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编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
1、布哈林创立了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2、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设想
3、列宁认为十月共革命中干了什么"蠢事"？
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发生尖锐矛盾
5、共产主义实验在十月革命中遭遇了重大失败
6、由雇佣制向徭役制转变是历史的倒退
7、革命在一个时段内可以创造非理性的奇迹
8、列宁亲自实施向资本主义的转轨
9、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
10、列宁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设想和规划
11、列宁的建设性"文化革命"思想
1、布哈林创立了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记者：社会主义搞了将近100年，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站得住的经济学体系。是否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成功？
何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成败得失存亡兴废，问题复杂，我们下一步再谈。
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我认为，还不能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我讲过经济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导国家政策的宏观经济学。这种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经济学，包涵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等国家领袖关于苏联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方针政策的论述中。这些论述，是他们从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所总结的，包括工业化、农业和粮食问题，财政金融及国家计划问题等等，这是一套现实的理论。没有这一套理论，就不会有过去中国成功的经济建设。
另一种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发展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就是经济的意识形态。我们过去那一套东西在理论上的确是失败的。但是你知道这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理论的创造者，究竟是谁吗？
记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吗？
何新：绝不是。过去许多人们这样认为，其实是大错特错。在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实际上找不到与后来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任何关系的原理。不信，就请你举证。
记者：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究竟是哪里来的？
何新：我近年经过研究发现，其基本理论框架是来自于20年代布哈林及其门徒的著作。
记者：布哈林？他不是被斯大林认为是叛徒吗？
何新：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9日，是苏联早期重要政治家、理论家，191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年任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辑。1938年被斯大林以叛国罪处死刑。后来被平反。布哈林晚期的政治命运，是列宁去世后联共内部发生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列宁生前曾认为，布哈林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实际上，布哈林应该被认为是苏联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但极为矛盾的一点是，布哈林又是主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应该取消"政治经济学"的人。他在30年代被斯大林枪毙了，但他所构建的一套关于"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却被苏联后来的理论家基本沿袭了。
记者：为什么呢？
何新：这个矛盾非常深刻。矛盾的根源即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抽象理念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存在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应该认为，布哈林可能是较早觉察到这种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列宁留给苏共的政治遗嘱中，认为布哈林是党的最好的理论家之一，但是"布哈林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在十月革命时期，他写作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本名著。
在书中，布哈林提出了四个命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布哈林认为：
（1）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济关系将逐步趋向实物化；
（2）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具，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量；即借助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暴力。
（3）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应当走向消灭。
（4）价值规律也应消失。因为"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制度的平衡律"。
这四点看法，代表了1918年革命后第一代在苏联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看法。
记者：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四种观点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
何新：但是，这在当时不但并非不可思议，而且被那一代革命家中的多数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探索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以说，这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
不论此书中的观点是对是错，布哈林是当时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的极少数有水准的经济学家之一。所以这本书出版后也受到列宁的重视，列宁阅读此书并对它作了详细的评注。
记者：列宁是否同意布哈林的观点呢？
何新：基本不同意。 列宁当时读此书后，以一种半嘲笑的口吻评论此书，他说此书中许多观点是"幼稚的"、"几乎象小孩子那样幼稚"。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58。认为此书充满"学究气"，即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但当时列宁已在重病中，从理论上系统地剖析和评论此书，对他已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没有妨碍此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成为后来一切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
记者：布哈林这本书是什么时间写的？
何新：《过渡时期经济学》成书于1920年初，当时苏联正处在围绕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发生的政治辩论时期。布哈林的这本书代表了当时联共党内的主流思潮。这种思潮是抵制列宁当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这本《过渡时期经济学》，可谓集当时苏联左派革命经济思想之大成。
记者：布哈林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何新：布哈林在书中说：
"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了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
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正统化观点。
布哈林还说：
"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末，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1页。
这种观点后来也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点。
布哈林认为，正是由于必须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不再需要有政治经济学：
"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第2页。
《过渡时期经济学》是一本在苏联国内外曾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尽管布哈林后来被斯大林杀害了，但20世纪前半叶苏联经济学家及经济著作仍大部分地沿用此书的观点和体系。
1949年中国建国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际也承袭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教科书体系。
但是，这一经济学体系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它导致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性质和过渡时期战略、政策和策略的严重误认。这种理论的错误，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后来为之付出了极其重大的代价。如果说苏联规范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是一个充满了谬误的经济学体系的话，那么这种谬误正是从布哈林那里开始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作讨论。
2、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设想
记者：为什么布哈林会发生这样的理论错误？
何新：根源在于布哈林--以及十月革命那一代苏共领导人（除列宁外）对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时代性质的根本错认。而这个错误根源实际又与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早期著作有深刻关系。
记者：为什么与恩格斯有关系？
何新：恩格斯1847年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原理中，恩格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提出了如下几个政策设想：
1、消灭私有制，
2、消灭市场和货币，
3、实行计划经济，
4、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5、消灭城乡对立。
恩格斯说：
"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
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
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
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
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本文收入《马恩选集》第1卷第210页。
不难看出，布哈林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模型正是来源于此。要知道，共产主义同盟实际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第一国际）。恩格斯草拟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为共盟拟定的一个社会行动纲领，这个纲领中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将在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被实施。
这种经济政策思想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共产党人。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实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共产主义实验，毛泽东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过渡设想和文化革命时代的所谓"五七"道路思想，后来的红色高棉取得国家政权后实施的自我毁灭式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农业集中劳动营"），无一不是按照恩格斯的这一乌托邦设想和模式进行的。
可以说，这种必须取消私有制、取消市场经济的思想，是20世纪100年来的许多共产主义政党历千辛万苦而夺取政权，但却最终丢弃政权的一切"左"的经济路线和社会政策的理论总根源。所有关于取消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经济实验的指导理论，可以说都发源于此。
记者：我明白了。
何新：但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在试图根据恩格斯的上述设想作共产主义实验时，却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以下三点：
（1）这个纲领反映恩格斯早期尚不成熟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未必可以得到马克思的认同。因为马克思对历史持有一种严格的生产力发展决定论的历史哲学。这种决定论是反对任何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
（2）这个原理写于《共产党宣言》之前。
（3）最重要的一点是，恩格斯所论述的这种共产主义政策，它所针对的国家不是指东方的封建主义农业国，而是欧洲先进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恩格斯在这个《共产主义原理》中又说：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同上。（这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工业经济还远远落后于英国。）
记者：你强调这只是恩格斯的思想。那么，马克思是否也赞同这些观点？
何新：我认为，不。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有两个稿子。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第一个稿本。但是，在1969年德国才出版了另一个稿本。
在这一稿本中，恩格斯显然从上述激进的思想有所后退。在这另一个稿本中有如下的问答：
"问：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
问：如果你们打算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答：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在这另一个稿本的问答中，恩格斯似乎接受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思想。
他已认识到，革命是不能由革命者随心所欲地去制造的。
记者：那么恩格斯是否修正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何新：有所修正。请再看以下的问答：
问：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
问：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问：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问：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制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问：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收入《马恩全集》第42卷，第373-380页。
在这些问答中恩格斯所提出的措施，已经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限制私有财产而且要在"民主的国家制度"中逐步过渡。这个纲领显然比前一个共盟纲领要理性得多，现实得多。
但是后一个问答远不如前一个共盟纲领那样著名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中国，这篇问答首次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中国已结束了文化革命。
所以，毛泽东生前可能从未读到这篇著作。
3、列宁认为十月共革命中干了什么"蠢事"？
记者：你刚才说，你认为马克思并不赞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表述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那种激进经济设想？
何新：对，我认为不会赞同。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他一向反对任何空想主义的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合作写作了他们的第一部著作，这也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即《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马克思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制度的独特历史理论。马克思的这种决定论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于青年恩格斯所具有的那种极具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浪漫主义。在这部书的中译本第30页，马克思讲了这样一段话：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记者：你认为这段话的涵义是什么？
何新：就我的理解，我认为这段话相当重要。它意味着马克思认为：
（1）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规范现实的理想主义运动。（如果它仅仅是这样一种主观理想即空想，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值得为之奋斗的。）
（2）只有在（"当且仅当"）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的全部经济政治及文化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而已经成为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中正在孕育成熟的一种新社会制度时，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现实的"；或者说从而才是可能实现的。
换句话说--如果生产力及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尚不具备，那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应当指出，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这种决定论观点，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在这种决定论面前，任何历史浪漫主义毫无存在的价值。
记者：为什么说与黑格尔有关？
何新：黑格尔平生极其蔑视关于理想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切抽象性空想。他曾这样说：
"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要知道国家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已经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
国家必须在它的制度中贯串着一切关系。例如拿破仑想要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得够糟的。其实，国家制度不是单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作品，它是理念，是理性东西的意识，只要这一意识已在某一民族中获得了发展。因此，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拿破仑所给与西班牙人的国家制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是它毕竟显得对他们格格不入，结果碰了钉子而回来，这是因为他们（西班牙人）的文化还没有发育到这样高的水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1页，商务版。
因此黑格尔认为，抽象地、过早地为一个尚未成熟的社会形态去规划或设计经济或政治制度，是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的。
马克思早年醉心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决定论，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历史观念一脉相承。
记者：你的看法很有意思。那么列宁对社会主义问题是如何构想的？
何新：我认为列宁的思想是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形势，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这样讲有根据吗？
何新：1922年12月11日，列宁在久病之后对共产国际（第4次大会）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惊人的历史先见之明和洞察力的报告。
我个人认为，如果毛泽东在1958年和1966年充分研究和理解这个报告中的告诫，也许他会避免发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并且会警惕和抵制陈伯达、张春桥这种幼稚而"左"倾的意识形态分子。
列宁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虽然名称叫"社会主义"，但其经济机体的实质却是半封建农奴制的小农经济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因此，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应当是建造社会主义，却应当是转向"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认为，在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俄国应当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俄罗斯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唯一现实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换句话说，列宁当时提出了在共产党执政下，有必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设想。
记者：这一看法让人极其惊讶。
何新：对！因为这种观点此前实际上乃是普烈汉诺夫等一部分"孟什维克"的观点。普烈汉诺夫生前反对十月革命。因为他认为，俄国的现实基础乃是半封建农奴制的半资本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发育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因此，作为俄罗斯共产党创始人的普烈汉诺夫认为，俄国首先应当搞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应等待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记者：这正是文革时被左派奋力批判的"唯生力论"。
何新：实际上，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的。
1914年以前，列宁本来一直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列宁在1914年时曾说，"一切幻想绕过民主革命而直接搞社会主义的人"，都只能是"梦呓之谈"。未来的俄国革命"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革命才能产生"商品生产"和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522、539、540页。当时列宁也是一个生产力决定论者。
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发生尖锐矛盾
记者：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十月革命呢？后来列宁的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何新：1914-1916年俄国出现了具备革命形势的严重社会危机。列宁在这种形势中，看到了共产党具有立即夺取政权即统治国家的重大机会。因此，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共产党应当不失时机地准备立即发动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因为"世界大战破坏了整个世界，世界的革命危机已在这个基础上日益成熟"。列宁认为，这种革命形势，会使俄国"由于未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遇到的种种困难，会因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列宁这时变成了一个积极从事历史创造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生产力成熟的历史选择论者。
历史表明，列宁并不单纯是一位理论家，他也是一位极其机敏的、"辩证"的革命政治家。在1917年10月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列宁不失时机地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人迅速发起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
但是，政治革命的胜利，政权的取得，似乎冲昏了夺权者的头脑。使得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立即在俄国着手建立崭新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思潮和革命狂热当时在俄罗斯极为风行。这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如下一个口号中，即"要在俄罗斯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任何剥削者的国家"。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368页。
为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革命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立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过渡。
根据这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新政权宣布废除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并不顾一切经济规律地随意发行"革命货币"和有货币意义的实物代金券。1920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废除某些货币结算的决议》，这个决议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对苏维埃机关和企业职工的邮电、电话、上下水、煤气、用电服务等一律免费；配给的食品免费；房租免收。人民委员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及有关部门，在两周内提出实施方案。
然而，一系列极左的激进"共产主义措施"，导致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大崩溃，大混乱，也造成了历史和文明的大倒退。
记者：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中，一向被认为是最能解放生产力的因素。
何新：从近代历史看，革命并不总是推进历史的。那种为激情和空想主义所煽动的政治革命，如果它不能回到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轨道上，都只会造成历史和文明的大破坏、大后退。1649年的克伦威尔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1920年的俄国革命，1966-1976年的中国文化革命以及1978年的柬埔寨革命，都一度发生了这种由于激进革命理想和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大倒退。
记者：你认为，十月革命后由于采取共产主义的激进措施，因而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
何新：对。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恰恰是列宁在1920年以后，于病中反省这一革命时所意识到和承认的观点。
当时列宁已认识到，"我们干了蠢事"，他认为，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激进的革命经济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向后退却。
记者：列宁认为主要错误是在哪里？
何新：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农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了我们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在这里列宁指出，革命者的错误就在于试图"用国家的法令"即行政手段，"在一个小农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建立"生产和分配制度"。
换句话说，错就错在试图在一个小农经济的落后国家里直接搞共产主义。列宁当时显然已意识到，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这种革命激情，违背了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因此列宁提出了必须重新调整政策的思想。而调整的方向是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后退。要利用"私人利益"机制，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即市场经济。
他说：
"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记者：列宁是怎样认识到革命政权的这种错误的？
何新：直接原因是当时不断激化的农民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实施所谓"余粮征集制"。根据这一政策，国家可以无偿地向农民征调口粮以外的全部余粮。这种征收尽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要求农民为城市工人、为革命作贡献，但实际上等于是一种经济劫掠。因此，这种激进的政策与俄国广大农民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利益矛盾。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提出：必须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大农业经济。对此，也引起了俄国农民激烈地反对这种激进的农业政策。
你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吗？
记者：读过。那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作品。
何新：对。在这部作品中以格里高利为代表的全家都是顿河农民，他们起初拥护革命，但后来却拿起枪来反抗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俄共在革命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
在1920年时列宁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正是通过农民对革命的抵抗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提出：俄罗斯的"农民没有任何国有化思想"。《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5页。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
布尔什维克想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而农民，特别是占全体农户65%的贫苦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占20%的中农），所想满足的却是几百年来梦想得到一块小土地"以构筑小农经济的"土地饥渴症"。
但是，当时列宁对革命的这种认识却得不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决定进一步强化土地国有制和对农民余粮扩大实行无偿征集，这种继续推行的激进政策，终于使农民的不满从政治上被激烈地引爆了。
这种不满情绪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1920年底至1921年春，在俄罗斯各地普遍爆发的农民武装暴动（实际是"起义"）。在乌克兰、俄国东南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沿岸和中部地区，都出现了暴动。这正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所真实的描绘的那种情况。动乱的高峰时期是1921年2-3月间。
最严重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921年2月28日。在苏联的海军重镇喀琅施塔得发生了红军叛乱。参加叛乱的士兵，多数是参军不久的农民。他们占领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和喀琅施塔得要塞。直至3月18日，叛乱才被镇压下去。
喀琅施塔得暴乱说明，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正是这次军事叛乱使列宁认识到，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存在重大错误，必须果断地根本扭转。列宁当时告诉党：
"农民曾经不得不去挽救国家，无报酬地缴纳余粮，但是它现在已经经受不住这样的重担"。
此后，列宁说服政治局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新的粮食税政策，并且恢复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在纳完税后将余粮卖到集市上流通。
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粮食税政策取代余粮征集制。
记者：二者的差别何在？
何新：当时也曾有人问列宁：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列宁回答说：
"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不值钱的）纸币。"
由于革命后新政权不加控制地滥印纸币，发生了激烈的通货膨胀，这使卢布几乎完全丧失信用，发生极其严重的贬值。而政府用由于贬值而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从农民手中强制征粮。这种作法近乎对农民手中余粮进行直接的无偿征用即掠夺（1958年大跃进中搞一平二调，所谓向农民调拨粮食，也近乎这种作法。）。
而粮食税政策，实质则是由国家向农民征收的一种实物形式的地租。余粮征集是无限的，粮食税是有限额的。这种实物粮食税额比余粮征集额要低。完税后的剩余粮食，国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
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粮食税的制度，与中国1978年进行农业改革后的土地承包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粮食税"，实际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一种地租？
何新：对，实物地租。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农民从国家手中得到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权。所以农民应该向国家缴纳地租即粮食税。
记者：但这里有一个主要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是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这种土地国有的法权根据何在？换句话，凭什么国家可以向土地使用者--包括农民，征收地租即土地租金？
何新：这一法权根据恰恰是来自革命--土地革命。
以俄国来说，十月革命前，多数穷苦农民也并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是地主贵族私有的，农民是耕作土地的农奴。革命打倒了地主贵族，把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因此，十月革命在开始是得到由此而受益的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的。由于农民从革命得到了土地，列宁说："所有非党农民都这样毫无例外地同情（革命）战争，了解战争，它除了苏维埃政权之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1920年11月，见《列宁选集》4-383）。（这一点你也可以从《静静的顿河》一书中读到。葛利高里全家本来都是拥护十月革命的。）也正是在这一支持的基础上，新政权号召农民缴纳军粮，"支援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
但是几年下来，特别是在国内战争已结束后，新政权却要把这种余粮征集制作为一种长期的农业经济政策坚持下去，这就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本来由于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得到了地主土地而支持十月革命的农民，这时反过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了。
记者：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使农民转变了立场。
何新：实际上，这里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土地所有权的真正性质，并不仅仅在名义上。土地的所有权取决于对土地的支配权及土地产品的支配权。
当革命者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把它分给农民时，这只是实现了名义所有权的转移。列宁曾经幽默地嘲笑十月革命中那种名义的转变："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列宁选集》第4卷第363页。）但是，当国家强制地要求农民接受当时由于贬值而毫无价值的纸币，近乎无偿地把口粮以外的全部（或大多数）剩余粮食上缴国家时，这就意味着国家变成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余粮也就成为经济意义的国家"地租"。列宁当时说："我们承认自己是对农民负了债的。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之后，我们一定要偿还。"（《列宁选集》4-390。）
同时农民们发现，新政权向他们索要的地租，数量竟高于过去向地主贵族缴纳的地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为革命作出贡献"，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空洞理由而已。当农民意识到经济关系的这一真相时，他们产生不满和反抗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所以余粮征集不仅是一种地租形式，而且实际上意味着土地真正的所有权由农民向国家手中的转移。这也就是引起农民反抗的必然原因。
列宁始终是一个伟大的、清醒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这里发生了错误。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在1921年果断地决定立即转变农业政策。并由此而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即全面经济改革的转变。
记者：中国的土地承包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承包给农民。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所不同吧？
何新：土地承包的实质，也是土地分租的一种形式。地租，其实就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公粮--也就是相当于粮食税。邓小平进行的农村改革，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以有限的实物税（地租）这里所说的实物税，就是粮食税。代替全部余粮（或公粮）的无偿征集。都是与民休息的和养民的政策。
记者：新经济政策是怎样开始的？它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设想？
何新：在农业中实行新政策的同时，列宁也认识到恢复市场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他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办法即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
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这段话极其重要。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要由革命倒退到改良，要承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并且活跃它们，同时用国家政策调节它们。列宁说：
"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不想故意看不到自己的失败，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
这意味着，列宁这时已完全意识到：十月革命后俄共所采取的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政治和经济方针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列宁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更是从现实中，从实施这些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包括所引发的农民反抗和严重社会对抗中，认识到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理念和方针是不合时宜与错误的。列宁说：
"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的，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便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
可以认为，1921年以后，列宁对于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由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应该指出，在中国，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反思，显然产生了与列宁上述思想非常相近的认识。列宁、邓小平不仅是革命家，也都是伟大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5、共产主义实验在十月革命中遭遇了重大失败
记者：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何新：十月革命之初，列宁曾经说：
"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
可见这个时期列宁思想也是十分激进的。在此之前，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曾写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列宁拟想布尔什维克党人执政后将实施的经济纲领如下：
（一）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将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建成模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二）"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三）"我们的直接任务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发挥了"4月提纲"的思想，进一步提出：
（1）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化）收归国有。
（3）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
（4）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
（5）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度。以上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第319-320页、第349-350页。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已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认为直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具有实际的可能。并且据此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1）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
（2）建立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
（3）废除一切商品生产，取缔市场交换关系；
（4）经济生活实物化：取消货币（通过滥发货币导致卢布贬值）；
（5）实行强制的义务劳动和平均主义的产品分配制度。
这些思想和政策，体现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典型看法。
记者：问题在于，很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上述政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柬埔寨"红色高棉"所搞的也无非是这一套。
何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些设想和政策，实际上正是根据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纲领》中所提出的那种社会主义设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曾说：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
"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问题在于，马克思提出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基础必须已具备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也许可以说，直到21世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建立在互联网基础的信用经济，才为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阶段提供了某种有现实性的可能。
但是，1917年的俄罗斯绝不具备发展马克思构想的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及技术基础。
记者：当时俄国的经济基础处在什么阶段和水平上？
何新：列宁十月革命前夜的1915年曾这样描述当时俄罗斯的现状：
"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具有军事封建性质"。《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5页；第392页。列宁认为，俄罗斯是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4页。
试问在这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野蛮文化基础上，建立高于文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可能性呢？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十月革命后所实验的俄国式共产主义，实际只能是一种空想共产主义。
何新：历史证明，正是如此。根据列宁1917年初所拟制的行动纲领，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实行了一批重大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造措施。大体有：
1、实现土地革命，剥夺地主土地并且分配给农民；
2、实行银行及大工业国有化；
3、建立工人监督及国民经济委员会；
4、废除商业和关闭市场。这些政策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付诸实施，基本上实现了恩格斯提出的经济改造纲领。
接踵而来的国内战争形势，并没有中止苏维埃政权对共产主义经济的实验。
相反，苏维埃政权推行了更加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措施有：
1、实行余粮征集制。根据这一政策，派军队下乡对农民实行直接征粮，这实际近乎一种武装劫掠，从农民手中强制有时甚至是无偿地征调剩余粮食；
2、实行工业国有化。使一切大中小企业均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为此建立了垂直的指令性经济管理体制；
3、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劳动不付工资）和劳动者军事化管理；
4、实行接近平均主义的经济关系实物化分配制度。
这就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共产主义体制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1、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在工业中把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在农业中以剥夺富农、中农为基础（因为贫农一无所有），无偿占有并支配农民的粮食及其他产品。
2、在国家经济生活（生产、贸易、分配）中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也是后来著名的俄罗斯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
3、对劳动力实行强制分配和无偿征用（义务劳动名义的徭役奴工制度）。
4、实物化经济分配方式，废除商品交换与货币（即"供给制"）。
5、在分配领域中实行政治性歧视，按"阶级"分配口粮及消费品。
6、废除商品交换和滥发货币及代用币（各种实物票券）。
但是上述政策导致了革命者当初意想不到的严重社会后果：
一，发生急剧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体系瓦解；二，粮食及一切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三，黑市交易大规模发生。
6、由雇佣制向徭役制转变是历史的倒退
记者：你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义务劳动制度？
何新：我认为，强制性的义务劳动实际是一种徭役制度。如果把义务劳动即不付报酬地直接征用劳动力变成一种国家制度，那么这就是一种徭役奴工制度。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尽管所从事的也是一种社会公益性工程，但仍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历史上秦与隋的速亡，与这两大工程是有关的。
十月革命后，当时苏维埃以"革命"的名义，也实施了这种义务劳动制度。当时的革命者以为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各尽所能"），殊不知由资本主义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向这种无偿劳役制的转变，恰恰是一种倒退。即由资本主义雇工劳动制度倒退到无偿的奴工徭役制度（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记者：无偿劳动当时是一种临时运动，还是一种常规性的制度？
何新：1918年10月5日，革命人民委员会做出一个决议，规定对一切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具体办法是，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只有完成一定的劳动义务，才能领取到相应的口粮。同年12月公布的《劳动法典》规定，凡年满16周岁至50周岁的公民，都应完成劳动义务。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苏维埃有权对其实行强制。
许多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和工业部门都先后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政府规定，凡自行离开岗位者，视为叛逆行为，会受到战时法令的严惩。
十月革命后实行这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在一个特殊时期支撑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但这些措施的后果是，政府支出剧增，财政收入日少，国家只好靠大量增发纸币"填补"财政赤字。1919年财政赤字占政府支出的77．3%，1920年达84．1%。据史料披露，当时造币局的工人劳动是最紧张的，他们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工人数比战前净增两倍。即使这样，货币增长量还是不能满足政府的需求。
造成庞大财政赤字的原因，除了军费开支以外，也还因为工业国有化过快，不少企业成了国家的包袱。1919年3月4日，人民委员会宣布法令，放弃银行贷款制，全部改行财政拨款来"养活"企业。财政赤字已如脱缰野马，完全失去控制。1918年对企业拨款额为50多亿卢布，1919年为500多亿卢布，1920年近上升至4000亿卢布。
滥发纸币的结果，使币值一落千丈。1918年7月1日货币流通总额为430余亿卢布，1921年则为11，680多亿卢布，4年之间增长20倍以上。消费品价格则上涨2万多倍！
在纸币币值几乎已贬为零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必然走向实物化。一切货币税收、货币工资、货币流通，统统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
然而当时却存在着一种思潮，革命者们认为发生这种通货膨胀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货币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货币贬值正是资产阶级货币在进行"自我否定"。通过它可以使资产阶级手中的存款化为乌有，从而彻底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让经济关系实物化，有助于实现"无商品和无货币的社会主义"。
应当指出，这种以无偿占用社会产品，掠取全部经济剩余品，无偿调用社会劳动力的制度，实际是一种野蛮制度，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它引起社会中日益增强的不满和反抗乃是必然的。
1973年，苏联出版了基姆佩尔松的名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意识形态》（我以上引用的资料即根据此书）。这位作者指出，革命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空想，幻想跨越过渡时期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一系列的空想，就构成了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基本体系。
战时共产主义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这是在东方国家特有土壤滋生的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根本精神是试图采用军事--强制（专政）手段解决社会经济建设任务。
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或者叫军事共产主义，在1958年和1966年的中国，在1978年的柬埔寨，都再度被狂热地重新实验过。
记者：这种实验也都一一失败了。
何新：它必然失败。因为它违背了历史规律。反社会主义的西方理论家，认为这种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其实正是这种失败，反而恰恰不断地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须适应也必然适应于生产力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谈。
应当指出，在发生社会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全社会被狂热的革命激情所笼罩和鼓舞，从革命的政治领导人到多数民众都可能在一定的时段内失去现实理智。革命军队是不需要支付工资的。革命本身也是不计较经济成本的。为革命而牺牲生命者更是不会向社会索取代价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十月革命时代这种革命激情所产生的一个典型政治人格。
尽管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保证了国内战争取得胜利。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新政权不想调整政策，而仍试图靠这种战时体制和革命激情进行经济建设。结果，苏联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时，人们是用一整套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来动员、支持、维护这些激进措施的。而最系统、最典型地论述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代表作，就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
7、革命在一个时段内可以创造非理性的奇迹
记者：为什么已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却不能掌控经济，无法将社会直接引上共产主义之路呢？
何新：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后面再详谈。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就是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这个假定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一切个人，都是为利益所驱动的，如果面临不同选择，人人都会按照个人物质（经济）利益最大化模式作出选择。
记者：这是一个经济理性主义的著名假定。你认为它是否正确？
何新：这个假定会受到共产党人，受到一切宗教家以及各种理想主义者的嘲笑。为某种抽象道义目标和理想主义价值而奋斗的人，常常作出违反个人利益的选择。例如格瓦拉，他放弃在古巴革命政权中的高位而赴身丛林，这难道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的选择吗？
历史中狂热的革命者，总是试图通过操控人们的思想，试图把激情的历史瞬态固化为常态，把非理性的少数人，通过思想教育和改造，转变成社会中多数人的激烈行动。
这种实验，在20世纪自从1917年以后，在苏联、在中国、在越南、古巴、朝鲜曾被试验过多次。但历史证明，革命激情一旦冷却，理性的利益抉择还是要占据上风。"经济人"最终会取代"革命的人"。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实验，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无视个人利益这一理性主义的原则。所以它所实施的无偿劳动和实物化分配制度终归是不能持久的。这一点，随着革命的深化和激情的逐渐冷却，在1920-1921年间，已被列宁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了。
记者：什么叫分配实物化？
何新：分配实物化在中国被称作供给制或配给制。例如新中国建国初期，干部没有薪金，发给干部的报酬是每月若干斤小米。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分配关系实物化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实行无产阶级优先原则，按"阶级"属性确定等级的分配制度，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搞了这一套；
（2）货币失灵，人们的生活需要只能通过以物易物去满足；
（3）经济单位之间实行直接调拨制（无货币结算，即中国大跃进中的"一平二调"）；
（4）取消商业和贸易。十月革命后政府禁止自由贸易。（一是禁止主要农产品私人买卖；二是禁止工业必需品交易。）当时自由贸易的范围是逐步缩小的。到1919年底，除粮食、饲料之外，肉类和马铃薯也列为余粮征集对象。1920年，征集对象几乎是全部农产品。一旦产品（农产品或工业品）被列入国家管制清单，从事私人贸易就被视为触犯国法。禁止自由贸易一直持续到1921年春。
但与此同时，黑市（非法的自由贸易）则一直存在，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货币币值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当时的俄国经济几乎全部转入黑市交易，即以物易物的原始经济。
（5）在革命者内部实行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从工资角度看，1919年2月1日规定的全俄工人货币工资最低和最高级差为1∶1．9（600卢布比1150卢布）。但是货币贬值的结果，已任何东西使得上述差别失去意义。因为用货币在市场上不能买到任何东西。真正起作用的，仅仅是工资的实物部分（主要是食品）。
否定货币商品交换制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生活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以物易物经济，倒退到前野蛮状态的经济上。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历史现象。如果说，在历史中，掌权者，权力，政权可以利用暴力对社会进程进行违反规律的自由改组和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自由似乎并不是使历史进程向上运动的选择。因为这种向上运动的选择只能依靠生产力、技术和文化的缓慢进步而逐渐积累。但是，利用暴力却的确可以进行急剧倒退的选择，即逆进步的选择。事实上，通过自毁性的权力运用，以及毁灭性的动乱、战争和革命，人类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这种可悲的文明大后退。
8、列宁亲自实施向资本主义的转轨
记者：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一点呢？
何新：1921年以后，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这种大倒退，列宁当时尽管已在重病之中，但他比当时其他任何革命领导者更深刻、更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列宁在1922年回顾1918-1920这个时期时，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干了极大的蠢事。
他说：
"无疑地，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61页。
所谓"蠢事"，最根本一点，就是在极其落后的半农奴制生产力基础上，试图以政治革命、思想灌输和强制移植社会新制度（经济模式）形式，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
列宁在1921-1922年经过痛苦的反思，决定作出重大的重新抉择，这就是：必须否定和摆脱这种"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新制度，同时实施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轨。
这一主张一提出就受到了左派革命者的指责和多数人的怀疑。但是，列宁警告狂热中的革命者们：如果不作这种转变，苏维埃政权必将会走向灭亡。
什么是新的抉择呢？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设想。这种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倒退。用左派的话说，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记者：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洞察力的。
何新：列宁的伟大即在于此。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共产党在1917年不可能夺取到政权。如果列宁在1918年被刺客的暗杀杀死，那么俄共就不会作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苏维埃政权肯定会走向失败。这就是一个伟大领袖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
记者：列宁当时是怎样说服那些激进的革命者进行这种180°的大转变的？他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何新：列宁首先从现实主义的形势分析出发，俄国的经济基础极其落后，在这种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
"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列宁选集》同上，第659页。
其实，他指出必须转变对于农民的政策。在1921年对中央委员会的演讲中，他说：
"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原来就已贫困不堪的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过渡到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他告诉人们：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全部余粮转到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办法。"
他指出，实施新政策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农民的拥护：
"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满意他们目前的境况，这一点我们是有把握肯定的。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是我国的决定因素，这是谁也不怀疑的。"
由这种现实主义农业政策出发，列宁向人们论证国家经济应当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转轨。他明确地指出，向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变是极其必要的：
"粮食税自然是意味着农民在纳税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余粮的自由买卖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流转（即商品流通）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
在十月革命后，革命政权宣布已经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列宁于20年代初提出上述主张，要求国家政策实施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这是非常有创意而且勇敢的。列宁的设想是，这种转轨将分为两个阶段，先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后退，然后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列宁认为：
"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即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685页。
列宁说：
"早在1918年我就说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时比现在还要愚蠢一些，但毕竟还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
列宁后来又多次地说：
"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我们共和国那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
由此可见，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多数人还正狂热地献身营建"共产主义新制度"时，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已经开始了对这一革命的理性反思。开始考虑将国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轨，这正是列宁的伟大远见之所在。
9、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
记者：列宁当时如何从理论上论证这种后退选择是必要的呢？
何新：列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一生都是清醒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象布哈林、波尔布特、张春桥那种狂热的意识形态唯心主义者。
列宁亲手实施了由"共产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轨的实践。从1921年全面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初列宁逝世，他曾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这一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这一政策引起了苏联新生经济体制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当时已陷入深重危机的苏维埃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重新呈现出一片生机。
但是，列宁的主张在党内遭遇到极大的阻力，遇到了来自左派的强大反对声浪。左派坚持恩格斯拟想性地规划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反对列宁的现实主义。
过去那种共产主义，列宁认为它只应是临时的，因此将其称为"战时共产主义"--一种迫于战争所不得不采取的平均主义措施（剥夺资产，实行平均分配，废除等级制度，供给制"大锅饭"，废除货币等）。
但是左派对此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恰恰正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应当使之永久化，制度化，以作为一种新社会体制的开端。
记者：当时列宁是否能掌握政治局的多数？
何新：并不完全能。所以，尽管早在1918年列宁已经开始提到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事实上，直到1921年春农民反抗及白军反攻造成了严峻形势，党才不得不全面采纳列宁提出的现实主义路线。1921年3月8日-16日，在俄共十大上，列宁费尽唇舌才说服了中央而使新经济政策得以勉强通过。
当时他的转轨思想，被左派指责为"修正主义"、"右倾"。正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激进的政治革命本身具有不断增强的群众性自发动力。雨果在记述这一革命的名著《93年》中说过一句名言："革命总是吞噬自己的儿子"。
主张现实主义的领导人会不断被认为保守而由革命之友成为革命的敌人，被驱逐以至消灭。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事实上，列宁当时并没有能完全说服他的战友们。所以在列宁逝世后，伴随着新经济政策所必然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党内再度发生了激烈的政治争论--是继续坚持这一政策还是废除这一政策？而后来实际发生的情况是，斯大林彻底废除了列宁设想的关于"新经济"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政策，只保留了他认为仍有用的一小部分。
斯大林本人实际上既没有理解也不赞成列宁的思想。
记者：为什么列宁当时不能充分说服他的战友们？
何新：自从1920年以后，列宁由于重病一直处在半休息的状态，无法全面掌握和领导意识形态的工作。但是，列宁这个时期还是从理论上就提出了一系列崭新而极其重要的观点。
列宁指出，俄罗斯的现实经济基础是尚处在农奴状态的前资本主义工业化阶段。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考虑向共产主义的直接过渡乃是十分荒谬的。列宁认为，对于当前的俄国，所需要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国家资本主义。
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列宁提出俄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必须具有现实主义的眼光。他以此而谆谆地告诫共产国际中的东方国家共产党人，他说：
"凡是在不久的将来准备直接向资本主义进攻的政党，现在也应当考虑一下如何保障自己退却的问题。我认为，除了从我国革命经验中吸取其他一切教训外，如果他们还能注意到这个教训，那末，这对他们不但没有任何害处，而且在许多场合下很可能有好处。"
但是很可惜，那时的中共领导人没有重视列宁的这种告诫。所以后来才出现了李立三、王明等一系列左的路线。
10、列宁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设想和规划
记者：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代，列宁是否也对他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蓝图作出了具体的设想和规划呢？
何新：是的。列宁认为，苏联的国家资本主义应具有以下经济特点：
"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它与通常的国家资本主义概念不同。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土地国有这一情况是非常重要的，在经济上也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同照字面上理解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无产阶级国家不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我们首先租出去的只是一部分中小工业，其余的都掌握在我们手里。至于商业，我还想着重指出，我们正在设法建立合营公司，我们已经建立了这种公司，这些公司的资本，一部分是私人资本家，而且是外国资本家的，一部分是我们的。
必要时，我们随时都可以取消这种公司，我们要向私人资本家学习。"
请你注意，列宁在这里所说的"合营公司"，就是今天中国的"中外合资公司"。列宁反复向人们强调"国家资本主义要比我国当前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处在更高级阶段"这一点，就是为了批驳左派关于"新经济"是向资本主义倒退和复辟的观点。
记者：具体说，苏联的新经济实行了哪些新政策措施？
何新：新经济政策实行的主要措施是：
（1）稳定货币政治。停止随意滥印纸币，遏制通货膨胀。
（2）恢复商业、商品的交换和流通，
（3）以多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向资本家和中外合资的形式，恢复轻工业（民用消费品）生产，
（4）恢复集市自由贸易，
（5）组织各种股份公司（合营公司）和合资公司，
（6）向私人经营者出租中小工业，
（7）发展国际贸易，
（8）国家从商业及税收中积累资金，发展重工业，《列宁选集》，第662页，663页，664页，665页，666页，667页。
记者：由上述措施看，新经济政策非常接近于中国在80年代所实施的市场经济改革。
何新：对。新经济政策首先采取了稳定货币和恢复市场经济的措施。在允许农产品和工业品自由贸易的同时，在农业中开始允许合法的出租土地和雇工。
国营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并可加入市场活动。1921年8月12日和8月16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分别作出决定，即《关于恢复大工业、提高并发展生产措施的基本条例》和《关于扩大国营企业财政拨款和支配物质资源权限的法令》。第一个文件提出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最大的、技术装备及组织良好的、地理位置适宜的同一部门工业企业，可以（经批准）联合成为经济核算制的实体"，即经济托拉斯。第二个文件大大简化了国营企业财政概算拨款手续，为扩大企业自主权创造了基础。私人可以承租企业，允许工人失业（由国家发放失业救济）。
1922年2月1日，列宁在写给财政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的信中，阐述了建立工业托拉斯和实行货币核算，以及给予企业经营活动充分自主权的思想。他说：
"我想，各个托拉斯和企业建立在经济核算制基础上，正是为了要他们自己负责，而且是完全负责，使自己的企业不亏本。
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认为他们就应当受到审判，全体理事都应当受到长期剥夺自由（也许在相当时期后实行假释）和没收全部财产等等的惩罚。"
列宁还要求：
企业领导人要"用精打细算的商人的方法以保证国家的利益。"他指出：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农民，要更加缓和，更加谨慎，更加让步。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
不难看出，列宁的以上政策设想，与邓小平在1978年后于中国实施的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经济改革政策极其相似。
1923年4月17日-25日，在俄共（布）12大上作出了关于经济工作的新决议。文件中指出：
"既然我们已经转而采取市场的经济形式，国家就一定要给各个企业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而不希望用行政手段来代替它。"
1921年5月17日，人民委员会发布法令，鼓励小工业和手工业企业努力增加生产，实际上废除了1920年9月7日和11月29日的"小企业国有化法令"和决议。
1921年7月5日，政府发布《关于出租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企业的程序》的法令，允许合作社、联合体或私人，承租不宜由国家管理的企业。其目的主要是减轻各级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财政负担，加速恢复日用必需品的产生，甩掉国家的财政"包袱"。这种出租接近于中国80年代的承包制。
现在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股份制"在中国是一种自西方引进的新经济形式，是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合作社"、"公私合营公司"，也就是股份制的经济形式。列宁论股份制指出："合作社在资本主义国家条件下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同样毫无疑问，在我国目前具体经济情况下，当我们把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但必须是建立在公有土地上的，必须是处在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监督下的）同彻底社会主义式的企业（无论生产资料或企业占用的土地以及整个企业都属于国家）联合起来的时候，这里也就产生了第三种企业的问题，即合作企业的问题，从原则意义上说，这种企业以前是没有起过独立作用的。在私人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前者是集体企业，后者是私人企业。在国家资本主义下，合作企业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不同，因为合作企业既是私人企业，又是集体企业。"
股份制（合作社）起源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社会模型。他试图以此取代私有制自然过渡于社会主义。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国家重点鼓励私营小企业的发展。对其给予优惠的税收和扶植政策，以之作为扩大社会就业的重要方式。新经济政策以对外资开放和租借企业的方式，尝试利用外资，1926-1927年度是租让制发展的高峰年度。苏联同外国签订了172份协议。
"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向资产阶级让步，在经济领域租让制却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主要是租让给德国人。最常见的作法是，把技术援助与租让制结合起来。技术援助协之数目随之增长。1923年时签订了134个技术援助协定。"（克洛德·拉索《东西方贸易》第10页）
1927-1928年度，它们的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仅占0．6%（在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总产值一直徘徊在1%左右。）
1926年，私营商业组织了15个混合贸易协会，私人资本在外贸易流通中曾占到3%的份额。1926年以后，由于国家改行更加严厉的限制政策，私营工商业开始逐步萎缩。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合作。
在劳动制度上，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义务劳动制"。
1921年春，解除国家对企业的军事管制状态。允许职工自由选择工作岗位。
战时共产主义的一整套劳动强制制度，终于被废除了。
劳动就业制度的改变，加速了劳动报酬和奖励体制的改革。
总之，新经济政策实现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利用外资，容许私人贸易，恢复市场，恢复货币，并采取措施稳定币值。国营工业部门的管理向分权的方向发展。重新协调中央当局（当时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国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前者恢复了它做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心的控制职能；后者以托拉斯为单位，拥有经营上的自主权。根据经济核算制（当时叫做商业核算制），企业在投资、生产、销售各方面都拥有广泛的决策权。各企业通过市场直接挂钩交易取代了中央对物资的统一调拨。1923年承认"托拉斯和签订合同的另一方自由协商"议定价格为合法。国有化部门的范围是缩小了，对私营经济的干预减少了。
但是，列宁曾讲过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非党农民谈到租让问题。他说：'同志们，我们派遣你们去参加全俄代表大会，同时我们声明，我们农民愿意再受三年饥寒，承担三年义务，只是不要把我们的亲娘俄国用租让的办法卖掉'。"
记者：这个农民好可爱呵！
何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政策当时不仅在经济领域中实施，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也实行了开放搞活的新政策。
11、列宁的建设性"文化革命"思想
记者：当时苏联是否形成了与新经济政策相配套的文化政策？
何新：在十月革命中，苏维埃提出的口号是"消灭一切资产阶级文化"。但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列宁将这个口号改变为"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全部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无产阶级文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改变，由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消灭"政策，转变到"继承"的政策。这是一种建设性的新文化政策。
根据列宁的建议，20年代的文化体制在很多方面实行开放，运用了新经济政策的原则。英国学者摩西·莱文指出："在这一时期，由于列宁的支持，各种文化思潮和政治思潮可以同时存在，各种社会集团能够找到自主的表现形式，法制和诉讼形式受到尊重。"因此在1921年以后，苏联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文化复兴时代，可以说是苏联式的一个"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时期。
20年代初，苏联文化建设面临许多困难，文化事业呈现一片萧条景象。新经济政策时代，苏维埃国家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形式，允许私人或团体承租或开办出版社、剧场、电影院、艺术学校，出版杂志和书籍等等。1921年12月，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私人出版社的决议》，准许私人开办出版社，并且规定，这些私人出版社在得到有关部门批准以后，还可拥有自己的印刷厂、仓库、书店，亦可从国家手里租赁这些设施。在遵守政府法令并取得国家出版社同意的情况下，可以从国外进口书刊。到1922年6月，登记注册的私人出版社在莫斯科就有220家，在彼得格勒有99家，其中实际开展业务活动的约有40-50家，主要出版教科书、科技、经济著作和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等。私人出版的杂志也大量出现。1922年内，莫斯科有此类出版物337种，彼得格勒有83种。艺术和文化出现了高度的活跃和繁荣。
研究俄罗斯新经济时期政策的姜长斌指出：
"耗散结构论告诉我们，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只有通过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才能克服混乱，维持稳定。因此，文化体制只有是开放性的，才能使文化发展达到最优化状态。苏联20年代执行的正是这种体制，所以出现了'黄金时代'。"姜长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22年，列宁指出，通过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将使苏联在文化上提升到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就是苏维埃"文化革命"。与中国1966年那个"全面打倒和专政"的文化革命恰恰相反，这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建设性的文化革命。列宁说：
"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改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尽管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国的文盲很多）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文明国家，就必须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必须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还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看出，这一文化革命的意义与毛泽东所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消灭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的意义正相反。
前者是要建立发达的物质生产和文化基础以过渡到更高文明形态。而后者却是摧残生产力现有形态的历史大倒退。列宁曾指出，比资本主义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只能在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而不是在否定或消灭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产生。新文明应当继承全部文明发展的成果，而不是对旧文明的"彻底决裂"。因此列宁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独立于资产阶级之外的"无产阶级文化"。
江泽民现在提出"三个代表"，其中之一"代表先进文化"。我个人理解，其深远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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