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学起源于经济对策论
2、关于"经济学"一词的语源
3、经济分析最终不能离开利益归属的分析
4、倡导历史和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
5、关于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6、不同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
7、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四次失败
8、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渊源久远
9、西方人权理论的四个内容
10、理想主义不可能完全丢弃
11、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终极调解
12、价值的语根及语义
13、价值的语言歧义
14、马克思的哪些经济原理仍具有现代性？
15、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
16、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问题
17、应该回过来研究马克思
1、经济学起源于经济对策论
记者：您认为您所研究的经济学属于哪一种类型?您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吗？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经济形态的运作原理。二是经济形态及理论的历史背景。
我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具有明确功利性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注重的是以经济原理为国家政策服务，寻求探索有利于国计民生，探索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模型和政策，以及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有利于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经济决策和对策。
因此有人说我的理论属于"对策经济学"（"奏折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经济的政策学。哪有什么"纯经济学"？
琼·罗宾逊夫人说：
"现实经济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济哲学总是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国民财富的研究就是对于我的国家的财富和怎么样使它增加的研究。理论涉及对政策的支持。
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起着三种作用：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第5页，商务，汉译名著版。
罗宾逊夫人也是属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但以上这些观点我完全同意。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天然地就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是为统治集团有效以及合理地管理经济，以及谋取经济利益--而绝不是不管经济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引导着经济大政方针的设计。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非意识形态类型的纯经济学是否可能存在呢?
何新：我认为很难存在。
近代经济学理论起源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确切名称应该叫政策经济学。马歇尔、萨缪尔森等庸俗经济学家竭力试图将经济学与政策和政治相析离，试图描述一种"纯经济学"（"形式经济学"）。尽管这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但这是一种伪科学。是一种包装在数学形式之下的政治意识形态。
不要看这一套现在还是庞然大物，只要它不是真正的科学，它早晚还是会垮掉，正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那也曾是一个庞然大物，吸引和消耗了无数经院僧侣知识分子的智力。但它仍然不是真正的科学，更不是什么"真理"。
2、关于"经济学"一词的语源
记者："经济学"在西方学术中语源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搞清。
何新：在西方，英语中的"economic"一词似乎源自古希腊语言中的"oeconomicus,oiχosvóμs"，指家政管理。希腊人所谓家，是指氏族及家族。"他们（希腊人）的所谓经济（oeconomicus,oxosǐxos，即家庭。ｖｏцоｓ即法律或规则。）亚里士多德所谓Chrematis
tics（ｘｏｍａ）指所有权或财富。"（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
事实上，被认为最早提出较系统的经济观点的西方哲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是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进行社会经济分析的。
"经济学"这门学术在汉语中是一个外来翻译语，与"哲学"一样来自日文。日本人最早用"经济学"这个汉文词移译economic一词。
记者：那么"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什么？
何新：在《辞海》中我未找到关于"经济"一词的语源。在古代文献中，我所见到最早使用近似"经济"这个词的出处是在唐高祖李渊的一个文告中。他提出了"经邦济时"这个概念。《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经济"一词，似就是"经邦济时"一语的简缩。也就是经（治）理国邦，振济世务。这也是与政治有关的一个词。
记者：那么看起来，"经济"这个名词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起源都是与政治管理密切关联的。
何新：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始祖是英国人威廉·配第爵士（1623-1687）。
但是，这位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本身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商人，他的专业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个"业余的"。然而正是他对英国决策者提出了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建议。配带认为应就此建立一门新学术，这门学术的名称他称之为"政治算术"：
"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很古老的……但是配第首先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并且提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最初命名和起源。"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318页。商务版。
由"政治算术"这个近代经济学的初名也可以看出，政治与经济如何地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在18-19世纪间没有"纯经济学"这个名称，当时人们都将经济学称作"政治经济学"。
我个人多年来的研究令我确信，根本不可能存在超越政治，而单纯研究"稀缺性"和"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学，形式经济学。经济学必然是政治经济学。
记者：为什么经济学脱离不开政治呢？
何新：主流经济学家说，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和分配的问题--即"经济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
我们且不管他们的方案--他们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是达到最高效率的最优分配（"配置"）形式。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分配/配置"的问题上，体现着最大的利益竞争。而所谓"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正是各利益集团为争夺有限经济资源而发生的竞争和斗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因为利益分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政策，那么在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能是对强者的最优"配置"。谁最强，谁得到和拥有的就会最多。
3、经济分析最终不能离开利益归属的分析
记者：所以你认为经济分析无法摆脱利益归属的分析。
何新：对。而利益归属以及利益集团的分析，也就是经典意义的阶级分析。
实际上，就是在剑桥学派的弟子中，也有人指出经济分析特别是经济政策分析，很难摆脱阶级和利益的归属问题。
琼·罗宾逊夫人在其所著《现代经济学导论》中就指出：
"经济分析不可能摆脱既得利益。"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服从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论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在现代，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金融家，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益获取他们的利息收入）的卫道士。"参阅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第50页。商务名著版。
有趣的是这位罗宾逊夫人是新剑桥学派的重要弟子。但她揭露了--马歇尔的所谓"科学经济学"的利益本质--是为金融资产阶级服务的。
记者：也就是说，经济选择总是难以避免体现着利益的选择？
何新：对。
在现实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矛盾和对立，存在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和对立，存在着资本所有者和被雇佣者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在经济问题上，立场不同，利益不同，看法与对策也必然完全不同。
这种对立不仅在一国内部结构中存在，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存在。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居上位的富国与处在弱势地位的穷国的纵向利益对立。对资源配置、利益分野、发展道路的看法必然不同，政策取舍也自然绝不会相同。
最近的一个事例就是美国小希什政府拒绝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因为美国的工业利益集团反对这样做，这一公约会导致美国工业的环境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
还有，小布什当总统后把驻外大使的职位分配给在竞选中给了他经济支持的那些富豪。（这是美国特色的"民主制"腐败。）
你看任何经济决策能够摆利益权衡的影响吗？
记者：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阶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
何新：（笑）这种说法幼稚。你知道西方经济学是从哪里起源的吗？
记者：通常认为是从古希腊时代。
何新：经济学的西方起源是希腊哲学。一般经济史家都认为西方经济分析的鼻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这两位伟大哲人的经济分析一方面是经济利益、经济所得、货币功能和债务的分析。另一方面同时也就是对当时希腊社会中的贫富差异分析即阶级分析。
记者：难道关于阶级的观点，在希腊经济学中已经出现？
何新：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城邦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少数大奴隶主兼并土地和积聚财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加剧。亚里士多德看到这点："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则居于中间。"柏拉图说：
"每个城邦，不管它是如何的小，都分成两个敌对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他们随时准备反抗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起义。"
许多人认为阶级理论是马克思的创造。但马克思曾说过，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非他的发明，在他之前很久，"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存在。"
4、倡导历史和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
记者：我想知道，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
何新：熊彼特曾指出：研究经济学有三种方法：
（1）通过历史，（2）通过理论模型，（3）通过数学模型。
我认为历史方法是根本性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提供了关于经济学辩证历史方法的典范。
马克思在《资本论》前言中曾引用考夫曼的评论，这样描述他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指出：
"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
"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考夫曼还指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的"决定论"者，就是说确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马克思指出，考夫曼所描述的经济学历史方法，实际就是辩证的方法：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二版跋。
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历史方法。这种辩证历史方法有三个核心：
（1）辩证的历史决定论，
（2）历史地看待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相关的原理与政策，
（3）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包涵着经济的自动均衡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实际是历史分析。即价值形成史及形成过程的分析。在价值向价格现象的转化中，包涵了主观价格形成的供求分析。
但是马克思同时强调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是把理论分析建立在理念的"应然"上，而是建立在对所存在事实实事求是地认知和解析上。我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应当叫作"唯实论"。
唯实主义的方法，来自近代科学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传统。弗里德曼曾说，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给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
记者：根据您的以上表述，以下的概括是否符合您的原意？
（1）在方法论上，您主张遵循马克思的辩证历史主义和唯实论的方法论。
（2）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上，您倾向于法德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型？
何新：对。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上，我想提出一个"新国家主义"的制度概念。
我提出"新国家主义"这个概念，一方面既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又以此而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哈耶克一类新自由主义者传布一种蛊惑人心的论点，说个人利益只有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秩序，即无政府状态中才能保证。他这样讲时，甚至背弃了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他忘记了霍布斯的话：在这种无政府的自由秩序中，人对人都将成为豺狼。而马克思则指出：
"实际上国家不外是有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国家不仅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也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实现者。当然，如果国家力量过强，如果国家是极权主义的体制（如斯大林体制），它会过于限制和侵犯个人利益和自由。因此，我们要的是一个公正和民主的国家，但绝不是不要国家。
5、关于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记者：想了解您的主要观点，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原理。
何新：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两条：（1）彻底实现资本的私有化，（2）建立不存在任何国家干预的绝对自由市场。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也是两点：
（1）经济制度是建立混合所有制，而以大型国有制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但是，必须肯定国有制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就中国来说，不能放弃建国50年十几亿人血汗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使之逐渐分解、沦失、消融而被蚕食，以至被巧取豪夺地落入一小撮以各种名义面目出现的内外蠹虫手中。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种局面不应让其在中国发生。
其次，肯定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和主导地位，这首先是质上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我认为，全面私有制绝不应被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方向和目标。
（2）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
无政府化的自由经济（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经济状态），绝不应是我国市场改革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记者：你认为国家应在哪些领域介入市场？
何新：我认为国家特别有必要在以下两大领域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以稳定政策为目标进行积极干预。旨在恢复市场平衡的条件，以扩大社会剩余；
--在已经达到的平衡不是帕累托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鼓励更好地利用社会上可以自由支配的全部资源，来获得帕累托改善。这种资源分配政策可以通过纠正市场缺陷，来增加社会福利。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国家干预只要是完善的，而且无需付出代价，就会胜过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
我认为，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能不能减弱，反而应当随中国经济的扩张而不断深化和强化。
这也包括运用国民经济计划的手段，规划和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方法上，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实证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记者：新国家主义经济与旧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不同呢？
何新：有两点不同。在旧式的公有制经济实际是一种统制（统一管制）经济。这种体制中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或认为私有民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全部资源由中央计划和国家官僚组织严密控制。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经济成分是建立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之上。但是所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命脉产业，制高点产业，无论是营利的或不营利的，都应当以牢固的国有制作为基础产业而由国家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绝不能掌控在私人（或垄断集团）或外国人手中。所以，不能搞什么"国退民进"。这种体制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但是国家不仅通过对国有制企业的引导，而且通过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导引，通过金融、财政、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运行方向和运行速度实施强有力的调控。
记者：人们会不会认为你的这一主张是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逆转和倒退。
何新：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中国不能搞亚当·斯密的那一套无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自己也并不是。眼前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入市干预，美国格林斯潘出来大吵大闹，指责港府破坏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但几个月后，对冲基金遭遇危机，格林斯潘马上调动联储的资金入市干预救市。这位美国财爷一点不怕自己抽自己嘴巴。现在美国股票高热，格林斯潘已经七次调整国家利率以干预股市。他为什么不放任股市自由竞争、自由增长呵?
6、不同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
记者：我国今后已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可以把中国4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年的计划经济，后10年的改革是计划市场经济，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市场经济。
有一种观点认为，前30年搞计划经济搞错了。如果当时直接搞市场经济，现在就不必绕一个弯子了。
何新：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有搞计划经济的道理，搞市场经济有搞市场经济的道理。中国现实的经济既不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混合经济"。
记者：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1949-1979年的三十年间选择了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模式，道路走错了。
何新：关于所谓斯大林模式，我以后想专门讨论。这里只先谈一点方法问题。
我在东北当农民将近10年，当时能看的书很少。但是我那时系统地研读过三位伟人的书--黑格尔、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书。对这三个人的研究，形成了我后来看问题的方法论。
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我学会了一条：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要作绝对否定。为什么呢?黑格尔教给人的道理就是：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看是有是非利害的。但从这一个大过程的观点看，任何阶段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它的相对性意义，也就是取得它存在的价值。因此，就连在当时看起来争得你死我活，杀得头破血流的东西，过了一个过程来看，会发现也具有某种合理和必要性。这是黑格尔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称之为"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
所以我认为看问题最好分两步想。首先从横向想，用时髦的术语，就是从横向坐标看，判断一个东西有利还是不利，是或非。但是，进一步我又会超越地去想。从演化和变化的观点看，此时此地争论的是和非，将来是可以倒过来的。利和不利也可能倒过来。孔夫子讲，人看问题要防止"蔽"和"执"，也是这个道理。
具体到刚才这个问题上来，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是孰非?前几十年计划经济的阶段，是不是都错了，不该搞?
1949年以前，中国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当时为什么要革命呵?现在一些老同志很困惑。他们在想，我们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几百万人……头破血流，搞了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结果今天说我们这是错了。
实际上他们当时没有错。1949年中国那个自由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一个处于下位的，只能提供原材料、农产品和廉价劳力，而没有民族工业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处于一种无力自我保护的、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所以才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矛盾，动乱，社会冲突，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革命。
1949年的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经济中的种种弊病。
那么，这30年的好处在哪里呢?这30年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没有过去的计划经济，你没有资格搞现在的市场经济。1949年时中国国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建国后，勒紧腰带，集中国力，去搞建设，通过反帝这种形式，也就是冷战这种形式，把整个外部的东西全挡在外头。这种一国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面对冷战而帝国主义要消灭新中国，中国当时不得不作的选择--尽管未必是所情愿的或理想性的选择。把外来的东西挡在外头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对当时要奠定民族工业基础来说，恰恰是必要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发展，旧体制的弱点也慢慢突出出来了。因此，在70年代末，邓小平发动改革，恰恰是继承这个阶段，并且是纠正它的弊端，而并不是说当时我们根本不搞那一段，直接搞这个，就会更好。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关键问题是正确理解存在的东西，理解一个事物比批评一个事物要难得多。批评是容易的，你不喜欢就可以批评，但是你要解释它，理解它，说明它，这比骂它、批判它难得多。
西方学者说，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统一管制经济。这是有道理的。50-70年代中国是统制经济。当时之所以实施统一管制，是因为资源的高度不足，因为穷。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是在一切时候、一切情况下，都搞自由市场经济。例如在战争时期，在战后危机时期，英、日、德、法、意，也都曾经实施过这种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即统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计划或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深刻之极。
但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社会主义"（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不是马克思所预想将取代资本主义形态的高级社会主义。而是落后国家以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通过国家垄断和国有制，实现快速工业革命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社会主义国有制作为一种垄断和保护性体制（反帝运动），成为原始积累的有效制度手段。
导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源是：
1、农村贫困化，农业资本积累的难以进行，导致国内生活资料（消费品）和生产原料的严重匮乏（所谓短缺经济）
2、国内产业的非竞争机制，导致劳动力的退化、技术更新的缓慢
3、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导致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技术。
在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即"闭关锁国"的政策。有没有好处呢?这30年的保护主义和计划经济给中国奠定了一个近代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搞不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顺便说一下，西欧资本主义在重商主义时代也搞过保护性的闭关锁国政策。美国也搞过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
7、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四次失败
记者：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共产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内容。对此你如何评价？你认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型具有现实性意义吗？
何新：这问题很麻烦。马克思学说是一个非常博大的思想体系。关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说这是其中最不成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成熟？因为它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抽象理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对于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的一种拟想，其现实性以及对于未来的可实践（操作）性，的确是可以引起争议的。
在现实中，从19世纪的巴黎公社以来，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和经济制度，这个理想已四次被投入政治革命的实践。第一次是巴黎公社。失败了。第二次是1917年10月革命到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大转弯之前，红色俄国（左派共产主义）曾尝试实施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也失败了。这一失败为列宁所承认和扭转。第三次是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城乡人民公社被毛泽东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模拟巴黎公社原则经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最终也失败了。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图再度试验"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式的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1978-1980年，人民公社彻底解散，中国再次实施类似列宁新经济政策式的市场经济转变。四次实践四次失败，表明这个构想确实是有问题的。
共产主义的四次实验失败都是毁之于极"左"的政策取向（这也是我想提醒"新左派"朋友们注意的）。但是我认为必须指出，这四次左派的共产主义实验，与马克思并无关系。相反，当时人们所依据建筑的共产主义经济蓝图，似乎与空想共产主义（以及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有联系。但是，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找不到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设想，只能找到他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分析和批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的确是有必要予以重新反思和讨论的。
记者：您如何看呢？
何新：要严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它从理论到实践划分成若干不同层面作分析。我的观点是：第一层面，是作为一种抽象社会理念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的理论渊源，理论演变、伦理价值意义以及现实可能性等等。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层面，是始于19世纪而终结于20世纪后期，作为一种反抗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运动而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国际共产主义，首先发起于西欧（法国、德国
/ 第一、第二国际），后来中心转移到俄罗斯（第三国际）。
第三层面是在斯大林时代（第三国际解散。雅尔塔会议上对战后世界利益进行三强划分），苏联的共产主义逐步蜕化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我称之为民族共产主义。
第四层面，是中国独特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的，以及邓小平的共产主义。
这四个层面的共产主义意义不同，难以混一而论。
8、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渊源久远
记者：你的分析似乎有道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为共产主义正名，讨论一下作为一种社会理念的共产主义。
何新：我们首先讨论作为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其历史非常渊远。有人以为，共产主义只是19-20世纪的一种政治现象，其胚胎是19世纪初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所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共产主义的思想渊源要更加深远得多。
有人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基于一种信仰，基于一种宗教精神与思想。其实他们说得对。不仅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兴起，与近代宗教改革中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如托马斯·莫尔）有密切关系。而且，正如过去早已有人指出的，古犹太教关于人间黄金时代的理想，先知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基督教、佛教的宗教哲学都具有某种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基督教所谓千年王国的福音，实质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
记者：这样说有根据吗？
何新：你知道天主教的西文原名是什么吗？
天主教（Catholic）亦称"加特力教"（音译），"Catholic"为希腊文，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公共的），人们故此又称天主教为"公教"。（"公教"传入中国后，因中国信徒称神为"天主"，意为至高无上的主宰，所以被称为"天主教"。）
基督教承袭了古犹太教的一神论思想，又吸收各种东方神秘主义，犹太教的"弥赛亚"以及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
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见之于福音书中。基督教的神圣教义是反对私有制的：
原始基督教社团由一些信徒自行管理，信徒们组织在一起过集体主义生活，实行财产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社团成员一律平等，按劳取酬，不劳动者不得食，也有休息权，每7日休息1天，称"守主日"；随着社团的扩大，需要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聚会所，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它是在社会下层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最初的基督教徒主要是属于社会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他们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平等，要求基督徒社团内部实行经济互助，把捐来的钱财用于赈济穷人，也为传道者提供食缩方例，这对受苦难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HISTORY
OF RELIGONS,G·F·Moore，1920。
记者：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渊源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验时，向高级干部印发《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张鲁传"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许多人当时不明其意义。其实，毛泽东是想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早就具有其原生的历史渊源。
记者：张鲁是谁？
何新：张鲁是东汉末汉中地区的一位农民领袖，是"五斗米道"的教主。他搞了一种吃饭不要钱的乡社制度。毛泽东想告诉人们，吃饭不要钱/吃大锅饭的公社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康有为的"大同书"发挥的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是一部中国空想共产主义的原生形态著作。康有为说：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
康有为说：
"此一段者，以今语释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国际联合主义存焉，儿童公育主义存焉，老病保险主义存焉，共产主义存焉，劳作神圣主义存焉，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
所谓"大同"，就是"大统"、即"大统一"，在这里，不仅蕴涵了一种主张实施世界经济政治统一的"全球化"思想（"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而且也是一种主张世界资源共享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存焉"、"劳作神圣主义存焉"）。由此可知，"共产主义"这个汉语辞汇，其实不是共产党的创造，而是康有为的创造。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在晚清民初那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这位政治思想家不能不关注时代社会面临的前途问题。他的变革理想既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大同社会"。这是非常超前的。
9、西方人权理论的四个内容
记者：在西方呢？
何新：对西方的共产主义，因为我目前是在客旅中，手边资料不足，难以作太广远的求溯（我记得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在《圣经》中已有萌芽，西方思想家有构造理想主义乌托邦的传统。西方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弗·培根的《新大西岛》等。）。
我只想指出，法国大革命提出四个政治口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其中的平等，即消灭阶级（等级），博爱即普遍的爱，或者用时尚的一个词"普世"的爱（相当于佛教所言之大慈大悲。世人以之为口头禅，却鲜有知佛言之真谛者。大慈即大慈爱，大仁之爱心。大悲，即悲苦心，非仅悲自身之悲苦，而是对人类处境与命运之悲苦，即大同情之心）。这四个口号可能也写入了《人权宣言》。
记者：现在人们常谈的只是自由、民主……
何新：现在一班新自由主义论者常喜爱泛言人权，泛言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1789年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普世价值不是只有两个"自由"
/"民主"。而是四个，还有"平等 / 博爱"。
为什么现在西方在谈人权时很少谈"平等、博爱"，而只谈"自由民主"呢？因为平等就是主张消灭社会等级差别，消灭社会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既包括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民主），也包括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彻底的平等主义势必导致消灭阶级差别即共产主义的结论。
博爱主张爱穷苦人，爱一切人。这与市场经济的伏胜劣汰、弱肉强食机制是矛盾的。平等与博爱，这是大革命中雅各宾党左翼、无套裤党人的诉求。特别体现在大革命中代表手工业者的巴贝夫"国民公社"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社团的纲领中。这种诉求是穷苦人、下层人的诉求，不是精英的诉求。是一种原生共产主义的诉求。
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的革命。"什么是第三等级？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是一切。"第三等级是法国社会中非贵族、非教士以外的广大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既包括富人即"精英"，也包括穷人、下等人（无套裤者）。所以大革命的人权口号既体现着资产者的政治诉求"自由
/ 民主"，也体现着无套裤者的诉求"平等 / 博爱"。
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化机制，与主张无情淘汰弱者的社会达尔文机制，是尖锐对立的。自由主义者鼓吹的自由竞争中包涵着所谓"天择"的冷酷观点。这是上承罗马奴隶主霸权又体现着中古撒克逊人的海盗精神，是一种公然地主张无情地牺牲和抛弃弱势群体的"狼吃羊天经地义"论。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是反"博爱"也蔑视人文/人道主义的。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在欧洲是近世拉丁族，意大利、法兰西文明的精华。注重实用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人似乎并不接受那种以美感为至尊的人文主义。现在一班自由主义者浪言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中民族与文化之间的深刻内在差异，却几乎处在无知状态。）
因此，在大革命的果实落到资产阶级精英手中后，大革命提出的四个人权口号就只剩下两个了。平等与博爱，被精英们抛弃了。
在大革命中，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一度导致雅各宾的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和近代群众政治运动的真正发明者，是法国大革命）。在罗伯尔斯庇尔时代，断头台取消了一切人身贵贱，实现了抽象的绝对平等。雅各宾精神长期一直在法国社会中流传。后来延伸到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以及布朗基党人）以及知识精英中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如傅立叶、圣西门、欧文）。
列宁十月革命后曾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在许多方面正是法国大革命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者。
记者：现今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
何新：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共产主义被资本主义妖魔化了。二是由于20世纪在一些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实践和革命运动失败了。
记者：失败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是空想吗？
何新：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众运动，内部流派众多。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乌托邦的形态，即空想共产主义。但还有一种形态它针对着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弊端而诉求改革。这就不是空想。
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共产"只是产品的共享，即均产主义、平均主义。这是一种庸俗的分配决定论。这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所谓"产"是什么意思？我理解，所谓"产"，即英文的cupital，不是指终端产品（消费品），而是指资产、资源。实际上，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不是产品的共享，而是第一指取消资本品（而不是消费品）的私有制，实现地球资源和人文资源/资本的共享。第二指消灭分工，即消灭阶级。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这位论者说：如果用实践作标准，左派对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经济理论视而不见，却硬说已在诸社会主义国家试验失败的马氏学说是真理。这是反实践标准的。作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荒谬的社会构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为什么错误呢？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产品的极大丰富，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求是无限的，产品的极大丰富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共产主义是幻想。
何新：这位论者指出地球资源有限，所以产品永远不可能充分满足一切人。对，我们接受这一前提。
但是，正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展望人类前途，可以导出两种结论。
一种是以不断两极化的社会机制（即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淘汰和消灭一切失败者（物竞天择弱肉弱食的达尔文机制）。只让强者即精英活得好，只让精英活下去。不仅在一国范围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也如此。其极端就是希特勒昨天作的，以及英美新殖民主义明天可能作的，淘汰和消灭地球上那些劣等种族和文化（所谓"无赖国家"）。
一种是寻求协调、平衡、共享、合作。在世界范围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文化与文化的和谐，不再有尖锐的社会分化，利用现代科技的力量，消灭体力劳动和雇佣劳动——"消灭分工"、"消灭劳动"（马克思），最终使全人类普遍中产阶级化。
自由、民主的前提是资源的共有和共享（人道主义 / 博爱）以及平等。只有建立在这种共有平等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不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是伪民主。马克思说："革命派和反动派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民主制度下，每个个人只是在一瞬之间行使了自己的主权，接着便退出了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P．373）不能共享的自由只能是少数人的自由，即伪自由。
记者：共产主义有可能实现吗？
何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生产力达到后可自然生成的生产关系。他认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来亡的。而新的更高级生产之家，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也说过：
"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有两个马克思。一个是决定论的马克思。另一个是革命（选择）论的马克思。一个是批判的马克思，一个是实践的马克思。一个是历史现实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一个是鼓吹暴力革命的激进马克思。马克思说：
"人们并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的制约，不能满足全社会一切人的生产，使得社会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态：少数人得到发展的垄断权，多数人经常地为满足最低需要而挣扎，因而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只能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P．479。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真理吗？
10、理想主义不可能完全丢弃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今的新"左"派？
何新：我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不是"左"派。我在日本时，日本人曾对我说，你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按日本人的标准属于极"右"。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在国际上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在中国却被看作"左"，真是奇怪。"左"这个字眼我非常不喜欢。文革时我因为"右"被文革"极左派"整，记忆犹新。
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共产主义总是失败于左派。因为左派，多数是理念背离现实的空想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观时，再深入分析和讨论。
例如，19世纪70年代法国发生了巴黎公社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马克思根本不认为这个带有空想性的革命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有可能成功。马克思并不支持巴黎公社，他认为革命条件不成熟，暴动是自我牺牲。他反对革命密谋。但是在巴黎公社付出巨大牺牲失败后，他对这种"历史首创精神"表示了肯定和同情（《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不成熟的革命不会产生共产主义，而只会产生畸形的共产主义，实际只能为资本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形势在西欧已得到成熟。这是他们的失误。结果，革命发生于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尽管东方的第一代革命者具有充分的政治赤诚，但其结局是使名义上为共产主义的革命，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革命（一国社会主义，斯大林）。
从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实验的实践看，社会资源的集中使用（国有化），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共享。在积极的意义上，有限社会资源在国有制形式下的大规模集中运用，集约国家资本，使之规模化，成为了对抗外国资本、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条件。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避免了穷苦工人的一部分苦难，但却由于工业对农业的无情掠夺而牺牲了农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一种不得已和必要的政策。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给予工人的高福利政策（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在效益上拖垮了国企。
国民收入与国民分配的比例失调，工业积累率过高，农业中资本形成率太低；城乡经济的剪刀差导致严重农业问题，（农村资源流入城市）等，这都是导致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内在原因。
而在消极意义上，对于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导致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正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虚伪化，空洞化。毛泽东在文革前夜日益强烈地意识到"特权阶层"使共产主义虚伪化的问题。他将"特权阶层"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他试图以文化革命打破这种虚伪化。但这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仍是实现工业革命，是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因此毛泽东所试图解决的是对于当时的历史并未发展成熟的命题和任务。这就蕴涵了文化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文化革命的空想共产主义实验最终成为失败。
但是尽管如此，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性异化的反抗，它是天然合理的。人类对理想社会和社会公正的这一追求不会止息，所以共产主义运动不会终结。我们在新世纪一定会看到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及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反抗而在全球范围再度勃兴。
记者：但是，共产主义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的遥远的乌托邦而已。
何新：任何国家制度都是不能完全丢弃政治的理想主义的。比如，在中国的改革中，有人不断地向中国人推荐被认为是应作为改革终极目标的虚妄的"美国模式"。特别是美国的人权和政治民主模式。但是，无论这种模式的推销者还是反对者（包括过去的我本人），都是这种资本主义模式的误释者。
真正的美国体制的模式是什么呢？是只有充分竞争，私有化，放任两极分化吗？而政治民主和人权，仅仅关注的是所谓"少数政治异见者"的言论自由和夺权自由吗？错了！
在由24位美国知识精英集体撰写的向世界宣传美国模式的名著《美国特性探索：社会和文化》一书中MAKING AMERICA:The
Society and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Edited by L·S·Luedtke．，罗·H·沃克向我们介绍了18世纪以来美国民主改革的如下进程。他指出：
"美国建国初期，许多改革者认为，整个国家可以直接诞生于一种所有公民都能无忧无虑地生活的乐土上，生活在独立选举为人民谋利益的领导者的模范社会条件下。不久，其他人又在创建既能反映世俗观念又能反映宗教意识的模范社团。乌托邦式公社通过文学形式被成功地表现出来，最著名的一书是爱德华·柏拉米的《回顾：2000~1877》。在通过富于幻想的建筑反映出来的公共计划里，在'社会科学幻想小说'里，以及在谋求和平和世界政府的运动中，都表现出同样的，鼓舞人心的动力。今天，在联合国，在新城镇和花园式城市里，在不断涌现出来的公社制和乌托邦的尝试中，仍存在着说明这些改革者还不完美的计划和空想的例子。"
"改革中有一个领域包罗万象，它可以被看作是改革的主流。这场改革以'没经过代表通过的征税是专制'这样的口号拉开了序幕。这个口号激励了1776年的爱国主义运动，并规定了主导下个世纪社会活动的原则。这句话潜移默化地表达了一种思想，那就是必须扩大政治民主，以便铲除经济上的不平等。最终扩大公民权利、代表劳动者利益、调整各行业、按照大众的意愿解决经济问题是这场改革的根源。这些有待解决的问题就像宪法条文那样为人们所熟悉，又像哥伦比亚特区的家庭法规和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利率那样使人们感到生疏。没有几个美国人，不管他是不是改革者，已经察觉到美国的前途还包括绝对的经济平等。渐渐地，全社会的注意力集中到另一方面来，直到这个国家不再满足于解散托拉斯的政治运动或是向那些年老体弱者、患有疾病者、失业者和贫民提供最低限度的资金援助的保证。
改革者却认为没有经济上的民主，政治民主简直就是一纸空文。即使两者可能是两个相关的词汇，但只有其一、没有其二，也就没有社会意义。这种观点表现了政治经济改革的特征，并且确定了政治经济改革的本质。"
"实际上，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引起了那些试图铲除偏见、获得最低社会和经济保障、最终使这些没参加改革的团体融入到普遍的政治运动中去的改革者的注意。"
"如果在社会变革中有一个正常顺序的话，那么，它应以对社会提出反对意见为开端。这种抗议通常是无目的地表现出来，然后发展成一个有机结构。
大多数政治经济问题都依照这个规范的周期：以反对限制选举权、反对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而开始。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扩大公民权，分级征收所得税，或者采取失业保险的形式。"
由此可见，美国的民主制度中同样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原则：制止两极分化，保障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同时还必须注意到在美国的社会理想中，同样具有超现实色彩的政治经济乌托邦与"共产主义"，这种超现实的经济政治思想，同样起了体现绝对正义的理想动力和作用。这本书中还说：
"很显然世界还未变成一个邻里和睦的绿色城市。然而，一些可供选择的团体已为试验解决长期存在于教育和家庭生活中的问题的办法提供了一些最好的机会。乌托邦幻想已成为现实，出现了花园式城市、绿色城镇及新城镇。富于幻想的建筑师和科纪小说作家已经设想出能够提高社会质量的技术形式。没有争取和平和实现世界政府的运动，就很难设想出一个国际联盟或者联合国。"
这本书最终以一个寻求乌托邦的圣杯故事作为结尾：
"寻求圣杯是中世纪故事中最引人入胜的一个。其实质是，在寻求圣杯的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社会平等也许就是现代的圣杯。它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找的某种东西，即使我们都知道它是不可能被找到的。"
11、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终极调解
记者：在讨论哲学问题时，你曾经谈过什么是"异化"。异化也是一个经济学范畴吗？
何新：人制作出一件作品。马克思说，这作品就成为人性的一种"物化"。但反过来，如果人却被这件作品所奴役、所支配，这就是"异化"。
所谓异化，马克思说就是：
"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是一种异已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制约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马恩全集》第三卷，第27页。
金钱就是人的这样一件作品。不是人在支配金钱，而是金钱在支配人。资本也是人的这样一件作品。马克思说："非我对我的关系就是异化的关系。""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物化、异化，从而个人的行为转化为社会关系，转化为某些力量，决定和管制着个人。因此这些力量在观念中就成为神圣的力量。"《德意志意识形态》。"总之，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的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2/98。现在美国一些影视作品描写的机器人/电脑对人文世界的统治，也是异化。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对人性异化的最终克服，是对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最终回归。他说：
"共产主义是以扬弃私有制为自身前提的人道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性的真正拥有，是人向自身本体，即作为社会成员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整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社会）发展的全部成果。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彻底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彻底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对立的真正解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记者：您认为共产主义在未来会得到复兴吗？
何新：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的目的时曾这样说：
"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
他谈到社会主义理想时说：
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一、限制私有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绝不会。
四、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
这些理想今天都仍有现实意义。都体现着社会公正的价值而是值得追求的。
共产主义在人类本性中具有最深刻的根源和诉求。如果说自私即私有欲是人或生物的一种本性（资本主义据说是满足这一本性的）。那么趋群性，对群体、组织、社会、公众生活的依赖则是人另一面的本性。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社会动物"（希腊字母zwου
ολιτιχου）。因为人天生是城邦的公民。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马恩全集》，46/P．21。这种社会性就是人性中利他性的基础。是所谓"良知"。马克思说：
"共产主义既不用利已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用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已主义。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已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德意志意识形态》P．265。
毛泽东也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我们要求大公小私、先公后私。实际上，非自我性，利他性，公共道德的良知，在人性中具有与自私和私欲同样深刻的原始根源。
对生物这种矛盾的内在本性的追究，也许可以一直追索到细胞对外部的"同化反应"和"异化反应"。如同物理学中引力和斥力，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矛盾而不可分离。这种对公众社会的依赖，共享性，就是共产主义的人性根源。
记者：共产主义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吗？
何新：我认为不可能。对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的苏联曾发生激烈的辩论。后来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主义民族化的理论。
资本主义不是一国现象，而是全球体制。19世纪初马克思过早期待共产主义革命发生，他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当时方兴未艾，远未完成。
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谈到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化问题，但是当时在东方，第一次鸦片战争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未发生。马克思对历史的感知太早了。19世纪马克思主义形成的时期，实际正是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全盛时代（可以以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为标志）。
直到20世纪后期，全球金融一体化这一过程，即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通过美元的世界化，才最后趋向完成。全球化帝国主义
/ 一极化帝国主义的时代，目前正趋近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世界历史中我们看到两大失败。一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失败。二是国际社会主义体制向市场化转变，意味着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失败。正是这两大失败，导致全球一体化资本主义出现。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普遍化。
因此，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得意地宣称"历史已终结"。在他们的心目中，市场制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是天经地义，而且是永恒的。但是，历史将来会无情地嘲笑他们。
历史并不终结，它仍在向前运行着。可以认为，全球化帝国主义是向更高级的科学社会主义演变的前导阶段。我认为这将是从21世纪开始的新的人类历史的真正主题。
12、价值的语根及语义
记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关于"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
何新：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真正搞得懂这个理论的人，在世界上极少。
记者：关于"价值"这个问题，过去有许多人写过许多书。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读过考茨基、倍倍尔还有李达等中外学者的很多教科书。此外，所有的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书，第一章也都是讲解价值论的。
何新：你知道吗?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不研究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可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价值论)。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
当时列宁指的就是考茨基、倍倍尔这些人。至于30-60年代的苏联、中国学者，他们有关这个问题的重要著作，我基本上也都读过。但我认为列宁的话是对的。也就是说："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真正理解马克思的!"
记者：那么您呢?您认为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
何新：我始终在学习和思考。
记者：问一个题外话，在汉语中，"价值"这个词究竟是什么意义?
何新：价的字根是贾。古无价字，只有贾字。贾字本义就是买卖物品（贾古音读"沽"，沽、购是同源辞）。值的同源字是取得的得。买卖物品的所得，就叫"价(贾)值"，这是价值一词的本义。（这个词义在我以前没有人讲清过。）
记者：那么在"价值"这个概念中，本来就有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涵义了。
何新：正是如此。近几年来，在中国很奇怪，"市场经济"居然成了一个新鲜事物，一个大热门的名词。成了一个"伟大的新制度"，被主流经济学者顶礼膜拜奉同神圣。
其实"市场经济"哪里是什么新事物啊!在中国、在世界、在人类社会中，"市场"存在了至少已经几千年。
有历史学家认为，商朝之所以是商朝，之所以称作"商"，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是一个经商的民族。（郭沫若也认为，"商人"一辞与殷商民族有关。）那么"市场经济"在中国至少也有三千年了（笑）。
记者：《资本论》的价值论的确让人搞不懂。马克思首先谈到劳动二重化，又谈到价值二重化，最后抽象出一个价值"幽灵"。价值理论与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关系?
何新：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基石。但是在写作方法上，马克思使用了所谓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实际上是误用。因此这一章格外晦涩而难懂。
记者：马克思如何使用黑格尔的逻辑?
何新：马克思认为，黑格尔逻辑的特征是认为抽象的东西(理念)创造具体的东西。而正确的认识原则，则是由具体的东西，创生抽象的东西。他将这一原则用于价值分析，从具体的价值中分离出抽象的价值。又用抽象的价值去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史。
我过去讨论逻辑时讲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逻辑方法有所误解。参阅《思考》第1卷"新逻辑的探索"。实际上，作价值分析完全不必要采用这种抽象神秘(故弄玄虚)的叙述方法。
记者：那么请叙述一下您所理解的价值理论。
何新：马克思说，商品首先是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事物。满足各种需求，这就是它们的实际用途，有用性。这种有用性，有大有小。但这种有用性与它的市场价格，买卖成交价格，即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并无关系。并非愈有用的东西，买卖价格愈高。例如"空气"，非常有用，人离开它就会死，但这一点不构成它的商业交易价格。而钻石等装饰品，除了美学装饰意义没有其他实际用处，商业价格却非常高。
有用性也是一种价值，马克思称之为使用价值，但事物的使用价值与其商业上的经济价值并无关系。因此，从概念(实际是语词)的意义上分析，物品有两种价值，一是使用价值(有用性)，一是商业价值(交易、买卖的价格)。商业价值与使用价值是互相离异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离异呢?马克思认为，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换句话说，是市场经济制度，形成了事物的一种特殊的价值，即可供购买或出卖的价值。
马克思说，他的概念分析既是逻辑的分析也是历史的分析。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最初形态是物品交换，实物交易，这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同时也是历史起点。
记者：所谓价值的二重性就是指商品存在两种价值?
何新：是。但就"价值"这个语词的语用意义看，其实远不止两种。马克思在逻辑上是清晰的，在对价值作历史分析时，也是深刻的。但在语义问题上，马克思的分析绕了许多不必绕的弯子。这也许与他过于迷恋黑格尔式的表达方式有关。
13、价值的语言歧义
记者：问题出在哪里?
何新："价值"这个词是一个语辞符号，本身不是一种实体，更不是什么"幽灵"。人们在使用"价值"这个辞时，所指谓的语义在不同语境下完全不同。有时指(A)有用性(有用性构成使用价值)有时指(B)美学意义(一个很美的东西，具有欣赏的价值)。有时指(C)经济价值(转让与交易出卖的价格)。
问题在于，价值(C)与价值(A)、(B)的意义完全无关，只是使用了同一语辞符号而已。不能说(C)，是从(A)或(B)的概念中演化出来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演化性的概念逻辑关系。《资本论》第一卷对价值概念的抽象分析是兜了大圈子的，是的确极为晦涩的。这实际是马克思错用黑格尔概念辩证演化论造成的一个失误。
马克思作这种烦琐的概念分析，无非是想指出三点：
(1)事物的经济价值与其实用性或美学性均无关。价格，即交换价值或经济价值，乃是独立的价值。--这是对的。
(2)事物的经济价值是市场经济制度(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关系)的产物（马克思说："价值"的实体，是市场制度即商品生产关系。）。--这也是对的。
(3)事物的实际经济价值与偶然的经济价值，即每次交易活动中实际成交的价格并不一致。--这也是对的。
然后马克思问，那么这种独立经济价值是怎样形成和由什么决定的?为解答这个问题，马克思过渡到了对"劳动"概念二重性的分析。
记者：关于劳动的二重性？
何新：所谓"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事实上，哪有什么"抽象劳动"？这里也有一个语言的陷阱。
记者：什么语言陷阱？
何新：所谓语言陷阱，就是说，并不是真的存在什么抽象劳动。马克思所谓"抽象劳动"，其真实涵意是指社会分工，以及由于社会分工而造成的劳动产品的交换过程。正是这种交换过程，使具体的劳动被通约为抽象的，即可以交换的。
记者：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是从讨论"分工"开始的。
何新：市场经济制度的前提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没有拥有所有权(私有权)的经济主体，就不可能产生交换行为，也就不可能产生交换价值。
而拥有私有权的独立经济主体，产生于两个前提，一是独占权利（即私有制），二是社会的分工。
自然界中的一片果树林，当它被一个人独占后，其他人就不能自由进入。要得到这个林中的果实，就要献出自己的物品来交换。这种物品必须被对方同意接受，这个交换行为才能实现。
占有，私有，专属权，这是一切交换行为发生的前提。而一种物品能否被接受，取决于对方是否需要这种物品，这也就是早期的"新古典学派"如马歇尔所谓的"稀缺性"。不稀缺，则不被需要，也就不会形成交易和价格。
但是当这两种物品的交易一旦成立，一旦成为常规，通过这种交换活动，甲乙两个主体在经济上就成为互补的一个组织。(不管他们可能意识到，或意识不到。)即结合成一种"生产和交换的关系"。甲为乙常年提供某种物品，乙为甲常年提供另一种物品，这实际上是一种分工合作的关系。所以社会分工组织，
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所以斯密《国富论》的第一章谈论"分工"。
记者：亚当斯密认为，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含量决定价值。这是著名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理论也是如此？
何新：在交易活动中，甲方物品与乙方物品所交换的数量由什么决定呢?这个问题，亚当·斯密即已提出，并作了解答，他说是"劳动量"。所谓"劳动量"，就是获取一种物品的难度。因为一种物品愈难获得，那么为得到它而付出的脑力、体力劳动量就愈多。反之则少。因此，愈难获得而被他人所需要的东西，人们在交换时愿向对方提供的交换品数量就会愈多。
斯密认为，原始时代的人们就是运用"劳动付出量"作为尺度，来衡量交换物品的经济数量。马克思认为，衡量劳动量的尺度，是平均劳动时间。这个"平均劳动时间"就是"抽象劳动"的实体。其实，这个平均劳动时间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也很难计算出来的。它只是在逻辑上存在。
但如果承认马克思的分析成立，那么逻辑上就应该承认确实有这样一个尺度，并且正是这个尺度成为内在的"Idea"，决定了一个物品客观经济价值的大小。这个客观的经济价值，马克思称之为"价值实体"。它未必在每一次交换活动中都能得到实现，但如果现实的交易中，成交价低于这个实体价值，就意味着转让者会发生亏损。
记者：在逻辑上的确如此。那么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斯密的理论似乎相同？
何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与前人(斯密、李嘉图)的不同点在于以下两点：
（1）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目的是揭示剩余价值的起源。
马克思认为，抽象意义的财富并非起源于交换剩余(重商主义)，当然也不起源于证券交易(所谓"知识经济")，也非仅起源于某种具体物的生产（如农产品，重农主义）。
（2）马克思研究价值的第二个目的，是揭示生产与交换的分离，即隐伏了发生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3）庸俗经济学用供求曲线分析具体交易形成的偶然价格，而逃避对价值本质的分析。
（4）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导致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自然利率"。
记者：在马克思的价值分析中已蕴涵了危机理论。
何新：正是如此。马克思理论的三块基石，奠定在价值论中。
（1）危机论，（2）阶级论，（3）剥削论。
这三大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水岭。这三大理论涉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本质，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是"庸俗经济学"，就是因为它不敢面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本质问题。
关于危机论。马克思认为：由于价值是生产者独立地生产的，而价值的实现是在市场上，在交换过程中，市场和交换活动不是生产者能够主导和控制的。因此价值能不能实现，即产品能不能卖不出去--生产过剩的危机，已蕴涵在最简单的交换活动中。
马克思说：分工使人们在互相隔绝的环境下生产。而市场又使这些不同的产品在交易中到处流通。流通过程使具体的商品抽象化。抽象的商品就是货币。货币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价值理念的具体体现者。
关于阶级论，马克思认为，正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导致生产资料的不同归属，分工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分工导致阶级的分隔。
有人拥有一切，有人一无所有。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必须创造出两极。不被抑制的自由竞争的结果，恰恰是两极分化。一极是累积大量资本的有产者。另一极是绝对不拥有生产资料的赤贫者。因此，社会主义的政策，就是要运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和国家政策，对此给予干预和调节。这种干预有利于社会弱势阶层，不利于资产阶级。由此我们也以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反干预政策的利益属性。
关于剥削论。马克思指出，市场经济中的交换行为，建立在一个公平性的假定上，这就是等价交换。也就是所谓"价值规律"。在理论上，涵有等量劳动的产品是等价的。但如果整个市场交易行为绝对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每一项交换都是等价，所有交换的总合也是等价。那么，就不会形成巨额利润的积累，也就不可能形成资本的积累和资产阶级，不可能发生两极分化。
利润导源于垄断。私有化就是最大的垄断，包括知识产权，实际就是知识的私有化法权，也是一种垄断。
马克思认为，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即使经济秩序是公正的，是法制的，充分体现"自由、民主"的原则。其结果也必然是不公正的。马克思并不认为富有者财富的形成都来源于欺诈。问题在于，正是在绝对遵守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的前提下，也必然会产生资产阶级。为什么？
马克思说，这是由于市场中出现了一种特殊商品，即体力和脑力相结合的劳动力。这种活劳动力具有创生新价值的无限能力。但资本家在购买这种劳动力时，所付出的市场价格，是社会平均工资（即劳力自然生产与再生产的生理消耗补偿物）的价格。资本家在购买有创新功能的劳动力时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用低廉的工资购买了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活劳动能力。这就是市场经济中资本家利润--剩余价值的来源。
记者：今天人们谈论"知识经济"，谈论科学技术的创造性。实际上这些创造性无不根源于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创造。
何新：因此，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没有过时，只是要作一些补充。20世纪以来，机器作为人手的延长（马克思的话），电脑作为人脑的模拟和发展，与人相组合，形成了源泉无限的新价值创造能力，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源泉。
我们可以把机器与电脑，看作价值的二次创造力。因为它们并非简单地把自己的成本转移到生产物中。在与人相结合的前提下，本身成为具有生成新价值的创新力量。
14、马克思的哪些经济原理仍具有现代性？
记者：你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中哪些原理仍有现实意义？
何新：有人认为，边际理论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伟大发明，所谓"边际革命"。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前期，在哥森和库尔诺的著作中就已经奠定了边际主义的数学基础。正如斯密的自由主义已蕴涵在后期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理论中，并不是斯密的"伟大发明"一样；边际理论也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创新。
更重要的是，鼓吹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的人不知道，马克思是完全了解这种供求决定价格的主观价值理论的。在马克思的经济分析中也蕴涵着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的概念。
马克思的全部级差地租理论就建立在运用边际值的基础上。他认为"稀缺性"（撇开供求关系不谈）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构成价值的要素：那种本身并不稀有的是天然物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不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在最初的价值规定中，那种多半同有意识的预计的生产无关的东西，只要存在着需求，倒拥有价值。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因此，贵金属的这种属性即使抛开供求的具体关系也是最重要的。）
"稀有性是交换价值的要素"之一--这离承认边际值对经济分析的必要性只差了一步了。只要把这个论点同有普遍意义的供求不平等的事实结合起来，立即就会产生下述一些问题：稀有性的数量参数如何？供应生产的极限决定需求，并在同需求的相互关系中决定价格、赢利等等，而供应（生产）的极限本身从动态方面看又取决于它们的流通领域产生的量，那么，供应（生产）的这个极限到底在哪里呢？而这就是边际分析的模型。
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即投资与加工生产过程产生的价值增益（附加值）。其价格表现即利润。它有两种表现，实物表现与抽象货币表现。实物表现即增产。它通过劳动，但不归结为劳动，劳动（人力，脑与体），只是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一种因素，不是全部因素。后人误解此为全部因素，由此也产生了偏激而片面的无产（劳动）阶级崇拜。
记者：一般认为，马克思只重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产业劳动，不重视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认为它们是非生产的。
何新：这也纯粹是误解。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定义与斯大林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中本来是包涵知识分子的。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回答"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问题时说：
"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
根据这一定义，凡非纯粹食利者，包括脑力、体力劳动者、农民和第三产业从事者，都可归属于无产阶级的范围中。无产阶级并非狭义地专指第二产业中的工人阶级。那么，知识分子（靠自己的脑力劳动而非靠利润为生）是自然地包涵在无产阶级中的。
关于服务经济也创造价值的问题，马克思曾指出：
"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作用价值在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表）有什么区别。
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不是无代价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
一旦个人的产品转化为社会的产品，转化为集体劳动者的产品，而这一集体劳动者的不同成员以极其不同的程度参与材料的加工，或近或远，或者甚至根本不接触材料，生产劳动、生产劳动者的定义就必然获得更广泛的意义。要成为生产的，不再有必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者完成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部分年产品并不是以可捉摸的商品形式存在。"
由此可见：关于第三产业、服务经济的概念，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首先提出的。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局限于对资本"生产性"的某种解释，几乎完全忽视了它们的存在。信用经济和虚拟经济的概念，也都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
在《资本论》第二卷马克思在提出产业资本的居高地位假说之后，就作出了这样一种警示性的说明：
"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的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资本论》第二卷第68页。
这种"狂想病"可以从阶段性的病状（它与周期上升期的结束阶段相联系）变为结构性的病状。从19世纪末到1930年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时期情形就是如此。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狂想病"又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种从阶段性到结构性的病变，一般是在部分纯利润开始结晶并在利息的形式下变得自主的时候实现的，而这一结晶过程的起点总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形式的资本积累放缓、利润不再投入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领域的时候。
此外，这种结晶过程还必须以金融资本家阶级把货币资本的自主化作为目的或主要目的而建立特殊机构为前提。这些机构包括所有大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今天的养老基金和集体金融投资机构等互助基金）。这些机构也包括那些向金融投资者提供流动资金保证的二级证券市场。这样�"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对立的。"
"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三卷了第423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24章还进一步详细说明，与这种发展相联系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拜物教水平可以达到最高程度。生息资本是通过G-G'的简化公式增值的，这就提供了一种表象：货币产生货币，价值产生价值。马克思指出：
"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已经完成。"《资本论》第三卷第442页。
这种货币资本拜物教实际就是近年在国内外被崇拜的美国式"新经济"。而在"新经济"的面纱后面其实稳藏着极为确定的现实过程，即货币资本逐渐地对投资部门方向和节奏实现控制，尤其决定性地改变着收入分配的结构。这种变化更有利于享有金融企业收益、利息和红利的食利者。
这个过程不仅出现在国内，而且还扩张到国际范围，因为国家之间资源的流动往往给每个国家内部由股票和债券市场控制的各社会阶级和阶层之间财产的转移造成影响，这正是"金融全球化"的目的。尽管资源流动表现为货币和对金融投资的回报形式，但无论如何这是"实际"资源的转移。以上分析引据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索《论金融全球化》。
在马克思对利润平均化即递减问题的研究中，蕴涵着一个动态均衡模型。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也是崭新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伟大历史进步意义即在于：竞争迫使剩余价值中的相当份额不断转为生产资料和技术创新，即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数额不断累积和增长。其增速远高于可变资本。这个过程叫资本的"进行性和增益性积累"（有按几何比例增长的趋势）。竞争的进步力量和合理意义并非优胜劣汰，两极分化，而是以此为机制展开资本间的竞争，迫使资本集团为了不破产而以巨大剩余转入生产力和技术投资。因此，资本主义确实由于激烈内部竞争而具有内在的不断进步的原动力，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意义。并且是资本主义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生产形态，包括20世纪非竞争的不完全形态社会主义的秘密（这种竞争包括国内竞争和国际竞争）。
15、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
记者：在现代经济学中，用供求关系的均衡数学模型取代古典学派的价值分析。
何新：这里隐涵着一个意识形态的暗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功能和运作的全部深刻分析，建立在他的价值理论上。价值分析是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石。马克思的分析一方面继承、另一方面深化了斯密到李嘉图的古典分析。
斯密所代表的古典学派，在斯密之后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通过李嘉图到马克思，走向制度的批判。另一方向则通过萨伊、马歇尔通向萨缪尔森，走向对资本主义的辩护，演变为新古典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这一派的最重要鼻祖之一是萨伊的庸俗经济学。因为静态微观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原理"帕雷托均衡公式"，实际就是数理形式表达的萨伊供需平衡定律。
马克思之所以称这一流派--在当今它被称为主流经济学--为庸俗经济学，一是因为其理论素养薄弱，即无知于经济史，也少知于经济学说史，却特别乐于玩弄数学模型，以冒充其价值中立和具有"科学性"。二是因为这一学派的真正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辩护，掩饰甚至无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残酷阴暗的另一面。新古典学派用数学模型取代价值分析（马歇尔发明的那个建立在笛卡尔座标系上的供求模型极其幼稚，严格说是荒谬的，我以后还会谈到），目的就是为了逃避马克思对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逃避由资本主义的市场分析（斯密）转到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阶级分析（李嘉国的马克思）。
记者：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
何新：是的。庸俗经济学的若干现代代表人物后来被授予了很多次诺贝尔奖。诺贝尔奖是诺贝尔发明TNT炸药以后的又一大发明，他本身是大资本家，这个经济奖不授予为资产阶级作辩护的意识形态代表，那是奇怪的事。诺贝尔奖本身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最天真的傻瓜才会相信它的公正、中立、客观性。
记者：您如何评价凯恩斯主义？
何新：凯恩斯的理论要复杂一些。他吸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某些批判，他主张政府干预，而反对自由主义。凯恩斯也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但他不是庸俗的辩护，他承认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存在内在的危机。他是要补天，要救资本主义的。
我已经说过，在近代经济学中，围绕市场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传统。
一种是强调市场机制绝对合理主义的传统。这就是由斯密、萨伊到本世纪马歇尔、哈耶克所代表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历史学家认为斯密的理论属于经济学中的古典学派，而继承其理论的20世纪自由主义学派，被称作"新古典主义"。）这是代表一种理论传统。
另一种是以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代表的认为市场机制有缺陷的传统。马克思注意到自由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的危机机制。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由小市场经济走向大市场经济，即由民族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的进程。这其实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认为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会产生破坏世界市场的力量，从而摧毁这一体制。他把这种全面危及世界统一市场的危机，称作"普遍危机"或"总危机"。
马克思的经济学，西方有人称作"危机经济学"，即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学。这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之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要也是为了研究周期发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机制"。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欧洲建立也还不久。但是，以10年左右为周期，工商业经济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呈周期性的发作，从而不断引发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美体系，因此根本不承认危机机制存在。萨缪尔森甚至曾宣称现代经济学已经找到了摆脱经济周期的药方。这种理论在90年代初一度颇为盛行。但最近几年，国际潮派又有些变化了。
记者：凯恩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否有关系？
何新：凯恩斯早年曾信奉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但30年代的大萧条，却使他最终转向了对自由市场危机机制的分析。
凯恩斯与马克思的立场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市场体制中的危机机制是不可补救的。而凯恩斯则相信，可以通过政府对经济作宏观干预的方法，补救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凯恩斯确实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但他承认，他没有能搞懂。凯恩斯承认自己不能读懂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他在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纳的信中说："我在上周阅读刚出版的马恩通信集时再次浏鉴了老卡·马的著作，可惜进展甚微。于此二人中我较欣赏恩格斯……但是如果你对我说他的发现了解开经济学之谜的线索，则我仍摸头不知脑--除了一些早已过去的引起争论的东西之外我还是一无所获。"（哈罗德《凯恩斯传》第492页）
但是，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周期性危机就表明这种缺陷。这可以称做纠正市场幻想的一种理论传统。
而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
对市场机制的上述两种对立看法，实际上形成了近代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
经济理论属于社会科学，但是经济理论与其他科学不同，它可以直接介入国家经济政策的设计，从而影响国计民生，甚至影响国家的安危和治乱。我想，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有必然性。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论者，我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现阶段具有不可避免性。我认为历史规律和必经的发展阶段是无法超越的。然而凡事先知其弊，后受其利。我们应该注意到关于市场经济理论，存在以上两种不同的传统，以及存在相关的不同政策主张。这可以避免被一些片面的意识形态鼓吹所误导。
记者：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动荡，对新古典的市场绝对合理主义似乎是不利的。
何新：80年代初期，是新古典派的理论和政策大行其道的时代。指导里根政策的供应学派、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如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的科尔内短缺理论），以及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理论，可以说都是派生自新古典派理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
但正是1990年以来席卷世界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和经济震荡，可以说相当无情地打破了新古典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乐观幻想。
我最近看到戈尔巴乔夫一个谈话(《柏林日报》，1999年11月10日。《参考资料》11月12日)，尖锐批评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我又看到叶利钦最近的一次谈话(《参考资料》1999年11月2日)，他也承认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以及哈佛500天计划一类，使他的经济政策陷入了灾难。
16、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问题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当前仍有现实意义吗?
何新：诚然，马克思的某些术语是古典的，但他所考虑的问题却是非古典的。
"实现"问题，是被中国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重大经济学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古典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也很少涉及。但这却是当今困扰我国大中企业的关键问题。
列宁曾经典性地指出：
"实现"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1、为所生产的工农业商品按其"价值"--即资本投入额，找到有利润(即生产资本附加值)的货币形成。
2、为所生产产品按"物质"形成--即在市场中能实际交换到的生产资料，消费品(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找到作交换的他人物质产品。
否则，其产出物价值即不能得到实现，累积的不能实现就会导致由于生产过剩而发生的经济危机。
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以下难题：
1、生产能力对社会有效需求的失衡(有效需求不足，购买力过低，生产能力过剩)，此即经常发生的"结构疲软论"。这是货币两极化，即分配不均的必然副产品。
因此，实现问题--产品销售不仅要找到货币，而且要找到能够置换产品的另一部分工、农产品。即产品在实物形态上对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产品在实物形态(资源性)补偿。资本论第2卷第22章。
2、分配不均，货币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社会阶级矛盾)
3、大规模失业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实现"问题有关。
马克思《资本论》(Ⅲ)指出，资本主义的最大矛盾是，"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绝对地发展生产力"，(工业化的世界性扩张)，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为了特殊资本集团(私有制)的高利润，消灭工业竞争者，即保持垄断地位而抑制工业化在世界范围普及，同时保持不发达地区的落后和贫困状态。这就是19世纪殖民主义的全球分工论的蓝图：欧美--工业科技、资本中心区。亚非拉--原料、农产品提供者和加工品市场。
现代环境主义者(新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蓝图的后继推行者。他们试图以新的环境主义抑制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保持现代经济中那种不合理的自然分工。但后者由于不发达状况而被剥夺了购买力，现代资本主义目前找到的办法是提供债务刺激后者消费，以债务为剥削手段，造成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债务型经济。
中国发展必须开辟和寻求国外市场。这里由于两个原因：(不是什么国际专业分工和比较利益的优势理论--那只会有利于谋求工业品高附加值的发达国)一是由于必须以此为手段结决产业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二是寻找工业利润得到实现的新的广阔市场。列宁曾指出：国外市场是解决"实现"问题的重要手段：
"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在价值上和实物形式上)的比例(均衡)，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必
要前提，而事实上只是通过多次经常的波动而形成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自己所不知道的市场而工作的个别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比例环节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工业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着，而是互相超越着，因此较为发达的工业就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列宁选集，Ⅰ，P．187。
由此可知，所谓以"内需为主导"，是不适宜作为中国工业和资本市场长远的战略方针的。
17、应该回过来研究马克思
记者：您对未来的全球化如何看？
何新：我认为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第一需要从于已有利、为我利用的目的而主动参与全球化。另一方面又要高度警惕美国英国意识形态向中国人所灌输的那种全球化，这里有一种陷阱的。
多极化是冷战后期的口号，当时美国和欧洲政论家鼓吹这个口号，是为了突破两极化的政治构架。但多极化没有成为历史现实。冷战后，美国谋求建立单极主导的全球体制。但是这种企图一定会失败。美国并没有控制全球的经济力量，更没有一种能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道德力量。它仍然是一只纸老虎。也许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多极化。那也将是世界意义的战国时代（多雄并立）。那也会是一个事实上没有中心，没有"极"的（无极化）动荡时代。这种经济政治的激烈动荡，将在全球范围冲击全球化的帝国主义体制，并且全面重塑人类的价值和文化观念，重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记者：你认为资本主义在未来可能灭亡吗？
何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和道义力量没有过时。但是，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短暂的阶段，随资本主义危机而灭亡，则是过于激情浪漫的判断。
15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漫长重要而伟大的历史历程。这一发展历程经过三个阶段：
1、15-18世纪，重商主义即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
2、19-20世纪，工业主义即世界性的资本主义
3、21世纪，金融支配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开端。当代资本主义正处在深刻的变动中。关于它的前途，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布罗德尔说：
"虽然西方资本主义今天正经历种种危机和曲折，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明天就会断气的"病夫"。资本主义今天肯定已不再象当年那样，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不能不对当年的资本主义表示钦佩。
除非我从头到尾全部都搞错，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由于"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替代办法。而信心今天已经开始动摇。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的这场危机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它比1929年的危机更要严重得多。
危机在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通常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消灭小企业（与资本主义大企业相对而言的小企业）、弱企业（在经济发展顺利时期所建立）或者衰老的企业，减轻（不是加强）竞争，把主要经济活动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货膨胀、失业等（今天）都有助于资本的集中和资本主义集中化。这是一个崭新发展阶段的开端，但这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百年趋势（已经说过，我认为目前的危机便是一次百年趋势）。雅克·阿塔利认为据此可以断言（1979年），"世界中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面对新兴的第三世界，我们敢于断言，资本主义将在一段时期内还能改变其统治形式，或选择其他的统治形式。例如，它可以再次利用令人望而生畏的旧势力，利用既得阵地的力量。
但在现今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放弃了传统以及使用特权。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翻各种社会等级制，不仅是金钱、国家、社会特权，而且是历史和文化的各种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证明，单是消灭经济等级制就导致了成堆的困难，而且这样做不足以实现平等、自由乃至物质充裕。能不能头脑清醒地搞一场革命？且不说有没有头脑清醒的革命，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文化，诚实无欺的市场经济，外加一点诚挚友爱。这个要求未免太高。而一场广泛的结构改革总是困难重重，并难免会造成创伤，必须物质充裕乃至极大丰富才能实现。目前的人口数量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也不利于对剩余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未来的前景依然是迷茫的。"费尔南·布罗德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版，第729-732页。
上述分析我认为基本是客观的。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质是社会财产和公共资源的非私有化。也是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地扩张和发展了社会与自然资源--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经济不平等。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考虑，我深信这种不平等占有是不公正的，总有一天会被消灭。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研究《资本论》的?
何新：第一次是在70年代初，在北京流浪的时候。但那时读不懂。马克思在写作此书时，使用黑格尔的思辩表述方式，特别是关于价值论的一章，极其罗嗦而且晦涩。
此书我早年读过许多遍。对书中的道理，我是逐步地得到领悟的。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货币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深化性地持续发展，使我对《资本论》所论述的经济原理的理解和认识也日渐加深。我发现这部伟大著作中所揭示的那些原理和规律，基本没有过时。马克思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许是唯一一位真正理解和洞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秘密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上，我真正的教父是马克思。
我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根本性理论理解，基本上是受教益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经济学上的基本理论方面，我极其蔑视当代的主流经济学。我主张回过头来重新研究和认识马克思。我认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使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现实。能够引导中国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局，面对全球化的新资本主义，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国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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