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宏观经济学起源于"重商主义"
2、"重商主义"之名是一个错误
3、论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4、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
5、历史学派与发展经济学
6、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7、两种类型的国际分工
8、李斯特认为斯密"国际分工论"是阴谋
9、熊彼特论斯密崇拜及其自由主义理论
10、中国加入WTO是在钻圈套吗？
11、不同的利益体系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
12、近代工业化的两种模式
13、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起飞的秘密
14、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来源
15、关于社会主义为其经济成就付出的代价
16、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附录：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
1、宏观经济学起源于"重商主义"
记者：在前几次的访谈中，您多次提到前古典经济学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看作一种过时的、错误的、幼稚的早期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尖锐地抨击过它。但在您的讨论中，却似乎对重商主义给予很高的评价。请问是什么道理？
何新：首先应当指出，"重商主义"这个名称是一个错误，需要为它正名。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潮，又是一种政策本系。重商主义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也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思想。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和忽视这一理论体系，在经济的对外交往中吃了很多亏。熊彼特在所著《经济分析史》中指出：
"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作家，不仅不赞同而且很轻蔑"重商主义"--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些见解的错误，而且在论述其前辈时，养成了一种作风，即只要认为某一种著作具有一丁点"重商主义"气味，就几乎足以判处这部著作的死刑。
这个传统是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来自他对他（也许是效法重农学派）称之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体系的著名攻击（《国富论》，第四编）。"《经济分析史》1-140页。
熊彼特说，由于某一权威的谬误立说，常常在科学中造成积非成是的谬见。结果是：
"在科学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所拥护和反对的并不是人和事的本来面目，而是我们为其所作的漫画。"同上，第142页。
应当指出，虽然重商主义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为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服务的。重商主义并不是为商人服务的，而是为国家制订方针和政策服务的，因此它是"政治经济学"或"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前身。
记者：你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是否就是"宏观经济学"？
何新：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新自由主义，它的理论基石是微观经济学或所谓"厂商经济学"。它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以"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aller）作为唯一的信条。因此，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没有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地位的。美国经济学者维·利史特（加州大学教授）颇为深刻地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决策单位方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里出现了边际分析。边际效用的概念占据了显著地位，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随之诞生。
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广泛的社会问题转移到较为狭窄的限定的事物方面，最典型的是在被当前称为微观经济学的领域内与最大化问题有关的那些事物。
经济学家离开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和制度问题，而仅注重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试图详细说明他们能够如何分配资源以使其福利或财富最大化。'政治经济学'这一述语遂被"经济学"所代替。"《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商务版。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重新提出了关于国家决策、政府干预与国民经济运动的关系问题，从而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国家（政策）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两个矛盾的体系。接受宏观经济学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失败。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不把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他们也就没有给出经济制度的定义。如在西方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根本就没有"经济制度"这一词条；翻开西方最流行的教科书《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著），也找不到"经济制度"的概念。（倒是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作出了解释）。
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区分，所谓微观经济学，是着眼于私人经济行为的主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则是考察经济运行的制度、政策、社会条件的政策经济学。"在未受管制的经济社会中，资源主要是通过价格体系的运转进行分配的。研究这一复杂体系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宏观经济学涉及对资源利用程度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分析，而增长理论，顾名思义，讲的是增长和发展问题。"（J．K利思，P．T埃尔斯沃思《国际经济学》，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84第6版）
而宏观经济学，以及政治/国家经济学的起源，的确起源于重商主义（这一点是凯恩斯也承认的）。
2、"重商主义"之名是一个错误
记者：究竟什么是重商主义？
何新：按照老一代国内学者的说法：
"重商主义是中世纪末期西欧、南欧国家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但它还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科学。它只是处于产业资本统治以前的一个特定时期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正统政治经济学家过去关于重商主义很通行的一种标准解释。但它是不确切的。"重商主义"这个传统的习惯性名称很容易使人认为它只是关于"商业"（流通）的理论。
记者：你所说的不确切是什么意义？
何新：所谓不确切，就是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如斯密和老一代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模样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给人以误解，似乎这个学派只关心商业贸易问题。这种误解和造成这个误解的名称都是来自亚当·斯密。斯密有意无意地将重商主义予以丑化、漫画化。熊彼特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人和事的本来面目，而是为其所作的漫画。经济学史上突出的例子是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参看《经济分析史》1-142。）实际上，重商主义学派所最为关注的是有利于保护和培育民族工业的政策环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从来没有理解真正的重商主义理论。否则，我们在面对加入WTO的问题上，我们的讨论深入得多，我们的抉择也会明确和果断得多。
应当指出，虽然马克思高度评价威廉·配第这样的重商主义者，指出他是"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在总体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史》中对重商主义的分析，也主要是基于斯密关于重商主义观点而作出的批评，是一种不完整的分析。马克思当时似乎忽视了重商主义思潮或学派对早期资本主义革命具有的重大历史政策性意义，而只注重其对于价值理论的意义，把重商主义简单地看作认为财富从商业交换中产生的学派。
虽然重商主义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理论体系，但它乃是17-18世纪流行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宏观政策理论。英国研究重商主义的专家墨克舍尔指出："应当把重商主义看作主要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E．F墨克舍尔《重商主义》1--19，伦敦版。它直接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即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由于我国经济学对这一学说的长期忽略，使我们在国际经济政策观念上常常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
记者：重商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何新：美国国际经济学家P．T．Ellswoth和J．Leith曾指出：
"我们可以简要地把重商主义概述成以下的主张：国家政策至高无上的目标必须是使国家富强。这需要繁荣、多产的农业，各种形式的制造业，并保证可以进入外国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保护国内工业和管制贸易；是否成功的检验在于是否可以取得连续不断的贸易顺差。"应该提一下，一国国际收支中诸如货运收益、保险费、旅费、海外外交开支和军费开支等"无形项目"，是人们早就承认的，大部分主要的重商主义者都极力主张，在计算一国顺差时也得把这些项目包括在内。所以他们心目中的差额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贸易与劳务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熊彼特也指出：
"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取向一般地是，'他们赞成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闭关自守，赞成国家管理，尤其是赞成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经济分析史》1-502。
总之，国家主义致国家于富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根本政策思想。
例如，在奥地利重商主义者冯·霍尼克（1638-1712年）著作中指出：
"一个国家使用的所有商品，应该在国内加工制成，因为支付给制造业的款项一般都超过原料价值2倍、3倍、10倍、20倍甚至100倍。这个国家的居民应竭尽全力靠其国内产品过活，把他们的奢侈品仅仅局限于这些产品，并尽可能在不用外国产品的情况下生活。
应日日夜夜地寻找机会把国家的剩余货物以制成品形式推销给这些外国人，以换取黄金和白银；为了这个目的，不妨说必须到地球上的天涯海角去追求消费，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予以发展。
除非出于重要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进口国内有充分供应且质量良好的商品；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对外国人表示同情或怜悯。因为在友谊关系到我自己的软弱和毁灭时，一切友谊都完了。即使国内商品质量较差，甚至价格高些，这一点也是适用的。因为，买一件东西付出二美元而留在国内，比只付一美元而流到国外要好些。"
重商主义者深信，在寻求富强的道路时，不能让贸易放任自流，而必须加以管制。正因为如此，所以李斯特认为与其称之为"重商主义"，不如称其为"工业主义"或"重工主义"。英国经济史学家埃·罗尔说：
"很久以来，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切定义一直是个有争论的问题。
黑克舍尔教授在他的关于重商主义的长篇论述中认为，应当把重商主义看作主要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这个政策包括了旨在获得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民族国家的建立被放在第一位；货币的、保护贸易的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仅被看作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参看埃·罗尔《经济思想史》，第60、62页，商务版。
由于国家干涉是重商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罗尔指出：
（当时西欧领导）"政府的人们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意见，并据此制订了他们的政策，因为他们从这些意见里找到了反对国内中世纪分治主义的残余和国外的敌手，从而加强专制国家的方法。
必须承认，从开明的英国商人托罗斯·孟到奥地利的民族主义律师和枢密顾问官冯·霍尼克，许多重商主义文献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促进民族利益。"
罗尔还深刻地指出：
"在《国富论》发表以前的一百年里，全国规模的工业与商业管制逐步加强的真实意义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达成了他们的使命。
它们取消了中世纪的限制，为建立统一的强盛的民族国家立下了功劳。这些因素反过来又成了推动贸易的强有力的工具，直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
在最先完成这个过程的国家里，比如说英国和法国，国家权力立即转向新的途径。它必须帮助工业取得经济优势。但是先前的重商主义思想并没消逝。
直到今天，它们都不时地披着不同的外衣再出现，甚至有时这种重新发现的古代真理被认为是出奇地符合现代情况而大受欢迎。"同上。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指出：
"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单纯的技术（蒸汽机）革命，而是一种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农业）。"
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在熊彼特这位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看来，重商主义的理论中不仅蕴涵了现代西方全部重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包括"边际革命"和"主观价值论"的主要要素，而且是远比亚当·斯密及斯密主义更为深刻而重要的一种经济学说。
3、论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记者：如果从这样的观点看，重商主义实际就是一种市场保护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和强国主义。
何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在17-18世纪英国、法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勃勃兴起时，由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以献给国家（通常是国王）的政策建议的形式而提出的。例如16世纪西班牙一位重商主义者的著作题名为"呈献国王的备忘录：论如何阻止货币流出西班牙。"（1558，路易斯·奥尔蒂斯）
重商主义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国家经济走向振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学说。这一目标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宣称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私人经济福利的"最大化"。重商主义则具有统一明确的政策目标--致本国于富强。它不是为个人（"微观"）服务，而是为国家（"宏观"）服务。
大体来说，重商主义这一学派的理论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形成来源。
（2）认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必须以本国制造品出口到外国以换取黄金、白银（贵金属）。
（3）国际贸易的原则是多卖，少买，从而使贵金属（外汇）多在国内积累，谋取贸易顺差。
（4）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5）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政策结论由此引导出的是：
（1）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包括以关税手段、配额手段、行政管理手段以及汇率手段）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
（2）因此，要使外国不能利用与本国的贸易获利，必须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借助国家力量（通过上述四大手段）保护本国市场，防止外来制造品的竞争。
对于重商主义的这两大政策主张，熊彼特指出：
"在"重商主义"的许许多多措施中，会很容易发现许多措施并没有达到它们的提倡者心目中的目的，或者发现许多措施除了达到那些想到达到的目的以外，还产生了其他结果，而假如预见到这些结果的话，就不会采取这些措施了。亚当·斯密特别热衷于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其数目也许还可以很容易地成倍增加。
但问题在于，实际上是可以把"错误"分开的，可以把讨论提到原理水平上来。在此水平上，可以假定不存在偶然的失误，尤其不应忘记，任何一种管理制度都很容易产生许多错误。"
从历史看，重商主义的政策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实际上，重商主义就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重商主义即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参阅J利思、P埃尔斯沃斯《国际经济学导论》）。
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晚于英法后起的美国和德国来说，19世纪对美国及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发生过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思想汉密尔顿和李斯特，这两个人的理论都具有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与重商主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他们强烈地反对斯密的自由放任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观点的。
记者：你提到汉密尔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也实施过保护主义的政策？
何新：是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政治家和金融家，独立后第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长。
汉密尔顿可以认为是美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理论家。汉密尔顿站在工业资产阶级一边，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1791年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保护制造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力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阐述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提出了以加强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措施。指出，保护和发展制造业对维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很难保持住其独立地位。
他指出，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政府应当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他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向私营工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金；
（2）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国内新兴工业；
（3）限制重要原料出口，免税进口极端必需的原料；
（4）为必需品工业发放津贴，给各类工业发放奖励金；
（5）限制改良机器输出；
（6）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和提高制造品质量。
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思想，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和与先进国家相抗衡的国际贸易学说。汉密尔顿的学说，是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前驱，标志着重商主义体系的成熟化。
记者：你认为在历史上，重商主义哪些政策主张是成功的？
何新：埃尔斯沃斯曾将重商主义的政策概括为以下项目：
（1）外汇管制政策。资本主义早期国际货币是贵金属，金和银。因此重商主义最早提出的外汇管制政策就局限在限制贵金属的自由买卖特别是进出口。
（2）国内贸易垄断和市场保护。早期的重商主义措施是把所有外国人排除在国内贸易之外。
（3）国家直接管理贸易。各国试图通过各自的贸易垄断，在帝国区域内获得必要的补给、世界其他地区所需要的东西，买贱卖贵，以改善贸易差额。在进出口方面实施的许多详细规定也是为了追求这同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政策在现代条件下，例如在我国，仍然有效。它已发展为以国家力量对本国金融体制和市场的垄断和保护政策。
记者：重商主义的政策在当代全球化的经济新背景下，是否过时呢？
何新：必须指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在20世纪末才出现的新事件。全球化的起源是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欧国家开辟海外殖民地的运动。从经济观点看，我认为全球化自17世纪以来已走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寻找贸易市场和原料新产地，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建立海外殖民地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重商主义。
第二阶段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后期工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跨国公司、跨国产业的对外投资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以斯密理论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出现的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也就是所谓"新经济"的实质。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反映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一进程，体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利益的经济学说。而面对这种新的金融资本全球主义的新潮流，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需要形成对这个新时代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思想及政策的回应。以保护我们的产业和国民经济，保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使之不被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庞然巨无霸所吞噬。
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回过头来研究重商主义，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说伴随着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学说。但即使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过去的思想体系仍有效，也仍不会完全过时，它只是被"扬弃"，吸纳综合在新的整体中变成了一个环节。
记者：重商主义学说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条件下，还有回顾的意义吗？
何新：有人认为，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政策指针，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方针已过时而被放弃。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
实际上，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和其经济对手鼓吹"全球化"、"开放原则"，要求他们实施"自由主义"方向的"结构改革"（所以IMF常以这种"结构改革"作为提供货款和援助的必要条件）。以便尽可能无障碍地进入他国市场并逐步建立自身对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美英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模式是独占重要他国资源的一个范例）。
但是，对于其自身的国内市场，他们从来未对其对手包括友邦全面彻底地开放过。他们运用各种巧妙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商品的自由进入（包括运用各种环保的、健康的以乃至政治的限制办法）。
在现代全球金融趋向一体化的背景下，他们还巧妙地运用本国国内利率和国际货币汇率等手段，利率和汇率也已成为发达国家调节本国利益的重要保护主义干预手段。
因此可以认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未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过时。正如西方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实际上重商主义的理论也许是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广和长远的国家政策理论。"
记者：为什么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重商主义呢？
何新：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必须关注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因此而考虑在国际交换中如何为本国本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国际关系）问题。反之，亚当·斯密理论则认为以个人为单位，放任牟取私利（个人最大利益）的活动，会为全社会创造竞争和竞争中的动态公平。
那么，如果将斯密理论放在世界市场中，那么以国家为单位而取代个人主义，结论也应同样有效。即放任各国谋求本国最大利益的主体活动，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最有效率的动态公平。但斯密的矛盾之点是，他主张在国内对个人（私有化）实施放任，却不主张在国际间对各国的谋利活动实施自由放任。在国际间，他提出了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交换规则的问题。
李嘉图将这一理论发展为国际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的理论。而穆勒则进一步推演为贸易条件即供求效差问题。
（穆勒的比较利益或比较效率论是李嘉图比较成本论的反面。）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所考虑的是消费者（即买家）最大经济性问题。但保护主义所提出的国家经济技术实力和实力地位问题则被忽略了。
古典经济学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它不能解释比较利益的真实根源。
古典国际贸易论经李嘉图和穆勒的继承者修正和描述后，作为国际贸易可以获利的一项证据，直到20世纪的很长时期内一直被援引。被用来支持人们为废除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而进行的斗争，并支持后来为对抗保护主义复活而作的努力。
记者：在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关系被假定为一个纯贸易交换和纯效益考虑以公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为机制运作的体系。
何新：第一，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并非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剥削和强制弱国献纳贡赋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
因此有条件的国家就必须发展工业化，需要建立本国的国防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至今仍然有意义。
第二，问题还在于，工业品、高科技品附加值高，利润大。农产品及原料附加值低。因此这种公平交易结果就是不公平，即非工业国家处于弱势资本的条件下，在国际利润分配中，永远是相对穷国。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发达国家总是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要求穷国、不发达国根据优胜劣败的淘汰法则，接受这种穷而弱的异化地位。
第三，价值规律的更深层意义，是根据资本量进行分配。在同等条件和公平交易条件下，资本雄厚者所得利润（由于其供给难度大）高于资本弱小者（因它无钱投资于高科技及有机构成高的工业）。垄断的最高形态不是产业垄断而是资本垄断。正如熊彼特曾指出的，无垄断即无超额利润。
古典的价值论的缺点也在于此。在分析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产生时，从古典生产成本分析的角度，认为超额利润创生于生产成本中的活劳力、脑力及体力。但实际上，高额利润还有一个重要的创生来源，即创生于资本构成的比例。
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规律本质上是按资本分配的规律，而不是等价交换的规律。在同等竞争条件下，高额资本利润高于小额资本。特别是超额利润与资本的垄断地位密切相关。资本的垄断地位。资本垄断造成需求控制和供给控制。正是为了谋求对于国际资本的绝对垄断地位，才形成了国际霸权的角逐斗争。
4、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
记者：最近几年，国外非常关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何新：（笑）西方政治家对中国问题，永远是后知后觉。
1989年前后，国内外当时流行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必将垮台，中国不久必将会陷入动乱。这一年9月13日，我曾接受了澳大利亚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问我，西方当时对中国的制裁会发生什么后果。他认为，制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惩罚，是对中国反政府运动的支持。而我对他说："你们这种制裁最终将强烈地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使我们同仇敌忾。"参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册）第251页。这个说法当时让他感到很震惊。他对我重新提出"民族主义"这个似乎已过时的19世纪概念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后来，特别是在1999年5·18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以后，美国人惊讶地直接面对中国人的强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爆发。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未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发生而过时。
记者：你当时想到的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政治性的民族主义。
何新：不，我当时已经在思考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20世纪以来，在俄罗斯、中国所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体（本质）并不是创造了一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形态。这个运动的实质是经济民族主义。我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经济民族主义适应于亚细亚式生产方式的一种组织制度。
最近，我看到有论者较深入地阐发这一观点，指出：
"生活在东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最关心的恐怕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经济，摆脱落后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一条强国之路，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成为寻找强国之路的过程。所以，在东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更多也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完全是阶级利益。
20世纪初，面对西方各国的繁荣富强，几乎所有东方国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可是，这项经济制度在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贫困和经济凋敝。
中国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主义，显然大不相同。原本落后的东方大国，不得不对经典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变通。尽管实行计划经济，但却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条件，最后连计划经济本身也被放弃；虽然实行国有制，但却同时还有集体所有制和私营个体经济，后来还包括外资企业；在公有制内部实行按职称和级别划分的工资制，但职称和级别是否代表了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却大有疑问。总之，现实社会主义已经与其原版有很大差别了。
但是，这种不正宗的社会主义起到了发展的作用：（1）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进行资源总动员，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无法做到的。（2）级别工资制尽管不符合经典模型，但由于它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缓和了社会矛盾，消除了官僚政治时期社会动荡、无法发展经济的局面。（3）计划经济和收入平均化，消除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摆脱了官僚资本统治下长期萧条的局面。（4）中央集权发动的思想教育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这和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心涣散形成鲜明对比。正是由于这些优点，中国和苏联才从原来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强国。"
但是，这位论者与我1989年一样，仅仅着眼于东方民族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历史道路的普遍性。
记者：您指什么，什么普遍性？
何新：如果把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阶段放到17-18世纪西欧早期工业发展阶段作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普遍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国家制度具有可比性。
埃·罗尔说：
"任何有关重商主义理论的讨论，必须首先从由分治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如何导致富强的民族大国之间商业发展的种种变化说起（在西方，封建是分裂状态的同义语）。
民族国家的成长，渴望消灭封建社会的分治主义和教会精神势力的普遍统治。造成了对于财富的更大关心与经济活动的加速。商业的扩张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并促使农业日益依赖于市场。商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组织的变化。
……而这些集团唯一的共同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重商主义者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保护贸易并粉碎阻挡商业扩张的种种中世纪羁绊。
管理和限制本身--通过垄断与保护，现在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基础。因为商业资本需要更广阔和更巩固的市场，这些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可靠的保障。"《经济思想史》第54-55页。
反封建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的重要条件。这种反封建建立强大民族产业国家的任务，在西方通过重商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东方通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反帝，反封建）而得到了实现。
记者：我还是不太理解。重商主义的思潮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何新：有人认为，最早的重商主义是在14--15世纪即已萌芽。但真正的"重商主义是到17世纪才出现的，是随着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为了扩大出口贸易的社会需要出现的。"《经济分析学说史》1-5页
重商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期的代表性经济政策和理论。它的总目标是：
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国家政权保护下为本国工业开辟广阔的外部市场，保护本国工业和商业，谋取本国商业和产业的最大利益。
②市场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关税制度和国际贸易的垄断管理制度。
成熟的重商主义，是作为一种主张保护贸易和民族工业政策的思潮在近代历史上出现的。
"在十七世纪末叶和整个十八世纪的大部份年代里，国家的实际作法明显地是全面保护和国家管制。在那一时期里，现代工业的基础正在奠定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对进口货实施关税或禁运，禁止输出工具和熟练的手工艺人，鼓励原料进口或在国内生产原料，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以及给发展新工业者以补贴。
由于只准使用本国船只运载货物，因而国家的海外利润增加了。"
古典重商主义者中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实践性代表人物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首相（财政大臣）柯尔培尔。
路易14时代是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与中国的康熙时代大略同时。与路易14的法国同时面对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当时实施的是海禁和锁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而不是实施柯尔培尔式的扶植工业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是中国近代陷入不发达的经济政策性原因。中国的落后正是由于以封闭的宗法制农业为本位的传统经济思想落后所导致的。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柯尔培尔这位贤相所奉行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就不会有光辉的灿烂的"太阳王"路易14时代以及近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指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柯尔培尔当时任财政总稽核，他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是为了巩固专制国家的。例如，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公司，通过统一关税率来促进国内贸易，建立国家工场手工业，以及修建道路和港口。柯尔培尔主义客观上促进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发展。它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工具。（巴黎的卢浮宫、凡尔赛宫是路易14时代传留给人类的杰作。）
5、历史学派与发展经济学
记者：有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评价重商主义的？
何新：马克思对重商主义论述似并不多。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
（1）价值起源和剩余价值形成（价值分析）。
（2）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形成及其运行规律。
（3）关于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很少关注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问题（例如不甚关注当时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争。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论争。而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关注工人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早年（1846）曾经评论过李斯特的经济学。他批评李斯特为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
马克思接受了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误解。因此他也认为重商主义把交换差额看作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形成，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是幼稚的。
但是实际上，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表现，这在17世纪乃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概念，而不是错误的概念。这个观点对中世纪的财富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此之前，中古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是对货币（特别是纸币）的不信任，他们（特别是王公和地主们）把实物看作真正的经济财富，以囤积实物（动产及不动产）作为财富和实力的标志。
重商主义认识到货币是真正的财富，这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化的上升。即由具体的实物上升到抽象的价值标记--货币。
熊彼特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比马克思要深入得多。熊彼特是这样介绍重商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兴起的。他指出：
"随着十八世纪的消逝，经济学便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古典状态"。他们之间还是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讨论与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新兴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具有头等--而持久--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最有效的国际权威（罗马教皇体系）的崩溃。中世纪的世界是一文化统一体，至少在原则上宣称忠于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
教皇丧失了权威，罗马帝国开始瓦解。中世纪的国际主义寿终正寝了，民族国家开始维护自身的独立，与那种超国家的权威相对抗。"
"现代国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就力图摆脱超国家的控制；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坚持而且不得不坚持拥有绝对主权；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也要扶植本国的教会（法国的高卢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侵略成性。
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新的主权国家是好战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拥有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它们很快就被新世界所包围，诱使它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侵略或所谓"防务"就成了政策的重点。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具有自己的经济力量无法实现的政治野心，于是便努力开发和利用本国的资源，试图以此增强实力。
自十六世纪起，在大多数这类国家，君主都变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君主成功地使各阶级服从于自己的权威，不仅资产阶级和农民要服从，贵族和僧侣也得服从，只不过贵族和僧侣的服从带有这样一个条件，即他们继续享有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
毫无疑问，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是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公共收入，供宫廷和军队消费，但这种福利必须适应当时既定的政治形态和既定的社会制度。
正是在真正最关心制造商、农民和工人的福利的地方，所有这些便意味着管理一切，而这又意味着官僚政治的兴起。官僚政治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商业阶级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此便产生了"计划经济"，主要是为战争而开展计划工作。
熊彼特在反驳从自由主义立场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时讲过一个很公正的看法。他说：
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对重商主义政策作"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不妥当的。这种批判本身虽然并无不对之处，但却有碍于人们了解历史。昂温博士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据，试图使人们相信，英国实行"垄断"政策和从事海盗活动，并没有给整个国家带来好处（不过，如果断言掠夺财宝由于毁坏了信誉这一最重要的东西而没有给国家带来好处，那就太过分了），就这一点而言，他所犯的错误仅仅在于忽视了"垄断限制"和"垄断收益"的长期性。
但是，他的论点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论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论点即使更加有根据，也仍然不能使人信服。
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行为模式，必须根据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事实和人的观点来考察。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当时人们行为的不合理性就不那么明显了，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也是如此。
在战争连绵不断、损害他人本身便是一种目的的情况下，单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显然是不适当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在讨论历史情况时，我们必须时时把隐藏在各种行为方式后面的原则和执行这些原则的效率区别开来。这一点很重要。"
熊彼特又指出：
"举例来说，A、斯密不仅反对他自己的时代和他以前的时代的国家管理所带来的腐败和所犯的错误，而且还反对国家管理本身。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或反对扩大官僚控制，不仅是由于人们认为执行社会主义原则或控制原则的效率低下，而且还由于人们反对这些原则本身。这两种反对论点虽然都有其地位，但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所谓公共"垄断"政策和私人商业惯例，指的是这样一些措施和行为方式，它们试图通过以下方法使某一个人或集团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销路"，从而赚得利润：
（1）不让外国人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如果国土尚未成为经济单位的话，常常还要排斥邻近城市或地区的生产者和商人；
（2）除了得到特许的个人或集团外，尽量防止其他人进入某一行业，例如不准零售商从事批发业务；
（3）限制得到特许的个人和集团的产量，把这种产量分配给各个市场，并对其进行调节。
人们也许认为，假如资本主义一下子发展成熟而降临到世界上，假如资本主义不受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的阻碍而自由发展，人们也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些极为缺乏商品而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竞争性企业会象雨后春笋那样涌现出来。
然而，这种看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道理。贫穷是万恶之源，如果赖以产生需求的财富不仅需要加以引诱而且还需要加以创造，那么办企业的风险通常就会大大增加。
在工商业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向前推进的战略常常要辅之以防守战术，可是所有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顽固地拒绝这样看问题。
在长期发展不可避免地很缓慢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小心谨慎地捍卫每一发展阶段，以获得超越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手段和时间。
因而很自然地，同长期发展过程相比，那些每时每刻处于支配地位的、旨在实行保护性限制的做法和政策，会给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历史学家留下深刻得多的印象。
然而，即使是完全按照理性办事的政府，即使其动机仅仅是促进工业的发展，它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得不授予企业以垄断特权，因为有时没有垄断特权，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则将不得不对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垄断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
其次，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降临到世界上的，世界也不是一片空白。资本主义是从以前存在的社会形态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第三，各民族国家建立垄断组织或维持垄断局面，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
这种看法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思想界，具有非常切近的意义。
6、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记者：我注意到，在你的引文中出现了"国有垄断"和"计划经济"这两个词。这常常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
何新：你说得对。实际上国有制这个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所专有的，它是西方经济史上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即重商主义提出来的。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是国有制的理论奠基者。保护贸易，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贸易，为了保证本民族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筑起关税壁垒，不让外国货进来，同时用国家的力量来管理工业，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垄断资源，统一外贸。这套思想是重商主义的。这套思想，也就是必须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因为民族工业是民族经济、民族利益的来源。重商主义提出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雏形。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从表层意识形态看，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的并非重商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来看，很多东西是和重商主义特征相吻合的。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保护主义政策，包括闭关和排外的政策，实际上具有极其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我知道，我这个说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奇谈怪论。但我这样讲是有历史根据的。
在近代经济学中，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思想。李斯特认为重商主义实质是"民族工业主义"，《国民经济学大纲》第285页。即主张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早期经济思想。他们认为必须保护本国市场，必须运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开拓世界市场。
正是为了保证本国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他们主张高筑关税壁垒，用国家政治力量来保护国内市场，保护资源，保护对外贸易。这套思想都是为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服务的政策思想。
重商主义政策的立足点是保护主义，它们提出四点理由：
（1）保护幼稚工业，
（2）保护就业，
（3）自给自足，
（4）国家安全与国防。
保护主义，即对国际贸易进行的特定的限制，保护谁？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保护为国内生产者占有市场量，也就保护了本国的生产能力，就业机会。
记者：你怎样看这个奇怪的现象？
何新：20世纪的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种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前工业文明的民族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的制订者，并不是先研究了重商主义文献才形成他们的政策的。
相反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重商主义。但是人们根据当时发展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内容，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有许多可以印合之处。这种巧合，实际反映了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不可超越的规律性。
记者：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
何新：民族社会主义，即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提法。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在远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了独立的政治局扩大会，建立了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从此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就是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与普遍的全人类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30年代，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社会主义走上了民族化的方向。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了所有制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是不是将导致改变所有制?
何新：我现在不想绝对地回答会或不会。我只想说，公有制的实质是国有制。国有制要不要变，这个问题的实质又涉及到中国民族工业、国民经济的生存前途问题。
现在中国的市场中有三种经济力量：一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制工业，二是分散的非国有的民族工业(私营和集体)，三是外来的跨国经济组织。情况已经相当复杂，在资源、市场、人才方面，三种力量和利益也会有矛盾。
国有经济是中国全体人民奋斗50年，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一份大家业。以逐步私有化的形式化掉、拆掉、散掉或任其垮掉，或将其中的肥肉让私人、外国人兼并掉，这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行为。
从东欧改革的教训看，其国有经济的解体，常常意味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崩溃。所以对这个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进行慎重的考虑。
记者：看来，重商主义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它却常被看作一种幼稚的经济理论，被现代人忽视和遗忘呢？
何新：重商主义是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受到近乎故意的曲解和攻击。因为它的论点与斯密的理论是和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这样的理论：经济自由放任，解除一切国家控制，认为国家根本不干预的经济，就是对一切商品生产者最有利的经济。
"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史》，2-25，商务版。
在抽象的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主张在自由的市场上，排除一切人为障碍，放手让商品生产者进行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参与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体育场上也是一样，如果比赛，应当是同重量级的人与同重量级的人进行竞争。否则竞赛结果就是不公平的。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资本与小资本，高技术与低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等等。如果把这些条件不平等的国家放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优势、利益就很自然地将倾斜到发达国家一方。
我深信，有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拼命通过一切渠道向不发达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问题和奥秘就在这里。
与这个理论相辅相成的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国富论》一开篇就大读分工专业化对促进生产力的好处。目的就为的是论证国际分工。这个国际分工理论，就是你农业国最好向我们提供农产品，他生产能源就专门给我提供能源，我工业国利用我的比较优势给你提供工业品。这个理论非常有利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已经占据优势的国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几个人一起做生意，我的工业技术条件最好，你们筑起贸易壁垒，都实行保护政策，这当然影响我的产品销售，不利我的工业发展。所以我说不行，要自由贸易。实际上最大的效益必然落在工业国手里了。因为我的工业品比你的农产品，比他的初级产品具有高得多的附加值。最大的利润将落在我这里。长期维持这种自然形成的国际分工，必然导致非工业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化。
从表面看起来，比每个国家都自己去搞工业，自己来搞农业效益要高。由于工业制成品成原材料，初级产品存在交换剪差在现代条件下，是高科技产品与一般工业品的剪刀差。所以WTO的一个条件是要求中国对进口高科技品实施零关税。）WTO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税问题。是一个关税同盟的问题。
记者：在当代，重商主义对中国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在加入WTO的问题上？
何新：入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而入。
是为让外国产品及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西方的目的）而入，还是为中国产品能无阻碍或少障碍地进入外国市场而入？
站在中国国家、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人的立场，入关只能是为了帮助中国进入世界市场而入，为此而在适当条件下开放中国市场。而不是为了引进外资，引进外部商品，让其与中国工业品自由竞争，甚至是为了反对国有垄断，为了让中国成为西方资本殖业地而入关。
明乎此则就会明白，入关的条件并不在于具体的条规让步上，而在于必须保护国家入关后的经济主权。当国家在经济上受到某些国外进口业的重大威胁时，中国国家是否仍有权行使主权、管理权包括垄断权？例如对某种产品征收惩罚性或报复性关税，保护国内生产者和就业者，减弱外国产品的竞争？对此的约束及报复有多大？中国能否承受？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WTO是否会成为一根锁链，束缚中国自我卫护国民经济及民族产业的能力（这是西方的第二目的）？最近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争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近在眼前的实例。日本《读卖新闻》6月19日有如下报道：
"为了对抗日本政府采取的对农产品的一般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中国表示将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等3种商品征收特别关税，这将对日中间的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政策有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反对。"
7、两种类型的国际分工
记者：您认为斯密的经济理论并不是客观的科学，而是有意识地使经济利益倾向于世界市场中的发达国家的理论?
何新：对!斯密的代表作是《国富论》。《国富论》的第一章讨论"分工制度"带来经济效率。斯密论证这一点的目的，是为他的国际分工理论服务的。
国际分工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劳力、资源矿产、原材料与工业品交换，上下游产品的交换，这种分工叫垂直分工。这种交换总的来说是不利于上游产品的。另一种是工业品与工业品的交换，同质位产品的交换，这种分工叫水平分工。布哈林较早指出了这一点。
这种交换有激烈的竞争性。《国富论》第一章讲的是水平分工，而他所主张建立的国际分工却是垂直分工。
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你农业国最好专门向市场提供农产品，能源国最好专门提供能源，工业国则专门发展科学技术，为市场提供工业品。他说这样实行国际分工，将导致世界资源和人力技术的最佳配置。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天然资源发挥优势。其效率，要比农业国生产工业品，石油国自己搞农业，效率高得多。
记者：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专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的。没有这种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不是难以运转了吗?
何新：我们可以考虑18-19世纪英国在世界上推行工业殖民主义的政策。英国当时的政策目标，就是要让中国、印度、南美这些农业国、原料国为英国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劳动力，而英国则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品。鸦片战争的目的就在于此。
这样一来，技术的优势，工业的优势也就永远垄断在英国人手里了。英国在国际市场上就永远不会遇到工业技术的竞争者。所以亚当·斯密的理论曾被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称作英国的国家战略。严复将斯密的书名译作《国富论》，但他忘记了这只是英国的"国富论"，而对第三世界，如果照章接受，却是"国穷论"。
现在在我国的省和省之间，一些地区和另一些地区之间，有一部分经济问题就类似于这种情况。因为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市场，省和省之间的关系也有点像专业分工的关系。一些省出粮食、出煤、出铜、出原材料，但是缺少高级加工技术，缺少工业品进行交换，结果就愈交换愈穷。黑龙江过去也有这个问题。
记者：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何新：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发展两个市场的问题：一个是国际市场，一个是国内市场。我认为，在这两个市场中，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对策也应该不同。
斯密理论的合理意义，可以应用在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工结构中。中国国内市场中，可以依据各地不同的资源禀赋，建立地域性的垂直分工体系。但是利益的差异，必须由国家通过税收、金融和财政给予宏观调节。初级产品区域的利益，应当得到国家宏观政策的保护和照顾。
最近有人提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经济如果都是水平的，就会产生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搞区域经济，不要搞成分裂的板块经济，而应当是既包括垂直分工，又包括水平(加工业)互补的经济。而面对外部，中国应当作为一个统一的市场体系(中国共同市场)，对国际市场应当成为具有强势竞争力、又具有内部自我保护机制的一个经济铁拳头。
为了参与国际分工，中国应当逐步提升出口的技术质位，使自己后来居上，不能甘居下游，甘于成为发达国、发达地区(台湾)的附庸经济、外围经济。
8、李斯特认为斯密"国际分工论"是阴谋
记者：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和市场自由主义理论近年在国内影响极大。可以说，许多主张市场主义改革的经济学者，实际都是斯密学派。而像你对斯密这样不客气的批评，还是很新鲜的。
何新：在19世纪初叶，当时处于工业落后地位的德国，产生了批判斯密自由主义的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
这个学派公开宣称：
我们的经济学并不是研究人类普遍利益的个人经济学(这是针对斯密理论的)，而是首先关注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作为单位的"国民主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经济学。李斯特《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07页。这个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
李斯特(1789-1846)与亚当·斯密几乎处于同时代。他为了德国发展民族工业的利益而强烈反对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我认为他这样做非常有道理。
李斯特指出，如果按照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办，落后的德国当时就不应当发展民族工业，而只应当发挥自然禀赋为英国提供森林(木材)、煤炭和粗加工品。李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密的这种主张不是一种理论，而是英国的一种世界政策或"战略"，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德国一类国家永远处在工业落后的初级产品供给国地位上。
李斯特说："斯密的理论认为，哪里的货物最便宜，就应当到哪里去买。至于本国工业由于外贸输入而一败涂地，在它看来是无关重要的。"他指出，英国长期对法国实施纺织出口补贴制度，"法国的消费者固然在几年内以及低价格获得生活所需的纺织品，但法国的纺织业却因此一败涂地。几百万纺织业者沦入失业乞讨生涯。"《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9页。
而我想指出，最近美国与法国、与欧共体正为农产品贸易和补贴问题打得不可开交。事实上，美国出口农产品得到国家补贴，价格比欧共体自己的农产品便宜得多，为什么法国农民不干呢?对这个问题，在斯密的理论中是无法找到答案的。但是李斯特的理论，对此却有很好的解答。
李斯特指出，斯密的贸易理论可以说蕴涵着让工业发达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而摧毁、征服不发达国的一种计谋(战略)，可以看作近代史上的一种"特洛伊木马"。我最近看到关于匈牙利民族工业在新古典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被廉价西方进口货大规模摧毁的一些新闻报道。这不禁使我回想起了李斯特的以上看法。
李斯特的著作中还强烈地指出了一种观点，这个观点就是：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应当是为了培育和壮大本国的产业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而不应当是破坏本国的生产力。
我个人认为，当我国即将参加关贸总协定时，我们特别有必要认真回顾和思考一下李斯特的理论和告诫。
说到底，在加入这个组织后，中国的市场将对外国产业扩大开放程序，而世界市场也将向中国开放。这其间必然有得有失。得失如何?得多少失多少?细心谋算谋算没有坏处。
但是，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太天真，切不要相信那种骗人的新古典理论，真的认为只要听任市场机制自由发挥作用，国家不作任何干预，世界市场就会让中国人获得最大的利益。
中国人必须权衡得失，必须精打细算，必须运用高明的经济和政治战略和战术，既谋求世界市场对我开放的最大利益，又保护住维系中国民族经济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
9、熊彼特论斯密崇拜及其自由主义理论
记者：亚当·斯密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他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和开放市场，反对重商主义的国家控制主义、市场排外主义和保护主义。他要求在世界市场中扫清贸易壁垒。在近年中国的改革中，有人提出"回到亚当·斯密"，倡导"看不见的手"，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何新：我认为，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早期经济政策中具有逍重的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所以才有人举起斯密的旗帜来反对它。
张五常一类术士于80年代末在中国经济学界制造了一个斯密崇拜的小浪潮。但是，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对于经济学史的无知。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熊彼特指出，亚当·斯密实际是一个相当缺乏才华的平庸人物。斯密在理论上非常缺乏创新和原创的能力。他只是前人理论的"综合者"而不是任何新观点的原创者。
熊彼特指出，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不是斯密首创的，而是重农主义和魁奈提出的。"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实际上当然都可以追溯到魁奈那里。"包括所谓"经济人"的理论：
"《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
一些人把斯密的著作吹捧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开创性著作，这些人心里想到的，当然主要是斯密所鼓吹的各项政策，如自由贸易、自由放任、殖民政策等等。即使斯密所鼓吹的政策与本书的论题有关，也不会因此而得出与上面不同的结论。"
"《国富论》不含有真正的新思想。它作为智力上的成就不能与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提并论。它的伟大是在于，当时正是需要做协调整理工作的时候。斯密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假如他更有才华的话，人们就不会那么认真看待他了。假如他挖掘得更深，发掘出较为深奥的真理，例如他使用复杂而精巧的方法，他就不会被理解了。他实际上不喜欢普通常识以外的任何东西。斯密用大量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考验了读者的忍耐力，但他却没有考验读者的推理能力。他干得出色，不仅是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而且也因为他未能做的事情。而亚当·斯密的运气很好，他的好恶与当时的社会风尚完全一致。他鼓吹的是现成的东西，所作的分析也是为这些东西服务的。"
"大约五十年中，直到约翰·穆勒的《原理》（1848年）问世为止，普通经济学家的思想大都是由斯密提供的。在英国，李嘉图的《原理》（1817年）对斯密是一严重挑战。但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大多数经济学家还跟不上李嘉图的步伐，斯密仍享有支配地位。于是斯密便被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没有哪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但如果抽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
记者：熊彼特认为斯密的自由主义原理实际上都是来源于重农主义？
何新：对，特别是法国最著名的重农主义者魁奈医生，实际是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原创者。熊彼特指出：
如果我们强调的是明确提出这种原理的人，那么我想魁奈的行为法则应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法则就是：以最小的牺牲，或者像他继续说明的，以最小的劳动、痛苦，以求得最大的满足。这一法则或原理的重要性，如果从理论形式--或者也可以称为经济学的纯粹逻辑--的角度来考虑，主要在于提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理论的基本问题是最大化的问题。魁奈用以提出这一原理的享乐主义的外衣，其重要性在于，从时间上来说，它使他在功利主义社会哲学史中占居显著地位；毫无疑问他是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他还是另一学说的创始人中最重要的一个，这就是后来所谓完全竞争的最大化学说（请参阅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第531页）。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具备完全竞争的条件，让每一个人自由追求他一生的私利，那么全社会所有成员合在一起，其欲望就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在整个十九世纪，这种学说被大部分非社会主义的知名理论家无条件地、或略经修改地加以传播，必须指出，这种学说的基础一开始就多么脆弱。严格地讲，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某些假定也可以举出对它有利的证据。有一点我希望引起读者注意：那就是魁奈从来没有打算证明它。在他看来，它似乎不需要加以明确证明。他显然这样想：如果每一个人都力求实现最大的满足，则所有的人都自由而然地得到最大的满足。我们这门科学中最优秀的头脑之一，竟能满足于这样一个显然没有前提的推理方式，这一点很发人深省：在经济科学中思想缺乏严密性和条理性，其危害性比政治上的偏见还要大。
重农学派的口号--"个人利益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这不过相当于后来亚当·斯密所说我们之所以有面包，不是由于面包师的仁慈，而是由于他的自利之心。A、斯密小心谨慎，没有在这一点上过多地做文章。特别是他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对抗。可是魁奈断言了竞争社会中各种利益之间的普遍协调--或者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进一步断言阶级利益的普遍和谐，因而使他成为十九世纪调和主义（萨伊、凯里、巴师夏）的前驱。"
魁奈也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先驱。熊彼特说：
"他的人口理论在所有主要方面都比马尔萨斯先走了一步。"
记者：你前面曾谈到斯密的理论涵有矛盾的因素，并且成为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先驱。
何新：熊彼特指出：
斯密明确支持了一种后来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学中特别是在英国很流行的理论倾向，并帮助它取得了胜利。这种理论把利润看作是资本家阶级的基本收入，因而认为利润（实质上）是由于在生产活动中使用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实物（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在内）而得到的收益，认为贷款利息只不过是这种收益的派生物。即便是企业家，或实业家也没有任何特殊职能，他们除�"监督与指挥"外，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驱使勤劳的人干活"从而侵吞其一部分"劳动"产品的资本家或雇主（第六章）。这种观点显然具有马克思主义意味，亚当·斯密持有剥削利润理论，虽然可以说他对这种理论作了提示。因为他也强调了风险因素，并谈到雇主垫付了"全部物质材料和工资"。
斯密从其成本价值理论出发，自然而然地--虽然是错误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地租现象只能归因于对土地的"垄断"。这里也许最好指出道理何在，因为斯密蹩脚而前后矛盾的论述以及十九世纪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不必要地模糊了这种区分的含义。根据斯密的说法，生产性劳动者可以再生产出雇用他们的资本所具有的价值外加利润；而非生产性劳动者或是出卖劳务，或是所生产的东西不产生利润。这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萌芽。用这种意义来解释，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也不无道理。
10、中国加入WTO是在钻圈套吗？
记者：中国已即将加入WTO，你如何看待此事？
何新：对于立即加入WTO，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适时选择。但是，我也不认为进入它就是一场必然的灾难。最近见到国外一个评论说：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商业、投资和思想越来越自由的流通敞开大门。不管是好是坏，它将重新塑亚洲的经济，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它将重塑亚洲社会。对于领导这个人口超过世界1/5的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来说，如果突然开放最后被证明给经济带来的伤害实在太大，那么它还是一场重大的政治赌博。
对这些领导人来说，所得到的报偿是巨大的经济发展和在全球影响的扩大。
设在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位重要顾问克劳德·斯马亚说：'从重要性方面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同它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设施同样重要。下一步就该是中国进入这世界（贸易）制度确定者的俱乐部。'"美国《洛杉矶时报》7月29日。
这位论者认为中国加入WTO是一场下了巨注的赌博。但是，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已在世贸中，WTO对它们没有成为灾难。中国为什么不能设法趋利避害呢？重要的是，当中国领导人决意加入WTO之际，中国显然已经考虑过了这个组织对中国经济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然而，凡事预则立。任何形势与局面只要不推到极端，都会有出路。关键在于应对的选择和技巧。
我最近还见到有人写了这样一篇文章：
中美达成双边协议，为中国正式加入WTO组织前进了一大步。以国际协议的形式，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设立明确的标准和时间表，这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酌情式、随意式改革，效果会迥然不同。
有人说，即使中国不加入WTO，中国照样改革。但这是没有认识到"事前规则"与"酌情处理"的差别了。当我们泛泛地提问"中国搞自由贸易好不好？"时，大家都很容易正确回答："好！"这叫"事前规则"。
但是，如果我们就逐个具体问题提问："中国开放农产品好不好？开放电信好不好？开放汽车工业好不好？"那样，答案就往往会五花八门，辩论就会无穷无尽、不胜其烦。这是"酌情处理"了。
中国加入WTO，其一大好处，就是避免了大量无休止的酌情争论。这在对自由贸易观念浅薄混乱的中国，意义非同寻常。
一旦"开放"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法律承诺，小团体利益、政治变动、经济学谬误、义和团式的民族激情，就统统大失它们往日折腾改革开放的效力。中国的改革，将会更加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中国人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也有人说，中国为了加入WTO，作出了很多让步。但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谬论！我没有见过谁可以解释：既然因为开放对中国有利，中国才试图加入WTO，那为什么中国加速开放，又是一种让步？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如果别人对我们施加贸易制裁，那么改善我们的生活的最佳途径是口头上扬言报复，但行动上则进一步开放，绝不报复！
如果邻居失去理智地要捣毁通向我们的道路，我们于是也参与捣毁道路的话，就只会令大家的处境更加糟糕。理智而务实的做法是，不仅不施加报复，还要更积极地敞开贸易之路。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中国加入WTO的确会对落后产业造成冲击，产生失业，而失业人员需要救济。但是，仅仅为了补贴一群人，为什么非要撑起一间厂、撑起一个行业呢？让亏损的企业及时关停并转，国家的负担就肯定会减轻，而工人可能拿到的生活费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不知道需要多少岁月，才能通过传媒让大众明白：尽快改造我们受保护的落后产业，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改善！让老百姓享受几毛钱的国际长途、让老百姓享受高质量的轿车、让中国农民放下锄头走进城市，这难道是让步？恰恰相反，在双边贸易争执中，政治家口头上的"让步"，就是老百姓切身的"实惠"，就是中国的进步，愈让步，就愈进步！
这篇文章很有趣。这个论者鼓吹一种送脸战术，即若强者打你的左脸，则把右脸再送上去，让他打到累，或慈悲心发现。
这篇文章很可能出自张五常一类经济术士的手笔。不过，他倒是会讲真话，美国拉我们进入WTO的目的，是试图引诱我们进一个笼子。但是我想，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当让则让，当争必争；这就是对策。中国人也并不是那种自愿被人吊起来的笨伯。
11、不同的利益体系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派
记者：有人说，市场竞争机制的规律就是要存在优汰劣，残酷就是命运，挑战就是机遇，这是符合进化论的。
何新：这话我知道很流行，但这是假道理。
按照斯密的理论：市场自由竞争，优胜劣败。但是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却不能完全服从这个道理。如果听从这个道理，落后的不发达国就早已注定该灭亡，就早已注定该被发达国统治和征服，就早已注定该当强者的奴隶、奴才、殖民地。
我看虽然中国是落后国，但我们就是不能接受这个道理。在国与国的竞争中，虽然是落后者也有生存权，落后者必须学会保护自己。
至于谈到进论论，19世纪那种弱肉强食的进化论在20世纪科学中已经过时--否则我们就不必保护动物、保护鸟类、保护植物、保护环境了。这些物种中的落后者，不是活该被人类这个强者淘汰、灭绝吗?何况究竟谁优谁劣?难道强者必定优?弱者必定劣吗?强无恒强，弱非恒弱。《圣经》说过：上帝总是选择弱者，这是宇宙的辩证法。
新自由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削弱国家在经济中的导向作用。新自由主义政策之所以被美国所大力倡导，我认为是由于：
1、反增长，自然增长，依赖私人投资，使发展中国家资金分散，不能集中国力发展垄断的竞争性产业，
2、反政府导向，可以抑制后进国家的工业化运动。因为只有政府积极导向才能发展重工和国防部门，
3、全球经济自由化（李斯特论点），有利资本雄厚的西方商品的自由输出，
4、反价格控制政策，因为价格政策是无形税收、间接税，是一种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高税率，有助发展中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价格放开后，消费者得到好处，国家财政收入锐减，于是转嫁到企业头上，会导致国有企业竞争力下降。
但是，新自由主义这一套在中国并没能全部得逞，中国没有陷入停滞，是由于涌现大量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利用源源不断的低工资的农民，填补了国有企业所让出的市场空间。
5、资金市场自由放任和国际化，有利于西方金融资本主宰全球金融空间。
6、所有制改革，主要目标是打击中国的国有经济的骨干企业，包括重工和国防工业。
7、数学陷阱。新自由主义卖弄使用特定的数学语言，使局外人难以理解经济理论的社会及政策的涵义。
8、反垄断导向，目标是打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宏观控制体制。
实际上，如果真正反垄断，那么美国就不应该让中国帮助它保护知识产权。因为所谓知识产权本身就是一种绝对垄断，而且是最赤裸裸的知识技术垄断。（例如微软。）保护知识产权也是保护垄断。
从根本上说，如果彻底没有垄断就没有私有权，也就没有高额利润。新技术发明，之所以可以带来高利润，就是由于发明者在模仿者未出现前，可以垄断该技术及相关市场，从而占有高额利润。
记者：对李斯特的理论，在经济学界，人们一向似乎宣传得很少。
何新：是的，这反映了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党性：不同的利益体系需要宣传不同的经济学派。许多鼓吹贩卖新古典理论的学者，他们似乎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在帮世界经济中的强者为搞垮、淘汰作为弱者的他们自己的祖国!我一想到这点，有时就不禁感到悲哀而无话可说。
美国在19世纪作为落后国对抗英国的时候，大学讲坛普遍讲授的是汉密尔顿主义和李斯特主义，政治家也用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保护幼稚工业论，来抵制斯密的市场绝对自由主义。但到了美国成为出口工业大国，要求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汉密尔顿及李斯特的理论就被隐匿起来了。
20世纪以来，英美一派的经济学史著作，可以说是故意地掩盖、遗忘、忽略汉密尔顿--李斯特学派的理论。只是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至今仍然受到尊重。有人认为，汉密尔顿是美国的工业化之父、开国元勋；而李斯特是德国、日本的工业化理论之父。
对这个问题，我想起李斯特自己的一段名言，他说：
"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P．307)
当前国际贸易环境日益严峻，贸易战愈打愈复杂，愈打规模愈大，在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的程序和依赖性日益增强的现实下，我认为我国经济学家特别有必要重新估价李斯特理论对我国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现实意义。
12、近代工业化的两种模式
记者：在中国10年改革中反复被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改革？既然承认其必须改革，为什么还必须坚持之？而所谓坚持，要坚持的究竟是什么？
何新：无可讳言，东欧形势的突变，正是其先行的经济、政治改革，由量变到质变的必然发展结果。但是这种变化，究竟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同样的变化，是否早晚将如某些国内外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次第发生？
这些问题，困恼着当今的许多人们，摧毁着许多人的信念。人们都在问：1949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否出自一种历史的误会？社会主义究竟有什么优越性？未来世界的发展，究竟是社会主义必然将被资本主义所取代；还是资本主义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这些问题是如此重大。它不仅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方向，而且关系到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未来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
仅仅依靠从旧的教科书中搬出"优越性"的条条，回答不了当今的实际问题。
记者：人们要问：既然如此优越，为什么社会主义的现实中却存在那样多的问题？为什么东欧国家要放弃社会主义？
何新：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革者，试图消灭阶级和私有制而构想的一种追求理想然而缺乏现实基础的制度。这种观点甚为流行，其实似是而非。
我们注意到，存在于20世纪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制度，乃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国有制的形式，将国家经济政治力量，集结为一个强大聚合体，以之对抗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强国的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形态。
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际是以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态，实施重商主义的国家垄断和保护主义政策，在落后国家中快速推进工业化的一种特殊历史选择。
记者： 如何理解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
何新：邓小平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斯大林讲的"一国独自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讲的"马克思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相结合"，实质都是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民族特色。
民族社会主义，即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提法。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在远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了独立的政治局扩大会，建立了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从此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就是民族化的道路。
那些批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空想性的人，所忽视的恰恰是这一点。他们没有意识到，20世纪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是非空想的，并且的确在现实中曾取得巨大的历史性成功（尽管最近它在东欧遭到失败）。
要深刻理解现代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起源，需要简略追溯近代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从近、现代世界历史看，一些主要国家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
第一种工业化的类型，有两种模式。它们是：
1．英、法模式
其特征是：率先发展轻工业。以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掠夺，开辟世界市场，进行"原始"资金积累。继之发展机械制造工业，开发新能源（煤炭、电力、石油），奠定支撑全部产业的重工业基础，实现工业革命。
进而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利用殖民地廉价劳力和原料及市场，掠夺超额利润，达到经济起飞，并保持经济长期的持续增长。
这种模式有四大特征：
（l）依赖殖民地 （2）市场经济 （3）自由贸易 （4）工业发展
顺序是先轻工业后重工业。
对海外市场和殖民地经济的依赖，是由于英、法两国本土狭小和市场不足这种客观条件所决定的。英国早期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主要依赖于海外贸易和掠夺，由此形成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
2．美国模式
美国工业化起步晚于英法，起初缺乏实力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
因此，美国工业化早期，不得不采取内向发展路线，实施以开拓国内市场为主的经济方针（所谓"孤立主义"政策）。由于美国国土广大、资源丰富，这一方针获得了成功。
美国产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早期主要依靠南部和西部剥夺率极高的、使用黑人奴隶的农业经济。
其最先工业化的13个州，集中在东北部（情况与中国先进工业区密集于东部相似）。美国以此为基地，带动西部和南部的开发，于19世纪末通过能源革命（大规模应用石油和电力）和技术革命，完成了本土工业化。
在国际战略上，美国早期施行"门罗主义"，注重控制周边的拉丁美洲和太平洋地区。而到二次大战中，美国有目的地挑动英法德意的大战，隔岸观火，谋求在双方两败俱伤之后取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而代之，发动了对世界经济、政治霸权的全面角逐。
所以早期即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时期经济的特点，具有内向型（注重国内市场）的特征。而从20世纪开始，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取代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而成为世界霸权的世界霸权中央轴心，成为具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
以上英、法和美国两种工业化模式，即通常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适应这种经济制度，而产生所谓"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两大特征。
这条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出现较早，因此常被看作"经典性"或唯一的道路。其实，早在19世纪，对于欧亚落后国家来说，这条道路已经走不通。于是历史中出现了又一条新的道路。这条新道路的代表，就是德国、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
13、德国、日本经济快速起飞的秘密
记者：我们注意到，在英、美、法三国，工业化运动首先是由私人企业，完全依赖自由市场经济而发动的。
何新：但在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后起的工业国家，其工业化进程，却强烈地借助了国家干预和政治力量。
德国、日本从疆土看都是小国。在其面临工业化任务时期，作为后进弱国，它们既无力与强国竞争殖民地和海外市场，又不能像美国那样主要依赖本国市场。
于是，它们都选择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同时强调经济高效率、注重大规模采用先进技术的经济方针。
我们在世界历史中注意到，德、日两国在19世纪初尚为列强所宰割。而在19世纪末分别成为欧亚地区不容忽视的强国，并能够染指争夺世界霸权。其奥秘，就在其实施的上述两大政策方针中。
有必要着重指出：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英、法、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乃是形态不同的两种资本主义制度。直到当代，德、日两国经济仍鲜明地保留这一特点。其经济在近20年中的迅速腾飞，实际也与这一特点关系密切。
根据列宁的经典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由国家政权直接控制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经济体制。国家实施经济控制的手段，系通过国家财政政策，通过建立国家银行，也通过直接由国家兴办占有大额股权的国有化、半国有化企业--特别密集于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如铁路、通讯等领域。还通过保护贸易政策，以及由国家给予经济支持的一系列发展科技、文化、教育的政策。
（早在19世纪初，德国经济理论就具有反对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理论的倾向，代表理论如F·李斯特的学说，强烈主张国家干预经济和保护本国市场。）
这种制度首先由德国所发明。日本在明治维新时代，由于注意到德国经济在19世纪中期的快速成功，而有意识地予以借鉴和模仿。
回顾德、日两国分别于19世纪中、后期突然崛起的历程，我们既注意到他们的后发，又注意到他们的强劲锐气和快速起飞。这与其工业部门模仿军事组织而格外注重效率，同时直接借助国家力量引导和干预经济，具有密切的关系。
而这两种特征，从一开始就被英、法等施行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家指责为"违反民主"原则。但我们也注意到，在这种指责背后，实际掩盖着英、法对德、日两国国家经济力量快速崛起的畏惧，有本身的利害动机，并非真正出之于道义感情或价值观念。
德、日，特别是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正如列宁于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曾多次指出的，对于后来苏联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
举一个例子：近年常被称为"铁饭碗"，而被看做社会主义劳动制度一大弊端，然而，被一些人极力诟病"员工终身雇佣制度"，实际既不是苏联的发明，也不是中国的发明。相反，"这是日本工业的独特创造，并保持至今。从1900到1920年，这一制度出了名。日本企业也很重视非现金的福利，如住房、商店和医疗等。"
14．苏联工业化模式的理论来源
记者：对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你怎么看？
何新：在德国、日本的快速工业化之后，20世纪世界历史中又出现了一条新的工业化道路--此即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基本特点是：
在农业中，实现集体化、计划化。理想目标是构造一种模仿大规模工业制度的农场经济体系。但苏联的农业在实践上始终是不成功的。
在工业中，在各主要工业部门实现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方针。经济行动依靠行政指令和意识形态动员，作为推动力。
回顾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早期历史，我们注意到：苏联最初采取了具有空想色彩、否定商品制度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继之采取恢复商品经济的新经济政策，直到30年代中期形成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说明这一工业化模式，具有复杂的演变和形成过程。
关于被许多人称作"斯大林模式"的苏联这种体制的由来，我想特别指出以下一点：形成这一模式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乃是3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W．Hoffmann）所提出的国家工业化理论。
根据霍夫曼理论，工业部门划分为两大主要类型：
（1）消费资料产业（consumption goods industries），即后来所谓轻工业。
（2）资本资料产业（capital goods industries），即后来所谓重工业（包括化工业）。
霍夫曼认为，工业化水平愈高，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愈趋于重大。也就是说，根据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所占比重，可以判断一国工业化程度的高低。
由此，不仅形成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苏联工业化政策，还发展出后来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影响重大的关于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概念。
我们注意到，这两点，对于50年代的中国经济计划指导思想，也曾具有深刻影响。
还应当指出，霍夫曼的工业化理论，并非凭空形成的空中楼阁，而正是对近代德国工业化进程历史经验的一种重要理论概括和总结。
记者：德国的工业化与英美的工业化道路有特殊的不同吗？
何新：是的。近代工业化有两条基本道路。
一条道路是发展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以轻工业带头带动重工业发展，亦即英、法、美三国模式的第一代工业化道路。由于资本积累主要依赖发展轻工业实现，所以必然提倡高消费运动。
另一条道路是依赖国家力量，主张集中控制和调配有效资源，对外贸易实行保护关税保护国内市场。以优先发展重、化工业和倡导高积累、低消费政策，来带动经济迅速起飞的路线。
后一条工业化道路产生了两种模式：一种是19世纪末德、日两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模式；另一种，就是本世纪30年代出现的苏联社会主义工业模式。
在19世纪初，经济大大落后于英、法的德国、日本，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力量迅速勃起，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而20世纪初经济远远落后于西方各主要工业国家的俄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后，经济亦发展迅速，在二次大战中作为战场主力而战胜德、日；在50年代崛起成为当时居世界第二位的工业强国（参看本文附录）。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我们恐怕就不能说非英美自由市场模式的工业化道路（包括斯大林模式），是不成功和不可能成功的。
15．关于社会主义为其经济成就付出的代价
记者：布热津斯基在其名著《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说：
"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实现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基本转变的飞跃前进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情况部分是真实的。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的确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大国。它的大量人口的确从农村流到了城市。一个制度化的由中央全面控制的社会主义体制形成了。而苏联经济也一直以比较高的速度持续增长。……即使苏联官方的数字有所夸大，这些重大成就也是不可否认的。"
但是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各种政治冤案说：
"苏联国民（在斯大林时期）积怨甚深，无法解决的旧仇过多，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国民被无辜地大量杀害，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成就的无形代价。"于是他质问道：
从与世界其他国家所作的历史比较来看，苏联人民为上述经济进步付出的这种代价是否太高了？
何新：我无意为斯大林时期的某些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作辩护。但既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这�"历史比较"的问题，那么我就想指出以下的世界历史资料：
从近代世界历史看，由于工业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深刻变迁的大规模社会革命，由于人们在创造历史中，不能不面对着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而任何历史人物与国家政策常常难以避免各种盲目性、探索性和实验性，因此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和前期，都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揆之世界各国，几乎毫无例外！
且不要说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和穷人们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帝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也不必评说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仍存在的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这都发生于一个宪法中明确颁布了人权原则的国家）。
至于布热津斯基书中还提到的所谓"对人性的无视"和"政治镇压"，我们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创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浪漫英雄史诗中，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例如常常被颂扬为民主、人权典范的法国大革命，在一部美国学者撰写而颇负盛名的《世界文明史》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恐怖统治时期的两万个被害者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是这一数字的20倍以上。"
由此可见，由于为建立一个新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巨大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种所谓"无形代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而如果全面比较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所曾付出的种种历史代价，那么苏联与中国在更加低的经济起点上，为达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就时间和数量看，就都并不能算过高。
16．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记者：在苏联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从人口、疆土和地理上都无比重要的东方大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此，一些人今天提出了疑问：这一道路的选择，究竟是否明智和正确？
何新：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这也许根本不是一条天堂之路，但却确实是一条强国之路。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当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度、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经济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实际上，若就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标准看，也就是说，以钢铁、能源、机械等资本资料产量（即霍夫曼的标准）以及国家总体实力为衡量标尺，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可评价为相当成功。
苏联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强国行列。中国亦于1949革命后，经三四十年间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中国式工业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国家于取得政治独立后广泛效仿。
所以，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1949年选择的发展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附 录
附录：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
陈文鸿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比较各国统计数字可以证明一点，也是一般人所忽略或故意忽略的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并不比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低。
表A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
单位：％
1917年低于3
1922年约为1
1937年低于10
1950年约为20
1976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高于40
经互会成员国约为33
苏联约为20
（资料来源：苏联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年）
从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看，单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作比较，很难说哪一种社会制度比较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1953至1980年，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1％，同期西方主要国家及苏联、东欧各国国民收入（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平均增长率见下页图表。
表B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比较
单位：％
年代世界平均社会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
1951～19766．69．84．77．65．4
1971～19765．38．02．76．63．4
表C 世界各主要国家年均增长率单位：％
资本主义国家（1953～1980年）社会主义国家（1951～1978年）
日本 8．3罗马尼亚10．9
西德5．3东德7．0
法国 4．7保加利亚6．7
美国3．5苏联7．8
英国2．6波兰7．4
印度3．7罗马尼亚10．9
捷克5．8
（资料来源：同表A，第292页）
上述比较可能不十分准确，例如西方各国的较低增长率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发展水平。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本身力量，特别是苏联在二次大战前是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孤立，不像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长期依靠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换来提高本身的资本积累。
一些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高经济增长率是依靠国内的高积累率而来的，因此是不正常的。可是，不应忘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从较低的水平开始的。像中国及部分东欧国家，差不多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基础上来发展。高积累实际是原始积累，或如苏联经济学家Praeobrazhensky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而苏联和东欧各国，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对人民生活来说，并不像英国在工业化初期那样带来广泛的贫困和对劳动者的剥削。
相对于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和由此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颇为突出的。
至于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消费水平不及资本主义国家，若以发展水平相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情况并不十分恶劣。主要差别是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社会主义国家为高。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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