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科学
2、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4、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5、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不同
6、关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附录1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
附录2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1、新自由主义是经济意识形态而不是经济科学
记者：但是，1974-1975年发生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凯恩斯的干预主义被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失灵了。
何新：1978年，罗斯和密尔顿的《自由选择》一书在美国出版，此书成为当年的经济类畅销书，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复活。
随之出现货币主义（弗里德曼）、理性预期理论（卢卡斯）、供给学派等各个新流派。这些新流派认为凯恩斯对"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法则的否定是错的，认为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的扩张性财政与货币政策是滞胀的原因，因此建议取消以需求管理政策为基础的国家全面干预经济的政策，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经济的作用。他们主张：
（应当）"反对任何形式的宏观经济干预措施。理由是：在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市场能够自发调节经济的均衡。政府的作用是制定规则，并向公众公布政策规则以及政府所掌握的各种信息。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措施，无论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都只会把经济弄得更糟。"引自《经济周期理论研究》译序，商务版。
［有意思的是，本书译者对此提问道：如果我们想用卢卡斯开出的药方治理中国经济，"那么我们要问：中国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吗？中国存在的失业率是自然失业率吗？在我国，货币是中性的吗？信息系统是比较完善的吗？"这几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我却还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必须用卢卡斯提供的药方治理中国经济？仅仅因为他得过诺贝尔奖吗？］
这股思潮，在西方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经济学界被称为"后凯恩斯革命"。
应当指出，70年代在美国泛起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作"芝加哥学派"），不同于30年代德国弗赖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因为前者反对国家干预，而后者则是主张混合经济模式的"社会市场"，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的。
新自由主义在80年代曾对一些主要西方国家的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的里根政府和英国的撒切尔政府、中国80年代后期的赵紫阳以及90年代前期苏联及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改革，所实施的都是具有新自由主义特征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的共同取向集中在两点上：（1）让政府功能最小化，（2）让经济体制趋向私有化和自由化。
英美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其中以科斯为代表的一个小流派--新制度主义）新制度主义是英美经济学中一个小流派，起源于凡勃伦、加尔布雷思。其内涵颇杂芜，实际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性理论。科斯的理论与前者非常不同，但也自称"新制度主义"。科斯以提出所谓"产权明晰"、"交易成本"而知名。由于其理论论证了私有化的经济合理性，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导致这些国家的市场改革和经济瘫痪，而于1990年被西方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在80年代中后期以香港作为意识形态基地而渗入了中国。90年代中期以后，引导中国经济改革理念的市场经济设计中，一些重要的政策影响来自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新制度主义传播的"产权明晰及产权革命"观点。
因而许多经济改革措施都被引向于瓦解国有经济和推行私有化。例如：以严厉的金融监管和高额税收政策，扼杀国企的融资手段和营利空间，以"反垄断"和新的不公正竞争规则，困闭国有企业的市场空间。以"股份制改革"分解、蚕食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让银行过剩的金融资本流入房地产业和股市炒作套利，造成泡沫经济，形成虚幻增长的表象。
一些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以纵容性的政策，鼓励贱价变卖国有企业和地产的私有化运动。其结果是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大范围破产，同时造成了大规模失业问题。这种政策，实际都是根据于新自由主义理论所设计的空想性自由市场模型而发生的。
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渗透，伴随着对传统马克思学派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以及对国有制经济、中央计划经济以及国内市场保护主义的全盘否定同时发生。
为了渲染一种新的正统性，这种新自由主义极力将自己包装成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中性"的"经济科学"，冒充为具有现代"产权观念"的"现代经济学"，因此盅惑了不少幼稚和轻信的人。
然而，我认为，新自由主义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我认为，经济学距离成为一门具有实践意义的真正科学这一目标还非常遥远。（这一点实际上也是西方多数公正的经济学者所公认的。）
记者：为什么？能否更清晰地说明你的论点？
何新：所谓当代经济学主要是指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
这一学派的基础理论是在19世纪初叶和中叶，主要以萨伊、帕雷托、马歇尔所发展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而建立的。20世纪成为西方主流学派，而当时被马克思称作"庸俗学派"的新古典主义基本理论，马克思认为是在1830年前后形成的。
这几个人的经济理论都是极其可疑的。特别是法国19世纪初的那个自封的斯密门徒萨伊，他那一套东西完全是伪科学。"萨伊给沙忒尔的一封私信里有这样一段话：亲爱的批评者，按照您的意见--我的政治经济学除了一些无目的的推论与无意义的事例以外，简直一无所有，只是一系列既无首尾而最重要环节又破碎支离的报道。象有一位批评者所说的那样，使政治经济学有了退步。"（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0-301页）但是，所谓的新古典经济学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就是依据着这个人所提供的理论。
记者：不，应当说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来源于亚当·斯密的。
何新：对。而萨伊正是斯密学说最著名的庸俗化的传播者。
你是否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萨伊会成为斯密学说19世纪初在法国最忘情的宣传和鼓吹者，以至后来成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
记者：为什么？
何新：让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材料。最早系统批判"自由主义"的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1789-1846）曾揭露关于萨伊的一个背景情况：
"萨伊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每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续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经历。
我们在纪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谓）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贸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踌躇过一番的。但是他仇恨（拿破仑的）大陆管制制度，因为正是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创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主义。"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09页，商务版，1961。
李斯特说：
"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象萨伊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说内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经叛道。"
"这个人并没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没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没有政治与哲学的眼光，心头只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来的见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搜索，想从中发现足以支持他见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证和事实。"
"对各国工商业作系统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同上，第208页。
由这一背景情况，人们可以了解经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具有多么深的关联性。李斯特本身并不是"左派"，他反对当时已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他更强烈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的经济自由主义。
我想，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其实是源自亚当·斯密的。而这一点那些高呼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具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
（1）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
（3）欧洲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国）理论。
记者：是的，我读过列宁的这篇论文。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2、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
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按：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
"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发动乱，但他们仍然决心怂恿中国必须按他们设立的方向进行这种"改革"。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我们似乎真的采纳了来自弗里德曼--张五常的这一金融改革建议。而由这一建议所引出的直接结果是：
"（中国领导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原文如此。）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张五常其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前后，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丛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
当时搞这套书的目的，可能是要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楷模，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1751至1772年出版，共28卷）。《百科全书》是十八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的著作。主编是狄德罗。参加编篡工作的还有：达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毕丰参与撰写自然科学的条目，孔狄亚克参与撰写哲学的条目。魁奈和杜尔哥在他们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条目中阐述了重农主义体系。百科全书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组成的。这部著作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从而在中国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1984-1985）。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又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条"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这是彻头彻尾不真实的谎言。我在前面所引证的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的论述，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张五常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张五常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
［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加以"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就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真义。实际上，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张五常的那些观点，既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证明。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自己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这就是他那部书的书名：《经济解释》。但从内容看，这部书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是关于私有制神圣教义的布道、传教和引导。这部书的书名也是"伪"的。）张氏说：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好一个"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学深不漠不关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这正是张五常一直在作的事情，真是奇妙至极的"夫子自道"。
但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乃是具有"公理意义"的自然科学：
"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尽管张五常宣布的每一个"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
对张五常来说，除了科斯和张某，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
"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
"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弗里德曼（M·Friedman）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什么是什么，而不考虑它应该是什么。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4、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按：指赵紫阳）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
"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以上引自张书第497-498页，商务版。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
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
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
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
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5、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不同
记者：你前面曾经讲到，德国弗赖堡学派还有另一种"新自由主义"，它与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何新：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来，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的频繁出现，尤其是1929-1933年间的世界性大萧条，更加清楚地表明斯密模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无法在经济活动中完成自我调节的任务。因此三十年代西方国家代替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其中之一是凯恩斯主义。英、美等国采用了这一理论指导经济，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与此同时出现了"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两大基本流派。一枝是英美学派，即新剑桥和芝加哥学派。另一枝是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瓦尔特·欧肯、弗朗茨·伯姆等人，他们当时都在德国西南部的弗赖堡大学任教，因而人们又称之为"弗赖堡学派"。德国学派虽仍然主张维护经济自由，但同时又继承了德国李斯特国家主义的国家干预和保护民族经济的政策思想。因此，弗赖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即国家必须运用经济政策的各种措施来解决以下两个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1）维护市场经济的基础--公平竞争，而不是放任两极分化；（2）贯彻社会保障和安全政策目标。
1937年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创办了《经济秩序》从刊，宣传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宣称该学派的主要兴趣是"建立一个原则上自由的、但同时又负有社会义务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学者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国外。）
正是在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米勒·阿尔马克在1947年7月最早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他对"社会市场经济"作过如下的解释：它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
记者：那么"社会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是否就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提出的？
何新："社会市场经济"不等于德国新自由主义。它同德国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更加强调社会政策目标。德国新自由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理论原则，而"社会市场经济"则不仅是一种理论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经济体制的政策原则。米勒·阿尔马克说：
"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市场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
"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者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既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反市场经济的统制经济（指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指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介乎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它同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强调并重视社会政策，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主张个人自由。它也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因为它本质上主张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无需通过中央计划指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
"社会市场经济"试图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政策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社会政策的区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行政命令来左右市场，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既能保证实现社会目标，又不会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
记者：在具体实施中，德国"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有哪些政策？
何新：综合起来，"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主要手段是建立竞争秩序，采用顺应市场形势的增长政策，推行国家的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实行外贸自由化；
（2）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以保证价格稳定。采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保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贸平衡；
（3）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主要的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
依照"社会市场经济"构想，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国家的作用仅限于此，不能超越。"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者要求国家在宏观上通过货币、信贷、外贸和财政政策来确保竞争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制定一项全面的社会政策，以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保证社会进步。艾哈德说：
"我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比赛秩序并制定比赛规则。"
6、关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记者：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什么时候正式确立的？
何新：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思想早在30年代就已在德国经济学中形成。德国经济学保持自从李斯特以来的国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论传统，一直没有汇入英美斯密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咄咄逼人的发展主流。除东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外，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亦在滋长，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呼声甚高。甚至保守（右翼）的西德基民盟在1947年制订的"阿伦纲领"中当时也提出了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认为"对经济实行计划和控制……从长远来看是极为必要的"。甚至该党当时也主张对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
于1949年7月在"杜塞尔多夫文件"中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随着该党在同年秋天的大选中获胜，联邦德国第一届内阁--阿登纳政府--成立，"社会市场经济"即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指导原则。经济体制转轨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能顺利完成证明了社会市场经济构想的成功，它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这一点首先反映基民盟内。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有效和成功的体制后来也得到了与其民盟对峙的西德另一主要政党社民党的承认。1959年社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
从1948年6月至1951年的这几年是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时期，在这三年半时间里，由于实行了币制改革，采取了其他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措施，西德的国民经济得以从战时体制转移到"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为往后经济迅速、顺利的发展打下比较牢固的基础。1951年工业生产第一次超过了1938年水平，外贸逆差减至3，000万美元，也第一次接近于达到外贸收支平衡。这一年还正式停止的工业企业的拆迁。从1952年开始，联邦德国进入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至1959年，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至1955年。前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一些，后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特别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下降。
五十年代初开始，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德国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繁荣。五十年代被称为发生"经济奇迹"的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经济也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着。从1951年到1973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有8年增长率超过10%（其中1951年为22．1%），有5年增长率为9%或9%-10%之间，有7年增长率在7%-9%之间。其余3年除1967年之外，增长率均不低于6%。
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突出的经济实绩称做"经济奇迹"。
这个时期，资本家的利润率相当高，一般制造业的利润率均在30%-40%之间，象埃德温·哈特里奇在《第四帝国的崛起》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如果一位制造商（他每年从营业额中获取35%的利润）能不沉湎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而把多余的资金用于重建工厂、购买新机床等等，他就能很快通过其免税投资的稳步积累而大发其财。用不了几年，他就能通过利润的循环投资使自己成为德国的百万富翁，许多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发迹的。"
记者：在社会保障方面，战后西德有哪些政策？
何新：战后的西德联邦政府实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最低消费需求得到适当满足、经济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
（1）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严格财政开支，缓和通货膨胀率，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借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据统计，中等收入水平的劳动者1950年实际年收入平均为5，528马克，1955年增至7，445马克，1960年增至9，332马克，1965年则增至12，118马克；1955年比上年增长6%，1960年比上年增长6．4%，1965年则比上年增长6．5%。
（2）推行包括给失业工人发放补贴、给退休和丧失工作能力的职工发放退休金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1950年联邦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1%，到1965年上升为24．5%。
（3）大规模兴建住房，改善居民特别是工人的居住条件，以解除工人的安家置业之忧。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联邦德国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工人罢工人数和次数比较少，因罢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较小。
联邦政府在原有的养老金保险、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同时联邦议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
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有《战争损失补偿法》；1956年有《士兵供给法》，同年对《失业保险法》作了修改补充；1957年对养老金保险进行了改革，同时颁布了《农民老年救济法》；1960年有《联邦住宅补贴法》和《民防法》；1961年有《联邦社会救济法》；1963年有《事故保险新条例》；1964年有《联邦儿童补贴法》；1965年和1969年对《联邦社会救济法》作了两次修改；1969年又颁布了《联邦教育法》、《劳工促进法》、《职业培训法》；1970年有《联邦教育促进法》；1971年有《联邦流行病法》；1972年再次进行养老金保险改革。
这从1951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大大地完善了，这一制度的功能已经不再象战后初期那样仅够维持居民一般生活水平，这一制度面对的是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居民的需求。
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当频繁的调整和补充。1974提，颁布了《失业救济条例》；1975年规定，子女补贴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所有家庭第一个孩子每月补贴50马克，第二个孩子100马克，从第三个孩子起每个孩子每月200马克；1976年，颁布了《对暴力行为受害者赔偿法》，同年还规定工人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60岁退休；1978年，把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了6个月；1979年规定养老金增长率的上限为4．5%，1980年又将这一上限降低为4%；1981年对退休保险作了几项规定，目的在于让退休者把退休保险金的一部分作为医疗保险费交纳出去。
社会保险制度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1）这一制度是创造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使饱经忧患的联邦德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个范围广泛的福利网为广大居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伤、残、孤、寡、教育、就业、失业等多方面的保障，为他们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这至少在相当长时期中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使大多数居民觉得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斗争显然是多余的。整个五十年代中，联邦德国在1955年有过一次短期罢工。二三十年的安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想象的。
（2）这一制度保证了劳动力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再生产，也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意外事件（天灾人祸）面前不至于陷入窘境，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等等，这一切都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
（3）这一制度也带来了各类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福利措施本身要求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旅游等项）。仅举残废人康复为例，1970年到1978年，联邦在公共康复机构范围内为残废人资助了价值为6．3亿马克的康复设施，其中包括21家职业促进工厂，28个为残废青年进行初级培训的职业培训工场。以上资料及数字引自《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朱正圻、林树众编著），中国社科出版社。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苏联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曾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三种形式的竞争：
"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行，而在纵的竞争的情况下，低廉价格的方法就得让位于别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资本进行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某种action
directe的方法开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这种最简单的形式。
一当竞争斗争开始越出市场关系的范围，--虽然它是以这种市场关系作为最初的推动力的，竞争斗争方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
这种竞争分析，自由主义主张"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作出过。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如果狮子与虎结成联盟与羚羊竞争，就是布哈林讲的第三类竞争。）
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
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的"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
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
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引自张书第464页。五常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叫"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
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
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实际上，张五常对斯密过于热心的吹捧会令西方的经济学史家感到惊讶。"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最早推阐者并不是斯密，而是魁奈（法国重农主义创立者）。"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所指出的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斯密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却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280，1-348，1-350。熊彼特曾辛辣地嘲笑过自由主义者中流行的"斯密崇拜"。他指出斯密只是一个善于把前人观点综合协调但自身极其缺乏创意的写作者。他说：
"斯密被后人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但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因为如果拿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94页。］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
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
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的"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
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
理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辩证性，我们看待历史就会比较宽容。也会比较宽松。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心不要太急。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而所谓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会把人引向地狱（列宁）。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还是被一次次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一心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今天他们又在干同类的蠢事。例如为从西部困锁中国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所谓"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
"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国家）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张五常说：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同意。"见张书第498页。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败。
因此到了90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作"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一种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草创和初建之中。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这个问题当年曾怎样困扰毛泽东、周恩来呵）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是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这位先生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附录1］
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标题是编者所加。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
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知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产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附录2］
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一）Com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叁）"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Com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可不是吗？在我们所知的所有机构，不管是上市或是独资的，皆共同生产也。就是我现在独坐桌前爬格子，也是与《壹周刊》的多位仁兄共同生产的。既然差不多无"产"不"共"，而Communist肯定不是指我这个写稿佬，把Communism译作共同生产不仅毫无新意，而把我这个奉信"私产"（财产的"产"）的人说为"共产"成员，实在有诽谤之嫌！从日本仔的角度看，我是个以私产来共"产"的人，非老马所说之Communist也。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与老马的心意是较为接近的。老毛未老时，熟读老马的《资本论》。该"论"的确有"共他人之产"的倾向。在大学念书时，我也曾拜读老马的《资本论》。但当时我比老毛幸运，因为我对费沙的"资本"概念与科斯的定律皆懂得通透。因此，我老早就知道老马胡说八道。
在《资本论》中，老马不反对市场。正相反，他认为市场大有好处。老马也不反对私产，虽然他没有高举私产的功能。老马反对的，是资本家--以"剩余价值"来剥削劳力的资本家。在费沙与科斯的思维下，老马这叁个论点怎样也加不起来！
费沙与科斯皆逻辑井然。以费沙之见，所有生产资料都是资产，而资产私有，其市值就是资本。以高斯之见，没有私产就不可能有市场。那么老马赞成其一（市场），不反对其二（私产），反对其叁（资本家），岂不是难以自圆其说？
我认为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比日本仔高明，是因为老毛显然是从老马反对资本家的立场作为出发点。不硬性推行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怎可以废除费沙所说的资本家？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写了一篇搞笑的短文，不打算发表的，题为《费沙与红卫兵》。内容是说小小的红卫兵深明费沙的一般性的资本概念，比老马高明，他们的行动是要彻底地废除费沙笔下的资本家。这篇短文在芝大经济系内传阅时，该校大名鼎鼎的《政治经济学报》的老编读到，拍案叫绝，坚持要把该文发表。
老毛在中国搞的人民公社，当然是一种"共同生产"的制度。但那所谓"公社"与资本主义下的"共同生产"机构有一点重要的不同，那就是前者一定要吃大锅饭。这是因为"公社"的成员若能自由转业，可以随时另谋高就，资本家就必定会出现。若不容许自由转业--不管是搞什么"公社公分制"或"多劳多吃制"--大锅饭在所必然。既然大家吃大锅饭，私产就没有什么意思，要把之废除易过借火矣！
共同生产或多人把财产合并而成公司，只要有清楚的权利划分，或以股份界定权利，有自由的转让及转业权，就是私产制，每位参与者都是个资本家。这与老马笔下的Communism是大有出入的。Commune（公社）不是合作或共同生产那么简单。"公社"的重点不是共同生产，而是强制参与，其权益夸夸其谈，但因为没有股份转让权及自由转业权，参与者就变为肉在砧板上。逼而成的大锅饭是"共他人之产"的制度，彻底行事，就没有资本家，这应该是比较适合老马的心意的。
愚见以为，日本仔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不可能错，但因为凡是社会皆如此，说了等于没说，是相当蠢的。老毛把"共产"解作"共他人之产"，可能错，但从以强逼"共同生产"的办法来铲除资本家的角度看，其对老马的解释则比较高明。很不幸，此"高明"却把国家弄得民不聊生。
困难还是马克思自己。他是个术语的创造者，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他瓜豆了百多年，今天的日本仔、德国佬及我们的关愚谦先生，还是要研讨他究竟是说什么！
天下间怎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是最蠢的。
［何新评语：此人竟无知到不知"共产"一语的西方语言出处，不知道柏拉图的理想国，莫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岛以及温斯坦莱（G·Winstanley）的掘地派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共产主义者"公社"，不知道"共产"思想可以一直追溯于《旧约》（耶稣曾说：只有分掉你们的财产，才能跟随我），共产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思想中具有极为深远悠久的传统。张五常却竟以为"马克思是共产这个术语的创造者"，还居然以此为题"瓜豆"一篇文章。结果"瓜豆"一场，"有理无理总是说不清--是自欺还是欺人？又或是自欺欺人，恐怕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观此文可知其人及其学。确实，文品正如其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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