适应现实的方针。
而毛的经济方针，则脱离现实基础，具有空想共产主义的抽象理念色彩。
因此，后者最终在强有力的经济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全面失败。人民公社解体了，总路线放弃了，大跃进被否定了。60年代的三面红旗可以说都倒了。
但另一方面，正是毛所倡导的重工业先导方针，快速工业化方针，在50-70年代，使中国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由一个极其落后停滞在中世纪经济状态的农业国，变成一个门类初步齐全，具有先导性的先进工业领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奇迹!而且这一奇迹是在50-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实施严酷的经济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
没有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这一成就肯定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黑格尔在谈到历史发展中的悲剧性时讲过一段精彩的见解。黑格尔说：
"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因此基督放弃了他的生命个性。牺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业，由他首创的事业，却永存下来了。"他说，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合理性的事物互相碰撞，有两种合理性相互对立地出现--并非好象只有一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不合理的，而是两方面都是合理的，它们互相冲突，一个毁灭另一个，两个结果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互为对方说明存在的理由。《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106页。
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一种新的历史综合，代表更高阶段发展形态的历史综合出现了。这就是邓小平所构想，而在江泽民时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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