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
2、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谬误的
3、自由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周期性危机
4、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简史
5、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很可疑
6、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精致包装的意识形态
7、完美的市场只是一种伦理性空想
8、原理错则数学模型也必然错
9、马克思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的
10、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11、警惕伪装成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
1、"主流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
记者：在我们上次的谈话中，您说您认为，近20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是新古典主义，或者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
何新：是的，这种新古典主义，还有一个十分可笑的名称，叫"福利经济学"。
记者：为什么叫福利经济学？
何新：福利经济学的名称来自A·C·庇古（1877-1924）1920年的著作《福利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正确的名称应当是功利主义经济学，因为其哲学基础是边沁的私人功利主义。J·边沁（1748-1832），英国哲学家。边沁是"看不见的手"、"经济人"等概念的原始发明者。马克思说：市场经济"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私（所）有权和边沁。"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已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
他的理论是：每个人只为自身功利而最大限度地自谋，通过冲突和抵消，结果最终达到平衡，反而最有利于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作为哲学基础，正是后来亚当·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滥觞。
庇古的理论实际上是源自斯密-萨伊--马歇尔。西方现代的"主流经济学"，基础就是马歇尔/庇古的一套理论。许多人指责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已过时，其实，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论源自18世纪的一些理论，是更加陈旧的东西。
这个流派的鼻祖之一是斯密学说最著名的庸俗化的传播者萨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将萨伊学派蔑称为"庸俗经济学"。实际上，所谓"福利"这个字眼本身就颇有点讽刺性的庸俗色彩。
记者：这一学派所说的"福利"究竟是什么意思？
何新：根据美国经济学家摩根·雷诺兹的说法：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伦理前提是：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或用萨缪尔森的说法，个人的偏好应予优先考虑。"（此即经济人的原则）
"如果把尊重个人偏好暂定为根本的伦理假设，就直接引导到福利经济学的初始概念--帕雷托最优化。帕雷托最优化的意义是指这样一种经济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如果不损及另一个人的利益，就无法（通过对资源或最终产品所可能的再分配）使另一个人的境况有所改善。
因此，某种经济一旦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进一步的再分配势必损害至少是另外一个人的利益。不处于帕雷托最优状态的经济则被称作低效益经济。对于极为简单的交换经济，高效点与低效点的差别，可以用埃奇沃思一鲍利方图加以说明。"引自"Modern
Economic Thought",Idney Weintraub编，牛津，1977。Mark Blaug,1980，经济学方法论，
P．165。
我引用的上述这一段话，可谓言简意该。第一它是权威的。第二它是典型的。它是我从有关福利经济学或主流经济学的众多著作中精选的。它非常重要，因为它蕴涵了主流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公设（假定）。正是在这一公设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神乎其神的理论。
这一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据说在市场平衡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特性，即与帕累托所描述的资源分配最佳状态相符的特性--在市场供求平衡点上，使用资源方面出现的任何变化，都不可能在增加一人的利益时不减损另一人的利益。
这就是帕雷托资源配置上最优化假设，也就是"看不见的手"。其最早的根源形成于霍布斯�"社会契约"、边沁的功利主义（功利的人也就是后来所谓"经济人"）。所谓被授予"诺贝尔奖"的"科思定理"以及张五常的私有化=经济效益最优化之理。都可以从"帕雷托均衡"中引申出来。凡不符合这个模型的经济制度，即非市场经济，在意识形态的这一最初始预设中，已被暗涵地定义为低效能因而是必须抛弃的。
记者：那么您如何评价帕雷托的均衡模型？
何新：第一，这一均衡模型是建立在市场通过供需机制自动得到均衡的一种理想性假设之上的。它只是一种假设，正如欧氏几何中关于纯点与纯线的假设一样，它仅是一种抽象而并非现实。第二，事实上，这里有极其重要的一点，在帕雷托供需配置的最佳平衡点上，即消费者权益实现最大化而生产者价格趋于最小化，厂家的利润将趋于临界化即趋于无。让·拉费等指出：
这种"看不见的手学说"或"福利经济学基本原理"，仅仅意味着，以价格形式发给个人的信号，是一种足以避免社会上个人福利遭到任何浪费的信息。但是，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时，这种见解才有价值。
第一条件涉及代理人的"推理能力"，包括情况变化不定时的"推理能力"。这类条件是否得到证实？始终是难以知道的。
第二类条件则相反，不具备这类条件，国家干预就要另建一些明确的准则。所涉及的是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平均）成本的非递减性、缺乏"外部效应"和"集体"商品。
如果不考虑实际存在多少企业，进出市场都完全自由，无需付出代价，这样的市场就是完全竞争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表明，处于平衡状态的价格与平均生产成本相等。这时的产量便是最佳产量，而且与最大的社会剩余相一致。这种剩余完全归于消费者，因为价格和平均成本相等，意味着生产者没有剩余（或利润）。
任何企业要想把价格定得高于平均成本以期获得正利润，就会被讲求实效的竞争对手排斥在市场之外，或者是被以较低价格出售产品的新企业排斥在市场之外。相反，一个企业要想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出售产品来排斥其他企业，就会造成亏损，到头来还是消亡。因此，在可以进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主宰自己的价格（企业"接受消费者价格"）。
反之，进入市场存在障碍或基本资源受到全面控制，却使价格上存在某种行动自由，这种"制造价格"的能力，作为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征，使获得正利润成为可能。
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极端情况就是垄断，也就是说，市场上只有一个企业能够自由选择价格，从而使自己的剩余或利润达到最大限度。
在现实生活中，希望通过垄断获取巨额利润，乃是革新和投资的基本动力。一个国家过分致力于调节垄断，反而其可能严重阻碍本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所以，描绘通过市场自动调节达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帕雷托模型，恰恰是一个生产者利润趋近于零的抽象模型，是根本没有实际意义的。我还想指出一点。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也包含动态均衡的自动模型。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及利润率的"平均化"，作为动态过程，也就是市场的自动"均衡"过程。列宁指出：
"在只有通过市场才能把各个分散的商品生产者联系起来的社会内，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
另外，帕雷托均衡的实现，以假定完全竞争的存在为前提。但是：
第一，在生产方面，必须存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第二，在市场上存在的是实力相当即平等的竞争者，竞争完全是水平竞争而不是纵向竞争，因此市场中必须没有能操控价格和市场的垄断势力。在此条件下，"企业家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按照市场上形成的价格出售，但是他们都只愿意生产利润（生产成本同价格的差额）最大的商品。假如自己商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市场价格，或者小于其它种商品的利润率，就要缩小自己的生产，或者转而生产别种商品。各生产要素根据对生产的贡献，可以得到相应的收入（工资、利息、地租）。工人总愿意到获得更多工资的企业去劳动。资本和土地的所有者也总希望租贷给利息、地租更高的企业。"
"如果生产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就会达到下述的生产平衡状态：（1）边际生产力相等，性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所有部门、所有企业都可以得到均等的价格和均等的收入；（2）作为企业家报酬的利润率，在各个部门、各个企业全都相等。"
而生产要素可以充分自由流动的世界市场，当今还远未形成。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但他们自己的国内市场却不对发展中国家充分开放，特别是本国的劳务劳动力市场。因为他们要保障本国工人的就业率和就业机会，防止大量廉价劳力由发展中国家流入冲击本国市场。现实中的世界市场从来不是真正自由和充分竞争的。
中国当代主要经济学的主要错误，就是全盘接受了自由主义的供需均衡市场模型（看不见的手）的全部理论假设，把一个现实中并不存在而只具有抽象理想意义的模型当作现实的工作目标。这正如一个建筑设计师把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作为抽象点、抽象线的抽象与面作为设计目标去进行追求。达不到这种目标就认为不能设计出理想的房屋。是同样地幼稚可笑。
人们常常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一点，在帕雷托条件下，工资趋于极大化（边际化），价格趋于极小化（所谓消费者主权），因此，利润=价格=成本，平均利润率必然有递减的趋势，即极小化。所以帕雷托自由均衡即完全竞争状态，会导致无利润状态。所谓"不损害某一方的利益，即不能使另一方获利"，恰恰正是对这种无利润状态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试问在纯帕雷托均衡状态下，资本的高额利润，根据知识产权保护（即知识及信息的垄断权）所形成的高附加值，又从哪里摄取呢？实际上，市场经济作为确保保证资本最高利润率的资本主义法权制度，天然地必须以供需不均衡和不完全竞争（即存在垄断）为条件。正是绝对不平衡才能保证利润的相对稳定的流向。
2、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谬误的
记者：帕雷托假设，即市场制度的均衡运行模型，是否就是"看不见的手"？
何新：对。这实际上就是根据斯密理论所设计的一个"理想化"的数学模型。但是，这个模型极为可疑，因为其所依据的原理本身是可疑的。近年在中国最流行的教科书是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这本书是当代美国"福利"经济学中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一。
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
在供给不足时，商品价格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力、技术转入短缺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使需求得到满足。
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低利润及低价格信号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减少生产，于是供求恢复平衡。
同时，在供给趋向满足的进程中，市场竞争激烈化，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自然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保持生产的高效率。
在这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调整下，经济结构和制度自动得到调整和运转，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长期情况发生。（这是根据"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著名的萨伊假设）所以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几个版本中，曾吹嘘理想的市场机制，已使现代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记者：萨缪尔森认为市场自动调节可以消灭经济周期，或改变了周期的运行机制。
何新：这一直是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梦想。但这纯粹是欺人之谈。危机的发生，即经济周期性波动和震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直接关连着。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摆脱这个周期性危机的机制。中国也是如此。
3、自由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周期性危机
记者：为什么？
何新：斯密--帕雷托的自动均衡模型，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它在几十年间被西方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作比较，并且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根源是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由于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作出及时的、灵活的反应。并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益等种种弊端。
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政治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化。作为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模型，以及依据这一模型所设计的经济改革方案（萨克斯休克疗法/哈佛500天方案之类），在方向上引导了五十年代以来(1953年南斯拉夫最早试行经济改革)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然而，其在苏联及东欧导致的悲惨后果我们今天都已看到了。
今天反思这一套经济理论，我们会惊讶这个理论模型的简单和幼稚。实际上，这个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须借助于存在三个假定即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灵活转移是无需成本的。
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是弹性的。
3、保证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可能性的资源、技术要素是可以无限量地供应的。
如果不存在这三个条件，那么在现实中就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以投资者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抛弃其现有工人，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要支付的代价有多大?是否可保证投资转移者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总是落后于需求变化。从投资到收回投资和利润的时间，往往长于需求旺盛的时间。
市场需求总是千变万化。而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所建造的新的生产线，当其具有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现高利润的需求可能已经满足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再度成为过剩能力。（在中国，近年严重的大量的重复建设就是在这种市场"机制"下发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配置巨大资源、劳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性的浪费。
因此，市场经济根据其本性天然地存在宏观失控即发生生产力过剩的可能性。市场调节经济在微观角度（对个别消费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观角度（对全社会）却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且必然发生供求失衡与周期性经济危机。实际上，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那种理想市场模型中已经隐涵。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甚至无利润，导致投资必须自动退出这个部门的生产领域。在理想的帕累托模型中，这一点总是被轻描淡写地描绘，并且被颂扬为一种制动阀、调节器。
但是，这种投资过旺、生产力过剩，即所谓"结构调整"，在现实中却是隐涵严重可怕的社会代价的。商品积压、工厂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自动调节供给的必然结果。
列宁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就必须经过危机。"《列宁选集》第1卷第187页。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现实中早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问题了。这就是盲目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实践这一套"福利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后果！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对从美国引入的这种主流经济理论重新反思吗？！
记者：西方现代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也形成了很多分枝，主流和非主流是否存在区别呢？
何新：20世纪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20世纪形成的某些非主流流派甚至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吸取了他们认为有用的观点。（例如凯恩斯、希克斯、罗宾逊夫人、熊彼特，都不同程度地研究和吸收过马克思的东西。）
但是，从总体而言，在基本理论观点上，主流经济学所承袭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也正是从主观效用的"边际分析"（对数学分析中的"极限"概念的一种应用）中发展出来的。
乔·罗宾逊夫人在她的名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二版前言中说：
"在正统派学说中，完全竞争、供给与需求、消费者的主权和边际效益学说一直占据着上风。"
记者：主流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作为价值形成的决定性机制。
何新：所以他们用主观价格论置换了古典经济学关注的价值形成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是价值理论。因为只有通过价值形成的分析，人们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殖运动的发生根源。近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大流派。
一个流派注重于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形成问题。这就是客观价值论，包括马克思代表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代表的成本价值论。另一个流派则注重市场价格的形成，即市场需求对于商品的价格的函量关系，这就是效用/需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
这一理论大体上是在19世纪60-70年以后由杰文斯、帕雷托等人通过需求分析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可以为需求与价格的形成关系建模，这就是所谓的"边际革命"。在这一派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阶级问题和宏观政策问题被弃置了。19世纪末-20世纪经过一系列数学包装后，这种"形式"经济学发展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正统）经济学说。
4、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简史
记者：我可否用以下的三点概括您上述的论点：
（1）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学派。
（2）这一学派的学说流变繁多，但始终有一种共同的理论基础。
（3）这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即主观价值论（与古典学派的客观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益分析和帕雷托均衡体现的抽象市场模型。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只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三点概括并不是我个人之见，而是根据"主流"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家自己的观点。
英国经济思想史家Eric Rollr爵士在其所著《经济学说史》中指出：
"人们通常把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在经济分析工具方面的变化，看成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有人说，古典主义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现代学说关心的主要是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效用概念的引入实现了这种重点的转移，从那时起它便几乎以无上的权威统治着学术思想。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消费者选择学说和交换与生产的均衡学说，在20世纪基本上是和第一次大战以前一样的。虽然存在一些提法上的分歧，但大致的趋势是走向统一。在英国，在马歇尔以及他的追随者们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一种伦理上的假定的爱好，这种倾向使英国学说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特征。
在奥地利，在门格尔和维塞尔的影响之下，包含在机会成本原理中效用的顺序观点和成本与价值的相互关系成为被接受的理论。
起初与洛桑学派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关系的数学表现形式也愈加普及了。虽然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数理经济学的文献才有相当增加。毫无疑问，一些流行的理论的数学公式化，是本世纪头三十年里，导致各学派间某种程度的折衷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者：主流学派认为，微观经济学采用的数学建模方法，意味着20世纪主流经济学推动的一种重大革命。
何新：这实际是一种自我吹嘘。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有问题的。错误的原理，即使被给予精致的数学包装，它仍然是一种荒谬的体系。在物理学史上，托勒密的天体演算模型就是一个例证。实际上，对这一点，许多西方主流学者自己是心里有数的。劳尔爵士指出：
"数学方法的发展，在意义上说并不是十分重大。在时间上说，要比更深刻地影响经济学说总的地位的其它最近的变化更为晚些。它们仅仅体现了从边际主义者第二代所到达的境界的最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的发展。最详尽的著述直接出自费希尔、埃奇沃思和帕累托之笔，并且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包括马歇尔的消费者行为学说，与瓦尔拉和帕雷托的一般均衡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最新的说法上，马歇尔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以上均引自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73版。
在劳尔爵士所叙述的上述逻辑脉络中，从19世纪初边际效用概念的形成，到19世纪后期数理经济学在洛桑和剑桥学派鼓吹下的发展，以及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作了线索很很简明的交代。
记者："边际效用"这个重要的现代经济概念，究竟是谁发明的？
何新：这个概念的产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萨伊抛弃古典学派的客观价值论，把"价值主观化"，定义价格完全由效用与需求决定。
第二阶段是引入数学分析中的"极限"概念，进行"边际分析"。这一工作的首创者，是萨伊的学生法国人奥古斯丁·库尔诺。
我个人认为，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哲学一样，在理论上是相当缺乏创新能力的。你不要看有那么多的"诺奖"，那么多名日纷繁的新分枝、新流派。其实多数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和泡沫而已。批评我不理解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朋友，我有时觉得他们有点可笑。我敢说他们对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如何从19世纪庸俗经济学中演变而来的历史不很熟悉。否则，他们就会知道"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所罗门的名言）。在他们认为是那么新奇的许多现代理论，其实都不过是17-19世纪的旧货而已。包括被张五常这种不学无术者奉为神圣的斯密理论，也是源自重商主义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建议你去研究一下熊彼特的三卷《经济学说史》。
记者：我注意到，您刚才在交谈中提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是"形式经济学"？
何新：这个概念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有人设想，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超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的，以纯粹数学模型为符号来构造，并且以纯粹数学方法来演算的科学经济学--即完全形式化的数理经济学。
例如，以马歇尔（1842-1924，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为代表的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试图利用瓦尔拉的数学均衡模型和萨伊定律，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经济学"。熊彼特认为，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科学经济学"这个概念，以与19世纪通用的"政治经济学"一名相区别。（参看所著《经济分析史》第1卷，2--5章节。）马歇尔试图由此而割断经济学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关联。为此目的，马歇尔将19世纪的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一词去掉"政治"两个字，改称为独立的"经济学"。形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
而在其现代形态上，形式经济学体现了这样一种梦想，就是构造一个抽象的数学模型或系统，只需要将各种数字元输入进去，这个形式系统就可以自动工作，模拟和预测出一国的国民经济或市场供求的取向和动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梦想。可惜只能是梦想而已。
诺贝尔奖的得主卢卡斯说：
"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
工作目标是通过"一个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可以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这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数学理想。但是，在经济运动的基本原理尚未被弄清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这样的虚拟数字模型，对于说明现实的经济运动，究竟是提供一种理解，还是提供一种误导呢？这种数字虚拟模型能够被人们信任吗？
滥用数学语言的目的无非有二：
（1）使一些用自然语言表述会变得极其容易理解的常识，具有深奥复杂的数学外表。（如所谓IS-LM模型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高度专业的数学模型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剥夺掉许多普通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对于经济问题的发言权。使一般人对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望而生畏。这样可以使经济问题易于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收买的专家用晦涩的语言操纵和调控。
（2）使一些荒谬的有害的经济论点和政策，得到一种通过严密计算和得到科学支持的假象。
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是只能用数学语言而不能用自然语言表述。凯恩斯的著作很少使用数学语言（如他的名著《通论》），但这本书仍有效地影响了西方政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决策。
5、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很可疑
记者：您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是否具有意义？
何新：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量的关系。它的若干基本概念，如价值、剩余、竞争、分配都是一种涵有数量意义的概念。经济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关系在建制模型。但我认为它们理代数理经济学所提出的多数虚拟模型是可疑的。
人民大学高德步教授在一本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中指出：
"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通过战后美国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指出：有不少经济学理论是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构思出来的，这样的理论和建议，经常与经济的现实不符，当然不能奏效。现实经济不可能简单得用几条"抛物线"就能客观描述。这种观点真可谓切中经济学的时弊。这些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学术化"，经过精密的数学运算和精心的雕琢，真的成了象牙塔中的"精品"，遗憾的是许多"精品"中看不中用。"
而美国学者马拉伯则讲过一个颇为极端的说法：
"以本人之见，较为确切的描述应当是：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迷游戏。这游戏通常极为粗劣且不时被一些聪明的骗子所操纵。这些人的学术报告所言远超过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任何可能的贡献。"（"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的历史"，中译本第9页）
美国经济学家Sidney Weintraub则较为学术性地指出：
"斯莫伦斯基教授和雷诺兹教授是研究帕累托最优化的，在讲授时往往把它跟福利经济学混同起来，认为价格法规最适用于静态经济，而不是实际经济。更经常的是，只假定有关费用是一组纯客观的可数量，为图简便而有意忽略重要的主观（即使用者费用）成分，因为这种主观成分会使福利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复杂化。此外，令人伤脑筋的市场故障并发症会引起可疑的"次最优"--也是低阶的--权宜解决办法。
哲学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最为突出）、政治理论家、法理学家以及议员们一直在对伴随公众行为的优点而来的缺陷权衡其得失。现代经济学家用数学手段把概念精雕细刻，以避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幸的是，大多数"效益"和许多费用都是非现实的和零散的，由于实际情况难于预测，计算自然也就无法精确。
在我看来，萨缪尔斯教授（W．J．Samuels）承担了一项最难捉摸的任务--试图把纯经济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朦胧概念在经济学中加以区别。它的普遍存在影响了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看来经济学家命定要和这种矛盾打交道。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些竭力宣扬"绝对不受价值论约束的"经济"科学"的人却大肆吹捧政府准则，在装模作样地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约束的同时，保卫放任自由，反对平均主义措施。我认为，混乱的根源来自四十多年前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一道禁令，这道禁令规定：侵入心理学、政治学说和社会学都是"超出经济学的"，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同这些学科有什么关联。经济学家们被告诫：要严格坚持资源分配问题在"既定"目标范围之内，不管这些目标对人类福利多么至关紧要，都要把它们看作是外加的东西。"
他讽刺那些热衷于设计抽象模型的经济学家说：
"经济学中有不少精致的理论都是从假设技术不变而"工业技艺处于一定水平"为前提的模型中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所乐于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却多半起因于技术的变革，这就导致了咱们的模型同史实之间有某种极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如果说1876年的美国资源分配是"理想"的，那末美国的生活方式至今还该是1876年式的啦。要是今天的印度按照最理想的设想来分配资源，那末它的境况也就根本不可能好转。创建技术业绩的正是技术本身，不管静态福利经济学施展什么样瞒天过海的伎俩，这终究是平凡而关藏不住的真实。"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还不可能有脱离利益体系而中立的纯科学经济学的存在？
何新：经济学不是统计学。统计学应当中立。经济数字统计、统计分析应当力求中立和客观。但统计数字和数学并不是经济学。经济政策、经济目标涉及到国家之间、市场体系内部的经济利益竞争，不可能是中立的。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目标，只能为美国人、美国资本主义谋利益，不可能为中国人、为全世界人谋利益。中国的政策也如此。
要知道，经济制度、经济生存方式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存命脉。凯恩斯曾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政治家总是受到一种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的。不是受好的经济学影响，就是受某种坏的或过时的经济思想的影响。这个观点我赞同。凯恩斯说，整个世界几乎完全是受"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的主宰；那些自命为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践家们，事实上是"某位业已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引自埃·罗尔《经济思想史》，第15页。我认为：
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需要形成和实施具体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因此需要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没有抽象一般意义而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抽象数学模型和一般原理，从中直接引申出国家政策的抽象经济学。宣称自身是这样的经济科学，这就是欺人之谈，是伪科学。
二、个人的购买和投资之术（所谓微观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与国家制订宏观政策的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记者：中医讲究"辩证施治"。根据你的观点，你是否认为根据不同的同情--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纵的竞争关系，应当具有不同的经济学和政策理念？
何新：非常正确。在我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功利性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谋求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国民的经济安全。
因而我注意到，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国家利益以至上的、坚持维护民族经济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主张放弃国家民族利益，不计后果地融入"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李斯特曾指出，重商主义实际应当称作"重工主义"，即保护"民族工业的民族主义经济学"。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在理论传统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说？
何新：极其简单--正是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
创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英美学派认为自己有必要让全世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忘掉李斯特。因为李斯特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自由贸易非常有利于作为工业出口强国的英国。但是任何其他国家如要效仿英国的成就并和英国相竞争，就必须借助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工业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引自J．L．
Hammomd《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6章。（The Rise of Modern Indastry,London 1947）。"
记者：为什么李斯特会持有这样一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
何新：说来话长呵，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一部近代世界经济史。有关背景材料，建议读者参阅阿什利《近代关税史》（Modern
Tario History），以及Binkley《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Realism and Nationalism）。让我们作为一个专题放到后面再作深入讨论。
但是，你是否知道19世纪促进德意志统一和复兴的伟大政治家俾斯麦？
记者：知道。他号称"铁血宰相"，历史学家对他也是褒贬不一。
何新：在俾斯麦执政早期他一度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他接受了一个经济政策而消除了温和的自由党人的敌意。因之齐默曼（Zimmor
mann）指责他盲从英国的政策。（J．L．Hammond《近代工业的兴起》）"但是政治实践和对国家利益的权衡使他在1878年对自己早期的自由主义政策提出质疑--这是因为他已研究了李斯特著作。1878年他在议会发言说"我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国际贸易相互之间完全自由，象自由贸易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这究竟能不能促进德国的利益。"（同上书）而到1882年。他的观点已经明确，他对国会讲了如下的话：
"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象一位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向世界挑战。
自由贸易是强势国家的武器。英国由于它的资本、它的煤铁、它的港口和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已经变成世界的超强国家。然而它在它的各项工业变成这样强盛以前，是靠高得惊人的保护税则来保护自己抵抗外国商品的竞争的。"同上书。
俾斯麦是一位清醒地认知德意志国家及民族利益的杰出政治家。所以他从自己的政策后果、政治实践中得出的这种教训是至为深刻的。我们应当记住他的话：所谓自由主义，实质乃是强势国家用以突破弱势国家关防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政策工具。
记者：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垂直分工和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以中国能从这种国际交换中获利？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中国何以仍能获利而走向强大？
何新：由于购买力及劳动力价格的差异。由于中国市场的相对封闭，如果中国的自由生产力由于市场开放而破坏，则外部商品的流入与购买力平价差异的消失使汇率优势消失。
6、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精致包装的意识形态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有科学成分，也有艺术想象的成分。
何新：但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数学工具和伪科学形式精密包装过的意识形态。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一种思想不论多么荒谬，只要成为教科书，就会不朽地流传下去。"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系统。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科学不同，它并不以逻辑上的必然真理为依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信念。你信仰它，对你来说，它就是真，就是善，并且就是美。
你看我们很多有名经济学者，昨天他还在大批特批西方主流经济学，今天他又在大唱赞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转变有什么矛盾。为什么？不过是他的信仰变了而已。（笑）
记者：意识形态与科学究竟不同在何处？
何新：意识形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萨缪尔森说："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人们的理论常常是掩饰某种物质利益的信条。"即"虚伪的意识"、"歪曲了的理论"。（M．Blaug）意识形态是价值取向的符号体系。它背后的真正意义是社会的利益。
意识形态与科学常被混淆，因为它们都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解释。科学是认知体系。意识形态是评价/价值的体系。科学追究真与伪，即寻求真理。意识形态评价好与坏，有利与不利。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的解释，更重要的功能是评价和鉴别，与功利密切相关。科学要求利益和价值的中立，意识形态则渗透着利益。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系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尺度（常常代表着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人们依靠它来区分对社会的有利与无利，好与坏。
科学的结果是可验证的，其过程，是可操作的。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多数领域，都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学术，可以成为学说，但绝不是实证科学。
美国有美国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二者不必趋同，也不可能趋同。他们只要不向我们强制灌输，不把假的说成真的，硬要我们崇奉它，追随它，我们就不必去批评它。人各有所信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水不犯河水。这才是真的"信仰自由"和真的"自由主义"。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一些西方政治家，一些崇美的中国学者，大肆宣传对美国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信仰，甚至强要人们相信唯有这一套可以作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这就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威胁和危害。
7、完美的市场只是一种伦理性空想
记者：有人引证主流经济学拥有数学模型。他们认为数学模型是一种规范或尺度。凡是不能建立数学模型的就不是科学，能建立这种模型的就是科学。因此其推论是，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数学化了，成为精密的专门科学。也就是说，对它的任何怀疑是幼稚无知的。
何新：把数学工具引入人文学术，这种见解和尝试至少已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在笛卡尔、斯宾诺莎那个时代就已是流行的观点。也许是笛卡尔最早提出这种想法。那时还未发明微积分，笛卡尔心目中的数学模型就是欧几理德（初等）几何学。欧氏几何是一个自足公理系统。从若干原始公设出发，引用有限的公理，以严格的形式逻辑推导出全部结论。模拟这种几何证明方法，笛卡尔试图建立他的哲学原理体系，斯宾诺莎也以这种方法发展他的伦理学。后来还有莱希尼兹。他的一个著名论点，如果发生哲学争论，那么争论双方就坐下来，打开计算器，说：我们来算一算。但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仍然是形而上学，是意识形态，并非"精密科学"。所以是否应用数学模型并不是真理的标准。他们那种严密模仿几何形式的哲学著作，今天让人看去显得十分迂阔可笑！
黑格尔曾经嘲讽那些认为数学方法是理性标准和具有深刻性的人，他说：
"认为某种数目或图形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消遣，但另一方面恰是思维浅薄的特征。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某些数字或图形含有深刻的意义，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但是对于哲学，问题并不在于思考某种可能性，而是思考的现实性。思想的真正精华不存在于武断地设定的符号形式里，而只存在于深刻的思维自身中。"
记者：黑格尔这些话出处在哪里？
何新：《小逻辑》的导论。我还想告诉你更为有趣的一点。这些经济学家崇拜数学，认为在经济学中由于应用了数学模型就成为精致的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数学家自已却并不这么崇拜数学。
19世纪以来的现代数学早已失去1+1=2的那种幼稚的精确性。"函数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关于导数和积分的基本概念还从来没有恰当地被定义过。"（M．克莱因）数学的逻辑基础本身中存在着严重的悖论，至今还未得到解决。
人们以之作为精密工具而应用数学，但这个工具本身的逻辑基础和严密性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来说，20世纪是一个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其中一大危机就是数学基础中的逻辑危机（可参看M·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卷）。
正是面对这一危机，罗素讲过一句名言："数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古今数学思想》，P．306/4。康德的不可知论在这位数理逻辑专家的手里可以说被发挥到极点了。数学哲学家本身不会迷信数学，是怀疑论者。倒是一些只对数学的皮毛有所知的人象孩子玩积木一样喜爱在经济学中制造数学的模型。（笑）并且用这一套玩意儿来吓唬人。
记者：如果您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价值系统，那么它就十分接近于伦理学。
何新：对。经济学的本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伦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别名是所谓"福利经济学"，请你注意这个名称。所谓"福利"，所谓"幸福"，以及所谓"主观偏好"，所谓"欲求"（需求/欲望），这些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所常使用的范畴，其实也都是伦理学中的范畴。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价值体系就是论证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以及永恒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终极、永恒的经济形态。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为什么不可语冰？不是因为冰不存在，而是因为夏虫坚信冰不存在，并且的确，在它生命的全部经验中也没有冰这种事物的存在。但是严冬仍会到来，冰雪仍然会到来。
记者：您谈的这一点很重要，至少是人们通常面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很少言及的。
何新：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海德大学哲学、经济学教授、汉诺威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著作《资本主义伦理学》（1982）关于这本书的书名，这位有良知的西方学者特别指出如下一点：
"不同方面的人们曾向我提建议，用较少感情色彩的概念"市场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我还是在书名和问题的提法中保留了这一概念。
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为对于我来讲，'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分析上不够尖锐。"市场经济"，它描述的是经济的协调工具--市场的更为有限的方面，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也会起作用。
资本主义则相反，它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是由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作为经济目的的个人的利益和收益最大值）来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比市场经济更准确全面地标示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制度，而且更适宜于表征这一社会制度的理想典范的模型。"
这位西方学者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根本伦理特征就是它具有一种道德空想性：
"作为社会的一种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它仅仅是关于生产、交换和协调的一种经济学理念。作为经济学理论它没有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
"一种仅仅以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和通过市场与价格体系加以协调为基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它并未成为现实。作为社会模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幻想的、非现实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空想。
当它的代言人用现实资本主义尚不完善为理由使其免遭对手的抨击时，这种空想的特征就更为明显。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指出，资本主义还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应归因于模式之外的诸种影响。
然而，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声辩是缺少充足理由的。一种社会理论必须能够与现实相联系，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它历史的场合和它历史的实现条件。
如果一种理论虽然介绍了一个出色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却由于外在的影响或不可达到的前提而永远不能得到实现，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就是一个拙劣的空想，仅仅停留在"应该如何做的废话"之中（黑格尔）。"
这些观点非常精彩。在80-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理由是它具有非现实的空想性。
人们转过头模仿和抄袭以被误解的美国模式为样板的市场资本主义。结果几乎无一不掉入陷阱。只有中国没有陷入这种泥潭，为什么？恰恰是因为中国保留了改革前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经济和政治框架。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江泽提出"三个代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人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就是由于制度改革不彻底。但人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反论，就是某些问题的出现，是否向资本主义的让步和模仿走得过多了？孰是孰非呢？对此，我认为第一要进行理论的重新思考。第二理论并非一切，还有实践和历史。历史就是上帝。
批判社会主义模式的人说，共产主义是空想的。但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供求自我均衡的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伦理的空想吗？陈岱孙先生曾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论述的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的行为，其本质乃是一种长期静态均衡理论，不能说明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非均衡行为，特别是不能解释30年代出现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和大量失业这种数量波动现象。凯恩斯革命的实质是提供了一种能解释这种产量和就业量剧烈波动的短期动态的宏观非均衡理论。
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虚构的瓦尔拉斯"喊价人"通过"试错过程"来寻找均衡价格，以便协调全体交易者的需求计划，亦即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市场总是趋于均衡状态，因此绝大多数交易和经济活动是在非均衡价格上进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看不见的手"、"理想均衡的市场"本身也是一种空想。要知道，供求自动均衡的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供求均衡即意味着利润的消失。我赞成人们对中国改革前旧经济体制不良性的批判。但是，我不赞成在放弃一种空想的同时引入另一种空想。对一些崇拜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推荐给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认为我们同样必须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
8、原理错则数学模型必然错
记者：总而言之，您认为在经济学中，数学不是唯一的方法。
何新：我的观点是，数学绝不是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尺。关于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模型的争论的实质，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否已经脱离庸俗经济学的轨道，而成为了一门客观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已形成规范性理论的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没有！因此，对西方经济主流经济学，根本没有盲目崇信它的必要。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经济学理论上著名的"边际革命"是在19世纪即已发生的。
何新：人们常指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似乎马克思不了解主观价值论及其供需均衡的自动市场模型。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J·萨伊。关于萨伊，劳尔爵士告诉我们：
"J．B．萨伊（1767-1832年）一向把他自己认为是亚当·斯密的阐述人。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于1808年，在选择和提炼的过程中，萨伊把斯密的理论加以曲解。萨伊自己的贡献在于强调效用是价值的决定因素。
萨伊的效用价值学说是以一定的传统为根据的。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过一些强调效用的经济学家。孔迪拉克神父在1776年出版了名为《论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包含了效用学说的最早的申述之一。
可以把萨伊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均衡分析是当今价值学说的实质。
在奉行萨伊学说的法国作者中，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单独提出。奥古斯丁·库尔诺（1801-1877年）并不是萨伊学派的直接继承人。
他是一个数学家。他认为市场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单纯的形式关系；某些范畴、需求、价格、供给可以看成是彼此的函数；因此，就有可能把市场的关系用一系列的函数公式表述出来；经济的规律可以用数学的语言系统地表述出来。因此，它正是运用微积分学的自然领域。
库尔诺奠定了行为派经济学的基石。在这一学派后来的发展，有瓦尔拉的"储备价格"（reserve
prices）概念，有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和今天的"边际代用率"。
脱离开古典学派探索创造价值的原因的途径，导致了强调在竞争条件下，亦即在"现金交易关系"的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效用学派和数学学派共同强调了这一点。同这两个学派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区别相比，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很显著，却是次要的。他们都是倾向于绝对性和形式主义的；他们都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他们都先是含蓄地然后又明白地声称，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琼斯所称的那种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后古典学说的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事实是，马克思是充分了解萨伊的理论及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观价值论及其数学模型的。劳尔指出，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理论"超历史的普遍性意义，以"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所攻击的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辩护性"。
因此，19世纪后期德奥学派中形成的主观价值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边际效用"论及所谓"边际革命"，并不是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视界和界限的新理论。
熊彼特曾经写过一本《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他列举的人是：马克思、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瓦尔拉、帕雷托。这十个人中没有萨伊，而马克思的经济体系是独树一帜的。其余九人虽然有英美学派（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瓦尔拉、帕雷托）之分，但这九个人在基本理论上，都是属于或者说源自同一个学派：即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而应用边际分析方法的19世纪庸俗经济学派。
记者：如果你的看法成立，那么就是说，20世纪的当代经济学在技术层面尽管有新东西，但在原理方面也并没有提出超越19世纪的新观点？
何新：正是如此。应当注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是19世纪50-80年代。而萨伊一类庸俗学派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技术产生于19世纪20-70年代。许多人怀疑《资本论》的时效性（过时论）。殊不知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资本论》的体系要陈旧古老得多。第二，马克思是认真研究过、分析过、批判过萨伊的（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晚年沉潜于微积分的研究（《数学手稿》），表明他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分析实际也是感兴趣的。
记者：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否定他们的数学模型，而是怀疑他们的基本原理。
何新：对！如果原理错，则再精妙的数学建模也是错。让我打一个比方。在哥白尼以前，欧洲主流的宇宙理论是地心说，即以地球为唯一恒星，其他天体都围绕地球而运动。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自托勒密以后的1000年里，西方天文学家发展出许多分枝流派，发展出许多计算方法的系统，用以说明天文现象。这些学派和计算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和争论。
事实上，托勒密学派关于"本轮"、"均轮"的那种种系统也是数学模型，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精致模型是颇具相似之点的。
但是，哥白尼所打破的，并不是具体哪个学派和哪种计算或哪种方法，而是关于宇宙围绕地球旋转这一基本公设。这个基本公设一旦被打碎，一千年中一直作为西方天文学主流的那些体系、理论、计算以及"模型"，也就统通烟消云散了。
在经济学上，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怀疑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主观价值和边际分析的基本公设。如果这个公设是荒谬的，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体系（既包括微观经济学，也包括与政策设计有关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还有马歇尔的"基数效用"、帕雷托的"序数效用"以及什么"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一类数学游戏）正如托勒密体系就一样不过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假设而已！
9、马克思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的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第一，马克思为什么认为斯密和李嘉图以后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第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时代是在19世纪中叶，他当时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在现代是否仍有效？
何新：马克思所谓"庸俗"，我理解具有三层语义：
（1）流行的（世俗的、通俗的），
（2）浅薄的，
（3）琐碎的，即日用杂货式的。
让我引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手稿中的话。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具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古典经济学力求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本质和原理，它不寻求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矛盾。他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外在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
而庸俗经济学则不同，它是辩护性的。所谓辩护的意思就是护短，就是极力夸饰美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方面（特别是伦理意义上）。而力图掩盖市场经济冷酷、丑恶的另一面。
第二，庸俗经济学没有原理，只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理想观念下那种表面现象的抽象描述。
马克思说："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形态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这一批评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仍然适用。
第三，市场经济由于其优胜劣汰即效率机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没有政府干预和调节的自由状态下，社会将陷入由贫富对立所激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社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体制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严重的存在危机。而对这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在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模型中则予以漠视。
马克思说：
"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
庸俗经济学的起点是所谓"个人偏好"与"社会福利"。它用这个概念偷换了古典经济学所已经发现并试图分析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这个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荒谬性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之所以蔑视这种主流经济学（在当时就是主流），还因为其抽象力的肤浅。庸俗经济学自马歇尔、庇古以来一直试图借助伪科学的专用术语，如所谓"边际效益"、"个人偏好"一类怪诞的伦理术语和无现实意义的数理模型来吓唬人，来冒充思想的深刻性。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出现。马克思当时即嘲讽庸俗经济学玩弄术语的偏好，指出：
"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以上引文见《全集》26/3，P．556-559）
第四，也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主义（不同于德国原有的"历史学派"）经济学。
马克思的最大悲剧在于他的《资本论》实际只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除第一卷外，他留下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都是手稿或残编。（从70年代以来，这一批手稿的中译本已全部得到出版。）
可惜的是，在当代，似乎马克思当今在中国的某些精英意识中，已被人们忘记和忽略了。但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超过当代任何经济学名家，包括所有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总和。马克思的确是一位经济学天才。
记者：那么你如何看待诺贝尔经济奖？
何新：我认为那正是西方主导国家以表面客观的方式，树立某种经济意识形态权威，以此主导和操控世界舆论，实施对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的一种工具。也许老诺贝尔本人当初设立此奖时未必有此意。但近十年来，这个奖中的人文部分（文学、经济、人权）正在由于这种不客观和不公正而声誉扫地。
10、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记者：那么你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否已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呢？
何新：没有。我在这里可以向你推荐一本书《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英国经济学家Mark Blaug的著作（1980）。此书的精彩之点，不仅在于作者全方位地回顾了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规范形成发展的过程，而且在于作者具有一种独立清醒的批判态度。
作者指出，近代经济学经历了穆勒的实证主义，波普的证伪主义，西尼尔、凯恩斯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划分，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倡导的数理操作主义等等。但是，没有一种方法不是争论不断。事实上至今主流经济学尚未形成比较公认的理论规范以及方法。
记者：你在上次的讨论中曾说，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
何新：是，但试图使数学模型的运用具有一种表面性科学的形态，则是萨缪尔森于六十、七十年代在主流经济学中大力倡导所谓"数理操作主义"的结果。萨缪尔森说：
"我们理论的有用性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往往能够确定由一个或几个参数的指定变动所产生的未知变量的变动性质。事实上，我们认为理论在操作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确实包含着对于可观察到的数量的若干限制，根据这些限制它想必会遭到驳斥。"
实际上，在50-70年代，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对于究竟什么是使经济学接近科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卷入这场争论的，不是二三流的人物，而是包括被某些中国经济学界视同偶象圣人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样的人物。
记者：有过这样的争论吗？请介绍一下双方的观点。
何新：其中一次重大争论导因于1953年米·弗里德曼的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它的中心论点是抨击当时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理论构筑法，批评经济学家乐于虚拟种种抽象假定（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常乐于引用的谋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不应把这些假定错当成现实。
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指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他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达到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取决于实证经济学所产生的结论是否，并且值得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它的作用像一种"档案"体系，对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组织，加深人们对资料的理解。对这种档案体系的评价取决于逻辑和事实上的考虑，形式逻辑的准则是能表明某种特别的语言是否完全、是否正确。
作为一种实质性能假说，理论对所说明现象的预测能力必须受到检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否正确，对假说的唯一合适的检验方法是把它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矛盾，假说就会被抛弃，如果两者相一致，假说就会被接受。
弗里德曼一再强调，只有经验才能对假说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验证的对象只应是假说本身的含义，而不能是假说所依据的假定的真实性。
弗里德曼指出，对假说的实质性含义的检验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科学来说，检验假说含义的标准--实际证据，不是得自可控制的实验。这类证据常常是复杂、间接和不完全的。证据的收集是困难的，对它们的解释又总是需要细致的分析并包含没有多少实际说服力的连续的推论。
弗里德曼后来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应然的市场假设，并没有遵循他这里倡导的实证方法。
但这里他所概括的实证方法本身，是对培根以来西方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浓缩和提炼，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具有意义的。
弗里德曼说：
"经济理论应被看作一组实质性的假说，应该根据要想'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评价。只有事实证据方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表明理论究竟是被暂时'承认'其为有效还是被'拒斥'。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
这一观点，接近于中国哲人说的"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观点，本来应是颠扑不破的。但殊不料，它提出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却受到形式主义者的严重质疑。
但是，弗里德曼对于形式主义者滥用假设（即数学模型）的批评，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愤怒回应。与弗里德曼进行争论的另一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在萨氏看来，经济理论的"非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
就难怪他的门徒萨克斯后来会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炮制出类似"休克疗法"、"哈佛500天计划"那一类远远背离现实的向理想市场经济过渡的空想性改革计划。
我在前面曾谈到笛卡尔模拟欧氏几何的方法论。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例证陈旧。殊不料，萨缪尔森也作过类似的事。Blaug对此评论说：
"萨缪尔森提供一个逻辑证明（1966年），但那个证明以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得式"理论为先决条件，该理论的整个演绎结构保证种种假定、理论命题和那些命题的结果全都相互隐含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理论没有完全公理化，并不具备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足以表明为什么在区别理论的假定和它们的含义时存在着某种特点。"
记者：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这场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结果如何？
何新：实际是不了了之。它必然不了了之。弗里德曼不可能把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坚持到底。他如果坚持这样做，势必就会背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了。他不可能这样做。M．Blaug指出：
"从我们对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察，从没有出现意见一致的情况。"
弗里德曼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的非现实性和非实用性，目的是试图探求使主流经济学回归到经济现实的土壤上，成为更有效地作为政策工具的方法。但是，统治阶级需要这一套将市场经济理论性地全面美化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因此，弗里德曼的批评最终被淹没在群起而攻之的噪音之中。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最终并没有形成规范性的统一理论，也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方法体系？
何新：这两点都是事实。而且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己私见。是西方主流学派的权威学者们自己也承认的。
几十年以来，对主流经济学非现实性的批评，即使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部，从来没有平息过。
20世纪50-70年代出现过一系列抨击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它们都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Blaug的书中列举有代表性的几本名著。他指出：
"西德尼·舍夫勒的《经济学的失败》（1955年）这本专著使人联想起战前出版的巴巴拉·伍顿《为经济学哀悼》（1938年）。它在否定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一主张方面走得格外远。舍夫勒的中心论点是简单性本身：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时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规律，因而也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琼·罗宾逊在《经济哲学》（1962）中把经济学描绘为一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一部分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媒介，即一种辩护性的特殊辩解。这位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也认为公认的经济学与其说是前者还不如说是后者，她说：
"经济学蹒跚而行，一只脚按照未经检验的假说行进，另一只脚按照不可检验的口号行进"。
只是罗宾逊最后近乎绝望地呼吁不要放弃"经济学能向科学迈进的希望"，但对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指导原则。
记者：你认为凯恩斯所区分的关于经济学的两种类型：实证的与规范的。其涵义何在？
何新：对一个事物的研究和证明，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实际是怎样，另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在理想上应该是怎样。前者被认为是实证的，后者被认为是价值取向，即所谓"规范"的。（凯恩斯语）从纯事实的描述不可能形成应当作什么的价值论。凯恩斯作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使用所谓"休谟剪刀"，意思是说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
根据M·Blaug的说法：
"实证经济学是涉及事实的，规范经济学是涉及估价的。一门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门规范科学的目标是确定理想，而一项方策的目标是形成规范。"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纯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纳索·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然而在30年代，新福利经济学出现了，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没有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
弗里德曼认为，要区别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的，假装这样做只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帕累托供求均衡的概念以及与其相联的潜在的帕累托式改进的概念，不应同实证经济学的原理相混淆。自称我们能在不致力于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对"效率"问题作出"科学性"论断的说法，已经播下了巨大混乱的种子。
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科学主义，但他们很少敢以自己的模型付诸实践。在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中，事实上尚没有发现和确定任何有意义的、被普遍认同，而且在经济实践活动可以从事有效预测的经济科学规律。
11、警惕伪装成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
记者：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呢？
何新：我认为，或者说我所致力的经济学目标，在方法上是必须追求实证和务实。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在一些普遍规律的指导下能够预测一个事件时，我们才找到对该事件的科学解释。在目标上，我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这就是国家利益。在市场经济中，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我不支持为少数人服务和弃置多数的价值取向。谁来保护弱势的多数？要靠国家、要靠政策、要建立保护弱者的保障体制，靠看得见的手。
历史和政策检证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其原理可疑、政策失败。（如果认为西方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其经济学成功或拥有一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所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成功，那恐怕连西方人自己都会大笑。）正是当代社会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一系列原理仍然有效，首先是他的经济学说。因此我主张回归马克思。而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记者：我已读过您关于经济理论以及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些论著。虽然您的一些观点对人有启迪。但我感觉存在一个问题--不系统。您在许多问题上批评西方经济学（如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批评休克疗法，但您自身的指导理论是什么？您缺乏一个系统的阐述。您说您的经济理论导师是马克思，但《资本论》及其手稿显然无法应用和指导当前的中国经济改革。
何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二是工作量太大。因此，我过去只能从实践出发，对一些根据西方观点设计的改革指施提出批评。换句话说，我知道一些理论肯定错，但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又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的探索。
记者：你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怎样区分对错？
何新：三个标准。一是逻辑的标准（理论自身内部不存在结构矛盾）。二是客观的标准，理论描述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三是实践的标准，理论的预期目标与实践是否相符。
记者：你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伪科学吗？
何新：不。主流经济学经过了斯密以来200年的发展，其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重要的经济思想。列宁曾指出，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但是我认为，必须警惕张五常一类经济术士那种有意识误导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经理论问题是可以自由探索的。问题是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利用某些经济学理论，封闭某些经济学理论，以贯彻其国家战略目标。有些经济学家知道他们是被利用的，并且自觉地参与这种战略合作。而多数经济学家则很可能是天真的。他们未必知道自己会成为代表美国利益意识形态的工具。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
一是原理类型。即试图探索历史上各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行原理。
二是技术操作的实用类型。这种实用类型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国家政策服务，所谓"宏观经济学"。主要为政府设计财政金融和公共经济政策。这是政治经济学，即政策经济学的类型。政治经济学关系到国家经济体的存亡安危，发展战略，所以也可以称作战略经济学。
还有一类为资本家、投资者服务，说明经济运行的原理及经营之道，即所谓"微观经济学"。
三是意识形态类型。所谓"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家中也有人称其为"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在社会科学中，常用一种推理方法，那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这个字眼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它是指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提供实际情况，也不说明逻辑关系，更不给予明确的指示，但却被认为会影响行为。
形而上学的说法没有提供情况，因为它的术语不是依据任何外界事物来说明的。这种说法并不具有科学的内容；不能说，如果它不正确，事情无论如何会是不同的；然而它也决不是空洞的，它表示某种精神状态、某种政治同情或道德价值，它可以把人们的意见结晶成为具有重大实际影响的形式。"
意识形态类型的经济学，在历史中有两个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的代表。一种代表是苏联类型，即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为改革前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提供理论说明和支持。
另一种代表是英美类型。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或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以看作乃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流派的起源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其中最具极端偏激性的意识形态代表，就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