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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只上过三个月大学
记者：在您的个人经历中，有一段经历是重要的，但也使人会感到不解和好奇。您没有读完大学，但是您却成为了大学教师。凭什么？
何新：1977年，我参加大学高考。1977年考试，78年进校门。但是三个月后我就退学了。
记者：当时，对你们这一代老知青来说，在1978年能考上大学应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您为什么要退学呢?
何新：在上大学之前，我在东北友谊农场中是一名"知青"。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尽管是处在那样的年代中，我并没有荒度我的青春。我一直在自学各种知识，同时写了很多东西。
记者：这与您退学有什么关系呢?
何新：那时我写的东西中有一篇是关于逻辑学革新问题的。1977年我将这篇文章请人转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由于此文，我被《哲学研究》杂志邀请作为列席者参加197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一次逻辑理论研讨会。
记者：这是好事呵。
何新：然而，福兮祸所伏。其结果是我为此而被我所在的大学除名，最终是我不得不从这所大学退学。
2、试图改革传统逻辑
记者：这个事件在您的个人经历中相当重要。您可以更详细谈谈吗?您那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何新：我那篇逻辑论文的中心论题，是认为有必要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古典形式逻辑体系进行改革。
记者：改革逻辑体系?
何新：是的。你可能知道，约2000年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建立起古典形式逻辑体系。康德说："逻辑起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手里，这是一门已被完成的科学。"
这个体系在后来的很长时期里没有取得发展。直到近代，康德提出所谓"先（经）验逻辑"的存在，发动起对传统逻辑学革新的潮流。
19世纪初黑格尔从根本上打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体系，提出了彻底改革传统逻辑的一系列新的逻辑思想。 但是，黑格尔的逻辑思想一直未得到近现代西方哲学界的真正理解。
记者：这是您的论文的主题吗？
何新：是的。在那篇论文中，我提出了对黑格尔逻辑理论的一种全新的解释，并且认为应当据此改革旧的逻辑理论体系。
记者：这是很奇特也很大胆的想法。你的论文是否发表了出来?
何新：在当时当然不可能。事实上，这些论文直到1980年后才陆续发表出来。有一些发表后收入到1987年出版的《何新集》中（《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87。）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将它们寄给当时正在倡导研究"思维科学"的钱学森先生。钱先生读后似乎颇为赞赏，给我写了回信。并且将我所描述的一种概念系统树（历史概念系统）称作"何新树"。（见《何新批判》第33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但还有大部分研究，直到现在我也还未作整理和发表。
记者：那么，你接到邀请以后，去开会了吗?
何新：收到《哲学研究》的邀请信后，我欣喜若狂。就向学校请假，要求去北京开会。你知道，这种机会对一个大学生是很难得的。
我请求学校批准我去。但学校说，你是刚刚考入大学的学生，任务是学习，不同意我出席这个会。这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坚持要去，校方说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那就请你退学。
这对我是一个重大的挑战。我思想斗争了一番。最终我想，机会难得，人生总有要拼搏的关头，不管结果如何，这个会我一定要去！
结果，不顾学校的阻挠，我硬是到北京去参加会议。这是1978年初的事，这个会是在北京西郊的中央党校举行的，我记得当时这个会的主持人中有于光远和李宝恒先生。
3、尴尬的列席者
记者：这个会议开得怎么样?
何新：事实上，我在这个会上的处境是非常尴尬的。因为我并不是作为正式的会议代表，而只是一个列席参加者。 在与会之前，我本来是抱有一种能够使我那一套新逻辑理论受到重视的期待的。我期望《哲学研究》杂志将会发表我的论文。我也期望我的研究会得到与会者的重视。但是这些期望都落空了。
记者：为什么？
何新：《哲学研究》编辑部觉得我的逻辑观点虽然新颖，但却难以发表，主要原因是两方面。
第一，因为我的身份太缺少权威性。他们认为我只是一个在校大学生。而且这时学校的电话也追过来了，要求会议动员我回去上学。
第二，是因为哲学所的主流学派是罗素的逻辑斯蒂即逻辑实证主义。这一派学者根本不承认黑格尔的逻辑思想具有学术地位。 在这次会上我有幸结识了一些有盛名的逻辑学界前辈，例如金岳霖、莫绍揆等先生。但是总的来说我的处境是十分难堪的。在会上我没有得到正式作发言的机会，而且人微言轻，就是讲话，当时也不会引起任何重视。
回到学校，因为我自行外出开会被认为是逃学，校方要给我纪律处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跟学校抗争，我只能选择退学。 所以我在大学里实际只呆了三、四个月，而且这三、四个月里有半个月是在北京开会。
记者：退学后您怎么办呢?
何新：退学后我又退回到了友谊农场。从大学退回到农场，这在当时非常糟糕，是很不光彩的事。
记者：那是当然。
何新：但非常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农场知识青年掀起了返城的大潮。我就到医院去搞了一个有病的证明，作为一个被病退(即因病返城)的知识青年而于1978年末回到北京。
4、遭遇伯乐
记者：您回到北京后应该是失业了。您如何谋生呢?
何新：很幸运，我有一位非常爱我的父亲。我在文革期间写过很 多东西，异端的东西。当时这些东西最重要的读者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是一位处世待人很柔和，但内心则相当有信念，有原则的正直知识分子。文革期间他读我写的那些东西，不表态，只是警告我不要轻易给别人看。但他有时却把它们送给他自己的一些朋友看。
看过这些东西的人中，其中有一位是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宁可教授。宁可教授在文化革命前就以研究农民战争史而闻名。他是我父亲的朋友。父亲当时曾请托他帮助我介绍一份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恰好出现了一个机会。一所大学，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这本来是一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解散的学校，1978年被国家批准恢复而重新组建。当时师资非常缺乏，这位教授就把我作为一个具备师资条件的人才推荐给中财院。
当时的社会背景是邓小平提倡人们作伯乐去发现人才。社会上开了这个风气，这正是邓小平的改革带来的。他鼓励大家当伯乐，鼓励破格用人。而幸运的是，在这几年里我先后遇到了几位伯乐。
其中另一位是中央财政金融学院汉语教研室的领导人闵庚尧先生。宁可先生推荐我后，闵先生看了我的一些文章，对我表示兴趣。他组织几个老师考核了我一下，然后组织人员让我试讲了一次课，人们觉得还可以。于是闵先生说服了学校的人事处，这个学院同意决定破格录用我。
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非常破例的。因为我的个人档案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仅仅是一个入大学三个月即退学的大学生。而我所面临的新工作，乃是向和我本来同属一届的大学生们授课，讲解古代汉语和古代经济论文。
我在内心中深信自己能够胜任这份工作。因为在此前，在兵团生活的后期，我曾担任过当地一所师范学校的哲学和中文教师，我当时作得很成功。
但是中财院的校方，学校领导层中，对我能否胜任，以及是否有资格做这份工作，却仍具有很大的争议。 当时多亏闵先生为我力争。最后人事处同意暂时办一个招聘临时工的手续，先予试用。结果，就让我担任了古汉语和写作课，还有《古代财经文选》(古代经济史论)这三门课的代课教员。
但我当时的身份仍然只是个临时工，这一年我正好30周岁。
5、绯闻导致调离
记者："三十而立"。你的学生们对您怎么看?
何新：学生们很快就知道了我的来历。不要忘记，我本来是和他们同一届应考和入学的大学生(笑)。 我在大学被退了学，结果反而来到北京作这些新大学生的教师。人生中命运的某些转折真是不可思议!
一些学生，特别是几位年龄和我相仿或比我大几岁的男同学，对我很不服气。 但多数学生们还是接纳我。特别是女孩子们对我比男同学更友善。(笑)
我那时正年轻，风华正茂。许多女同学晚上主动到我的宿舍来聊天。用现在的说法也许是跟我"泡"。(笑) 其中有一个女学生，我在批改她的第一篇作文时，就发现她具有出色的想象和文字表达能力。
那女学生当时学的是会计专业，我劝她改行，建议她尝试写小说。我认为她将可以成为一位好的作家，后来也是我将她的处女作推荐给《北京文学》杂志。当时她对自己似乎还并没有信心。但是后来这位女士真的成了著名的女作家，听说最近已出版了全集。
但是，我与一些女同学的交往，引起了校方的注意。特别是引起了一些男同学的嫉妒。一些流言开始传播。 恰好这个时候，中国社科院同意调我去工作。于是我就请求调动。校方显然也耽心继续留我在这里会发生绯闻。
结果，因祸又得福，在1980年初新的学期开始时，我离开了这所学院，而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从事新的工作。
记者：这也是极其具有戏剧性的。您在这个学校前后一共工作了多久?
何新：从1979年到1980年，大约一年。其中正规教课，大约只是一个学期。
6、文革中的反思
记者：那么，您以什么资格调入中国社科院这个国家社会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
何新：我当时的身份是一名尚未转正的临时工。 但是在那一年当中，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有《学术月刊》、《学习与探索》等重要报刊上开始发表了一系列东西。
当时大的政治背景是：11届3中全会，特别是理论务虚会后，在中国正在兴起思想解放的浪潮。我在过去的文革年代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反叛思想、异端思想可以说适逢其时，际会风云，于是顷刻喷发而出，一发不可收。
这些东西发表后，我在学术界、在知识界中开始获得了一些知名度。这是我能被破格吸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记者：人们还是会感到有些奇怪。从你的经历看，你并没有受到过系统化的高等教育和训练，你是如何……?
何新：我应当说，上帝对我是十分厚爱的。
在1978-1981年的这几年里，我惊人地幸运。这种幸运甚至使一些厄运也不断转化为幸运和机会。例如我从大学的退学，例如我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机遇。
实际上，如果没有在中财院发生的那些绯闻，那所学校是不会轻易同意让我调走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之所以没有错过这些幸运的机会，又与我此前的多年积累、多年磨练有直接关系。正是过去的长期努力，为后来遭遇的那些转机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记者：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存在很多禁区。为什么你敢于写出并发表一些大胆的东西?
何新：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东西，跟我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学习、思考和个人经历有密切关系。这里有一个很长的思想和政治准备过程。
最重要的是，在70年代中期，即1970-1975年前后，我已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对文化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
到70年代中期，我已深信文革出了问题。我当时曾试图与毛泽东对话。那时，我不断给他老人家上书，写信。 当然，毛泽东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信件。官僚机构封锁着他得到信息的渠道。这些信件最终
往往被退回到它们的出发地，被我那个农场的政治部门拆阅。 由于这些信件，在文革中我两次成为有"反动"思想的"坏分子"。
7、美学的革新
记者：改革开放初期，学术杂志很少。普通的人发表东西很难。你的稿件为什么发表率比较高呢?
何新：当时我的东西之所以能迅速得到发表，并且得到回应，可能是因为我表达的一些新锐观念代表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包括杂志编者们的心声。
我当时在一些文章中所提出的论点，具有一种先锋性，所以发表以后往往能对思想界产生震动。
记者：您当时在哪些领域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何新：先是在哲学，美学，后来是在政治思想领域。
1980年初，香港《抖擞》杂志发表了我的《试论审美的艺术观》一文。《抖擞》杂志是一个非营利的文化学术性杂志，它的编者主动将它向内地的一些科研文化机构赠阅和散发，当时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能接触到外部信息的高级官员和知识分子们，影响较大。
在这篇论文中，我明确提出艺术美的本质取决于形式，而不取决于与政治主题有关的思想内容。这在当时的美学中是一种非常大胆的挑战性观点。
这个观点很快在国内的艺术界得到回应。著名画家吴冠中看过此文后写信给我说："讲得好，只要是真理，哪怕它铜墙铁壁，哪怕他皇亲国戚！（见《何新批判》，第35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81-1982年前后，中国美协的机关刊物《美术》杂志在栗宪庭君的主持下，先后发表了我有关这个论题的一系列论文。在栗君推动下，《美术》杂志展开了关于形式美问题的讨论。
正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讨论，推动了后来八十年代中期造型艺术中形式解放的潮流。栗宪庭就是在读了我在《抖擞》杂志发表的那篇文章后，主动来找我约稿的。栗君后来一度主持过《中国美术报》，是八十年代新美术思潮的重要推动者之一。
又例如在80年代初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焦点的关于"人性异化"的问题，我也是比较早地研究和论述这个问题的人之一。
8、不务正业
记者：你在科研局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写出这么多文章呢？
何新：我刚调进科研局的时候，可能局领导对我的期望很大。他们认为我经过长期实践磨炼，又有理论素养，应该比文革中毕业的工农兵学员强。
当时有很多大学生想调进这个局，局领导不要他们，却接纳了我。但是，我后来的表现不幸让他们大为失望。
记者：为什么？
何新：他们认为我"不务正业"，因为我不能认真对待和完成科研局分配给我的课题和工作。
记者：你当时的工作是什么？
何新：起初我被分配在"哲学片"，负责与哲学、文学、宗教等研究所的学术联络工作。后来我被分配主管和建立一套关于全院科研的学术档案。
记者：这个工作很重要。
何新：但是我根本没有去做。 在上班的时候，我干的主要是自己的事--根据自己所选择的课题，读书、思考和写作。 虽然人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思想却飞在天上。
记者：科研组织局在中国社科院中是一种什么机构?
何新：科研组织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中枢机构，是直接为社科院院长会议服务的。 在这个机构中工作，有机会直接接触到高层的信息，包括联系某些中央领导。同时它还掌握着全国各省社科院以至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学术信息和动态。
正是在这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新信息特别是国外信息，可以直接阅读一些中央秘密文件和机要档案。 这个局有一个总量虽不很大但藏书品类甚丰、品位和质量很高的图书馆(包括订有很多港台报刊)。仅国内外的各种报刊，就有100种以上。我充分地利用了这些资料，每天几乎都沉浸于痴迷地读书和写札记。
9、被三位历史学家看中
记者：那么你自己如何估价你在科研局这一阶段的工作？
何新：我在这里工作的那一年间，对我的思想发展异常重要，不仅我的视野大大地开阔了，而且在精神境界上获得了极大的提高。
当时我在北京还没有正式住所。每天夜晚就睡在办公室里，睡在临时拼起来的办公桌上。这样，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几乎全部时间，我都在阅读和写作。
当时我的办公室在社科院院部的二楼，那座楼的三楼有一个办公室是"中国社科院写作组"。这个组里有几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位姑娘容貌清丽，气质不俗。她后来在我多年的事业和生活中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
如果说黑龙江的农场是我的大学，那么实际上我的研究生阶段，是在科研局完成的。 当时科研局的几位领导，资历都比较老，级别也不低（这个局中除了我没有职员，都是处长或局长）。他们对我还算宽容，就是那种前辈对待后生的那种宽容。
他们没有公开责怪我上班只顾干自己的事。一年后局里为我办理了转正和提干手续。同时局长让人事处长通知我，他们认为我不适合继续留在科研局，而建议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
因此，仅仅在科研局工作了一年，我就必须打起背包走路了。
记者：你离开了吗?
何新：这时我又一次受到命运女神的眷顾。三位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 家，侯外庐、尹达、黎澍，当时都正在寻找学术助手。 尹达想成立一个史学理论（方法）研究室。侯外庐正在重修他的名著《中国思想通史》。黎澍则属意于开拓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这三位老人都派人和我联络，表示有意选我作助手。
最初我想投奔侯外庐先生。但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幽默的事。侯老派林英先生(侯外庐过去的助手之一)，当时是新任宗教所所长，到科研局找局长表示想调我协助侯外庐，参加重新编撰中国思想通史的工作。
这位局长竟从座位上跳起身而对他双手拱拜说："谢谢你，你是伯乐。请你快把这匹千里马弄走。"（此事是林英先生后来告诉我的。）
此言一出，使人莫测高深。同时人们也听到一些不利于我的流言，甚至有人说署名"何新"的文章作者不是这个何新。结果侯先生不调我了。最后，是黎澍先生调我去作了他的学术助手。
10、成为黎澍的学术助手
记者：黎澍先生，你作他助手时，他担任什么职位?
何新：黎澍也是一位老资历的中共干部。30年代入党，40年代曾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在国统区作文化工作。文革前他已担任《历史研究》主编和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我跟随他时，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和《历史研究》杂志社长兼主编，同时兼任近代史所副所长等多项重要职务，在史学界声望卓著。
记者：这对您应当是一个好机会。
何新：可惜我并没有能善用这个机会(笑)。 黎澍选我为助手，使我遭到许多人的嫉妒。为黎澍作助手，这个位置是当时许多高学历、学术辈份令我望尘莫及的人，想坐而坐不上的。
我至今难忘黎澍先生见我的第一次谈话。他说："很多人想到这里帮助我。我不用，现在用了你。你会招人嫉妒。听说你这个人很狂。有才能的人，都狂，狂一点难免。但是，你会招来'群妒'的。我劝你小心，要谨慎！"
这一番话算得上是苦口婆心。 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我桀骜不驯直言快语的个性，几乎使我把围在他老人家周围的一批人得罪了一个遍。因此不过一年，他老人家就把我轰走了。(笑)
记者：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有幸跟随像黎澍这样一位有身份、有地位的权威学者是难得的机遇。但你才一年就和他老人家搞翻了。请问是为什么呢?
何新：1982年春，中国历史学会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大型学术讨论会，论题是关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会议地点在天津。黎澍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派我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出席。
临行前他叮嘱我说："这个论题在政治上很敏感，自从3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搞得清楚。你去到会上，人家会说你是代表我。你的任何讲话，别人会认为是我的意见。所以，你只带耳朵，不带嘴巴，只听不要说。"
11、亚细亚生产方式
记者：究竟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
何新：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事前作了一些准备。我认真地研究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正是在这部手稿中提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注意到，马克思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马克思发现近东的俄国、印度以及东方的中国、日本古代社会制度，与西方欧洲的古代社会制度和经济组织具有根本的不同。因此东方社会发展道路与西方发展道路也具有深刻的不同。
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古代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使得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未能发育出近代欧洲类型的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
记者：这个观点非常重要。
何新：是的。它强调了东方社会，东方文化的特殊性。直到今天，仍然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记者：你在会上发表了你的看法?
何新：这个会的气氛给我的感觉是十分沉闷。 到会的学者多数是一批刚刚经历了文革，似乎还未从噩梦中完全醒来的老一代的史学界权威人物。许多人在文革时期几乎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
他们的思想，仍停滞在斯大林《联共党史》中关于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上，即： 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
当时的多数与会者都把这个公式当作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必然规律。 深信人类一切社会和文化，必须服从统一的发展道路和样式，最终必须选择同一模式的社会组织、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
记者：我们在上大学时，教科书里也是这样教的。
何新：而我对这个问题当时却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我意识到，从理论上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当时中国正在邓小平、胡耀邦推动下开始发生的经济、政治改革进程，具有重大的现实性意义。
我认为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正面临革新，类似斯大林体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应该打破和改革。当然，还有一点，我当时也很想利用这个会的场合崭露一下头角。
因此，我把行前黎澍对我的叮嘱丢在一边。在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我作了一次 长篇发言。 回想起来就觉得好笑，我记得我那次讲话一开头就说："听了几天会，听各位的发言，仿佛雾里看花，总觉得隔了一层。"这种目空一切的说法自然会把所有的与会者得罪个遍。接着，我讲我的看法是：
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命题的实质，是关于东方社会制度的独特性，特别是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我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与抽象于欧洲历史的五阶段历史公式不一致。我认
为斯大林提出的社会发展五大阶段的公式不适用于中国。 这个论点当时立即语惊四座，震动了到会的各位学者。你要知道，关于中国是否属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否具有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特性的问
题，在当时是一个政治上极其敏感的问题。
12、触及政治的敏感问题
记者：为什么?
何新：问题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30年代在苏联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争论。 围绕这一争论，国内史学界在３０年代曾发生了以侯外庐、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为一方以及第三国际中的魏特夫（德国人）、中国的刘仁静为另一方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发展方向的争论。
那些主张中国社会形态具有东方特殊性的学者，被郭沫若、吕振羽一派的学者压倒了下去。以至主张"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的观点被认为是反对中国革命，反对走苏联模式社会主义道路，因而被定性为"托派"的观点。
新中国建国以后，郭沫若、范文澜一派观点的《中国通史》成为中国历史学的正统理论范式和教科书范本。
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讨则成为了一个理论禁区。 在郭、范这一体系的教科书中，中国历史根据"原始公社--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形态的中国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五大阶段公式而进行塑造。任何背离这一模式的观点都具有政治反动性的嫌疑。
因此，我在这个讨论会上发表主张打破这个公式的观点，自然是十分耸人听闻。 我的这篇发言稿，后来写成了论文，发表在1981年第6期的《晋阳学刊》。（收入《何新集》，第95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又，《读书》1986年第11期何新《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收入《危机与反思》，国际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何新认为，当代史学危机，实际是当代史学理论的危机，这种危机首先在于历史公式论提供了一个对认识和解释中国历史毫无效用的理论范式。"见《中国八十年代人文思潮》，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
记者：当时在会上，人们如何评价你的发言？
何新：那天会议的主持人，是郭沫若生前的秘书林甘泉先生（后来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会议限定每个人的发言时间以15分钟为限，由林先生按铃，通过铃声向发言者提示计时。
我平生从来没有在这种大型学术会上公开发言的经验，心情非常激动，在讲话时竟忘记了会议规定的时间。林先生试图以按铃制止我的发言。
据说当时林先生按了十多次铃，仍然止不住我的滔滔雄辩。（笑）
记者：会场的反应怎么样？
何新：整个会场对我的发言的整体反应是鸦雀无声，似乎当时人们都被惊呆了。 那天散会后，许多过去不认识我的人纷纷议论这个毛头小子是谁?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发言竟如此狂妄胆大！当他们知道我的来历后纷纷摇头。
于是会后，许多人跑去找黎澍告状，说我在会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在当时是政治上的一条大罪。
13、被黎澍解除职务
记者：回北京后你被黎澍老人骂了吧？
何新：比挨骂还要惨。 散会后回到北京，黎澍把我找去谈话，严厉地批评我。我记得，当时正是初春，那一天北京大风扬尘，天气非常阴郁。但是，我们谈话的气氛比这天气更加阴郁。
黎澍说，这两天来他这里告状的人，踏破了他家的门。他说，他生平很见过一些狂妄的人，但狂妄到像我这样的程度，还从来没有见过。
他说："你不是一般的狂妄，而是简直狂得没有边际！"他还说："我看你一定要走沈X的那条死路。"
在文革运动以前，黎澍曾有一个被他非常器重的工作助手，姓沈。据说此人非常有才，也有学识。但此人出身不好，又有不良的政治言论，在读大学时就成了右派。毕业后没有工作，也没有人敢用他。他写了一篇研究太平天国的论文，投稿给《历史研究》。当时黎澍是主编，见此文后深为欣赏，顶着不同意见的压力将其发表出来。
后来，黎澍又把此人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作为自己的工作助手。 但是文革降临了。对这个人的任用，被学部的造反派定为黎澍的一条大罪。黎澍为此吃了很多苦头。这个人在运动中也遭批斗，他偷偷地写了很多日记，表达对文革的不满。这些日记被造反派发现，他就被当做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最后此人被专政机关定为思想极端反动分子，而于1970年枪毙了。
我刚到黎澍身边工作的时候，老人就给我讲了关于这个人的故事，言下有告诫之意，暗示要我警惕和谨慎。 记者：这也是好话嘛。
何新：但是，老人当时不知道我心里想的却是，我在前十年里，其实人头也已经好几次临近落地了，无非如此而已。所以尽管黎澍当时讲得很重，我却漫不经心。这种轻慢的态度大大地更加激怒了他。
那天老头子真是动了大怒。他敲着桌子呵问我："你狂，有什么本钱呢？你通读过二十四史吗？你通读过十三经吗？经、史、子、集四部，你究竟读了多少？"
他这些话轰下来，我的感觉倒真是如雷灌耳。我被他说到了痛处。当时对于经学，对于中国的传统学术，我的确所知尚少。24史中我当时还只读过《史记》和《资治通鉴》。对经学则连门还不能入。而我也就是从这时起开始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读通经史，深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
第二天，我写了一封信，向老人家提出辞职。
记者：黎澍先生同意了?
何新：他没有答复我，但是把这封信转给了近代史所人事处。人事处本来对调我这么一个学历资历均十分浅薄的年轻人给黎老作助手，就有不同意见。
因此，一个姓刘的处长立即把我找去训话，勒令要我自行联系调动工作。三个月内如无单位接收，即予除名。 记者：你惨了。 何新：但是我又遇到了好人。著名的近代史专家丁守和先生、刘志琴女士当时正在组建"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他们也早知道我，认为我仍是可用之材，因此出面向人事处作调停。
而黎澍对此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显示了这位老人的厚道和宽容。这样，我的编制就由黎澍设在中央党校的办公室而被转到近代史所的文化史研究室。
直到一年后，发生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我是近代史所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在这个所再也呆不下去了。1984年，温济泽把我调到研究生院任该院学报的编辑，1985年经刘再复帮助，又调到了文学研究所。
1991年，我由文学所调到全国政协担任专职全国政协委员。其间经历各种风风雨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工作了整整十年。
14、我永远感念他们
记者：现在黎澍先生已经故世。你如何评论黎澍?
何新：黎老是个好人。是一位乐于提携后辈，而且思想十分开明的长者。我跟随他作事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对我来说，这一段资历在我的履历中仍十分重要。
老人家当年告诫我的一些话，时间愈久，愈令我刻骨铭心。特别是所谓"群妒"，我后来是深尝其滋味。我跟随他时恃才傲物，然而少不更事，涉世太浅，急于求成，未免过于年轻气锐。（笑）
在我的一生中，我会永远感念曾在我遭遇困顿的时期提携扶助过我的那些师长和友人：宁可、闵庚尧、梅益、黎澍、丁守和及刘志琴等等先生。还有待我如谆谆长者的社科院的两位老院长：胡乔木、胡绳。甚至也包括曾帮助过我，但后来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刘再复。
我虽然并非千里马，但他们的确都是伯乐。当年若没有他们这些人对我的一次次扶助、提携，我绝不可能取得后来的任何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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