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德治国"切中时弊

记者：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解决中国的腐败已刻不容缓。腐败的根源是制度腐败。因此彻底根治腐败，必须从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

何新：如果谈"彻底"和"根本"，那么我认为他们挖根挖得还不够深透。腐败的真正根源还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

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荐给我们作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则有小布什窃票当总统，克林顿夫妇盗窃白宫礼品，大搬其家。稍远则有法国高官卷入售舰回扣案，日本众多大臣议员背后有政治献金丑闻，德国前总理科尔也有受贿丑闻……等等。政治腐败是弥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你说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这些朋友挖根挖得还不够，彻底根治腐败必须改造人性才行。

其次，若谈制度改革，我认为有两层涵义必须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国家的根本体制和具体的法规制度。

许多人现在所谈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这两个层面而笼统谈之。对国家大法和根本体制进行变革，这将意味着发动颠覆国家现政权的政治革命和大动荡、大动乱。这种运动能搞吗？至于具体法规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兴利，我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随时应该进行。但是我认为，这也需要一些整体的规划，需要作政治理论的基础研究。

政治体制（民主体制或威权体制）与政治腐败没有必然关系。威权体制是一种集中权力的体制。民主体制是一种分散权力的体制。腐败与这两种体制都没有必然关联。在两种体制下，都可能发生政治腐败。认为当前中国只有转换政治体制才能避免腐败这种理论的背后，暗藏着促动国家走向动乱的意识形态陷阱。

腐败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社会和经济现象。在社会的转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弛解，腐败常常作为伴生物而出现。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总书记最近提出"以德治国"补充"以法治国"，是真正切中时弊的。

2、政治改革需要理论基础

记者：那么根据您的看法，腐败主要是一个政治道德问题，与制度并无重大关联？

何新：在中国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同样有政治清明、官员廉洁的时代。

但是，民主政治体制下同样可能发生极其严重的政治腐败。希腊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罗马贵族民主制度时期、英国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资本主义时代、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代，虽然也是所谓"民主"或"法治"的体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严重腐败的时代。只要读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以及狄更斯、德莱赛等人的名著，就会知道这一点。

另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俄罗斯、南斯拉夫和东欧，其体制转型后的政治腐败远比改革前严重得多。还有当代的印度、南美、菲律宾等所谓"不发达"的"民主"国家，政治腐败也都极其严重。
历史似乎表明，威权体制与多元分权体制（所谓民主制），应当是前者更有威慑于抑制腐败，特别是对于经济资源难以普遍共享的发展中国家。所以，流行的所谓"只有政治体制转轨（改革）才能根除腐败"之说，我认为是没有历史根据之论。

记者：那么以您的观点，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论基础？

何新：当然。据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从16世纪马基雅弗利以来，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是法国卢梭、狄德罗等启蒙学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义，一派是英国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现实）主义，还有一派是17世纪英国"掘地派"，如温斯坦莱（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明）。

卢梭等启蒙哲学家的民主浪漫主义使得1789-1793年的法兰西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以至拿破仑在卢梭墓前曾感叹：卢梭一枝笔的力量超过我的大炮。

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引导英国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为英国争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荣，直到上升成为"日不落帝国"。

我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改革，当务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须作深入的理论研讨。不仅要研究卢梭式的民主浪漫主义，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现实主义、保守主义，他们的主权论、民法论、自然法论。

3、英国君主宪政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主义"

记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张是什么？

何新：霍布斯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维坦"（LEVIATHAN）。

记者：这个书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谓"利维坦"，是《圣经》中的一种力大无穷的巨兽名字的音译。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书，意在呼唤一个强大的国家。《利维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关于国家主义的专著。

霍布斯说：

"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互相防范、敌对、争战不已，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信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如议会），这个人或集体能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统一为一个人格；大家都服从他的意志，服从他的判断。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

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第17章《国家的产生》）

他认为：

"主权者的权力--至高无上，国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义务--绝对服从。主权者或国家的职责有三：一是对外抵御敌人侵略，保障国家安全；二是对内维护社会的和平与安宁；三是保障人民通过合法的劳动生产致富。"

霍布斯说，无论国家和教会，其权力都不是来源于上帝，宗教决没有理由掌握独立于国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国家，它同道德一样，只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国家容许和赞同的信仰才能成为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为了国家统治的利益，为向人们灌输对权力的畏惧和服从才有存在的价值。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回答是：

"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它毫无力量去保障一个人的安全。"（利维坦，第19章）这就是说，没有权威的社会契约并不是导致民主，而是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有些人眼中，英国是资本主义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国家。但是他们却忽略了这种君主立宪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论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国家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理论之上的。

近年在中国流行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潮，实际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西方格外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这一种思潮贯彻其拆解中国国家制度的战略目标。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在中国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起来摧毁了国家机器，也摧毁了公众对于国家权威的崇拜。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就很难存在。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西方民主国家。人们不一定崇拜总统，但是崇拜国家，敬畏国家机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权威。这种对于国家权威的蔑视，可以认为正是一种文革的后遗症。包括轻言"政治改革"，实际往往是颠覆现存体制和制度的同义语。

我们不必去讨论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们有必要指出，对这种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论基础，中国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严重的误解。那么回顾一下英国保守主义者霍布斯的这些思想，对于当前的中国，我个人认为自然具有现实意义。事实上，法制主义是一种保守而不是一种革命主义。
至于卢梭，也不应当只注重他的浪漫主义，他也同样有保守主义、法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一面。卢梭说过：

"道德中最伟大的奇迹从来是由爱国主义造就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

卢梭也认为社会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则是："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人权提供基础的神圣权利。…… （民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导之下，我们以统一共同体的资格接受每个成员作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认为国家主权的目标高于全球化："我们只是在成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为人。我们对那些冒充是世界主义的人--他们认为热爱人类高于热爱自己国家--应当这样看，他们所谓热爱全世界的空话只不过是为了窃取自己的特权。"

4、改革需要反思

记者：然而政治保守毕竟不是一个好听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国的两大政党其一叫"保守党"。美国主流政治（共和党）中有一个保守的"传统基金会"。西方也并不以保守为耻嘛。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发动改革开始，中国的改革已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进步，这是人所共见的。但是也发生和积累了严重的问题，这也是人所共见的。现在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许是万丈深渊，也许是康庄大道。难道不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反思一下？我个人认为，当前国家需要深刻的理论思维。需要调整政策修正失误，需要对继续改革的方向深化认识和重新认识。
我使用"保守"这个词，也是针对曾导致苏联崩溃、东欧瘫痪的那种"休克疗法"。

这种"休克疗法"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发明的，曾被推荐给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领导者和"社会精英"。这个"休克疗法"，有一度曾红得发紫，被认为是推进各国改革速成其效的灵丹妙药。而今在全世界则臭名昭著。

所谓"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以大局稳定寻求政策的良性调整，以政策的调整来争取时间，寻求机会，改良结构，疏解矛盾，消除腐败，求得新的发展。不错，这是一种"保守疗法"，而不是"休克疗法"。但我认为这是面对当今社会问题的一副良药。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个坏字眼。保守就是执着地坚守某种传统。何况我们这个民族面对着两种传统。一种是中华民族伟大文明的传统，从伏羲、炎黄到孙中山。一种是新中国赖以立国诞生的革命传统，从孙中山到毛泽东。

近２０年来，这两种传统遭到八面来风的冲击。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坚守和复兴这两大传统。

你所提到的几位老一代革命家，我个人始终对他们怀着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仅是由于他们对我个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们本身是缔造这个共和国的革命传统的一部分和化身。

5、王震约见

记者：我想冒昧提一个人们会感兴趣的问题，您是怎么认识王震的？

何新：那是一次非常正式的会见。1990年秋的一天，中国社科院办公厅通知我，国家副主席王震约我谈话。当时王老正在301医院患病住院，院办公厅派车把我送到王老在医院中的住所。

当我走进屋，王老正坐在轮椅上等我。见到我来，他想撑身站起来，我非常感动，忙过去搀扶他。他握住我的手，对我说了一句话，说："我代表共产党，感谢你！"

这句话当时几乎令我落泪。李白曾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见韩荆州。"当时我的处境，由于我在1989年事件前后反对所谓"民运"的立场和观点，对我个人可以说正是被内外熬煎，水深火热（可参看我在北大的演讲）。（收入《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4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王震讲的这一句话，令我内心积郁的所有的压抑与愤懑涣然冰释。

记者：早就听说王震这位老人很识才，对知识分子不错，有礼贤下士的古贤风范。

何新：我这个人自然谈不上"贤"，应当说老人是折节下士。当时我的身份还只是中国社科院的一名副研究员。

实际上，对这位老人，我是心仪已久。青年时代我在东北工作过的友谊农场，那是王震1954年亲手开拓建立的东北戌边的第一座样板农场。当我在那里的时候，就从当地的老转业士兵中听到过关于这位将军的许多传奇性的故事。

在那些老兵眼中，王震不仅是一个专整坏干部的大清官，而且似乎是一个半神半人。

但是80年代在社科院从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口中，我又听到关于王震另一种说法，讲他如何"左"，如何"保守"，如何"僵化"等等。但是，我读了他关于《河殇》的讲话后，我却感到这位老人粗中有细，见微知著，懂得意识形态对于国家命运的影响。我认为他非常懂政治，不像个武将，而是高明的政治家。
他第一次见我时问我是否是党员。我说不是。他说："好。你不要入党。"

1992年夏，他又让我去看望他。听我谈了对当时内外形势的一些看法后，他对我说："写信，你给邓小平写信。"我说："我讲有用吗？"他说："你写。"

6、权威真空国必动乱

记者：这信您写了吗？

何新：写了。

后来我把自己当时对形势及时政的一些全局性看法，写了出来，此即"对我国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一些思考"（1992，6，15），直接送报给邓小平。

（原文见《何新政治经济论集》，第16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何新致中南海密札》第269页，香港明镜出版社，1998。）

当时正是南下视察谈话发表后，中共14大召开的前夜，内外形势诡谲变幻。北京政治圈中流传的各种谣言很多。针对当时有人正竭力鼓吹的"政治分权和多元化"，我在信中认为：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人不断批评中国的"人治"和"老人政治"（伦敦报告中也提到这一点）。我对此现在有一点小小异议。

所谓人治就是权威政治--围绕一位或数位权威领袖做出最高、最终决策。我们很难设想，十几年的中国改革，如果中央没有以小平同志为核心的权威存在，会取得今天的成就。而今天人们所担心的、敌对势力所期待的，也正是在这一权威核心万一消失之后，中国可能将出现无政府状态。

法制和政治民主制度的形成，需要历史、经济、文化的相关条件，需要一个长期发育的过程。因此，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中，仍需要政治权威，需要决策权力的相对集中。否则难以保持国家统一。

中国之国情（所谓国情，也就是说如不要社会动乱，不要国家分裂，不要未来发生兵荒马乱），限定了中国在可以看见的一两代人时间内，尚不能从抽象理念出发搞"轮流坐庄"的权力分配制度。仍难以施行西方式四年一选及民间直选国家核心领导的所谓"直接民主"制度。

所以我窃以为，中央必须有一个承担责任的权威中心，必须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权力结构和支持权威核心的政治基础。权威制度仍为历史所需要，由人治向法治的过渡需要稳步进行。这个问题，关系到下一时代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配置问题。如不解决好，则不要谈坚持百年改革与开放大计，甚至连维持社会基本稳定也不可得。此问题如能解决，此险情如能渡过，则我国国运必将有新的转机与大昌隆。

西方及台湾，就是看明这一点，因此期待在今后3-5年内，中国将因权威真空而变乱。而瓦解。

这个问题为中国当前政治的最大问题。宜早图筹措，或可补救。否则惟怕有一天，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亦将一片兵荒马乱有如今日之南斯拉夫，国裂土分，生灵涂炭。（近日美、日，均已有人畅言无忌而设想瓜分中国为十数小国，亦有人畅言广东并入港台而独立。这后面是有战略部署的，并已在实施中。）

在这封信中，我还就当时的国内外政、经形势及对策，比较全面地叙述了我的看法。

王震读此信后，让人转告我，"写得好"。我后来知道，邓小平阅读并转发了这封信。

7、向邓小平呈送密札

记者：请问您如何把信送到邓小平手中？

何新：我当时有三条通道。一条是正式的官方提供的通道。一条是通过王震等老同志转达。还有一条，是私人性的。我可以把我认为最重要的信件直接送达到邓小平同志家门前，以确保老人家能看到。

这条通道是1989年冬季设置的。我轻易并不启用。而以上这封信，是我亲自送到邓家呈报邓小平的最后一封信件。这条通道，在1989年-1992年的几年间，我一共使用过十几次。把我关于政治经济及国际问题的一些重要想法，以及我所收集到的一些重大内外信息由此渠道直接呈报到邓小平。

但是，在这封信之后，直到邓小平去世，我没有再使用过这条通道。

顺便说一句，我当年呈送给小平同志的这些信件和文稿，后来多数已收入到我的那几部文集《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致中南海密札》、《新战略论》（《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1993年内部出版。《何新政治经济论集》，1995年10月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出版。）等书中。

记者：你讲的这些事过去鲜为人知。你这些信件的确可以称作"密札"了。

但是，你认为你的意见会被邓小平听取吗？

何新：就我来说，是直言而谏，并不考虑会不会被听取。所谓"姑妄言之"。

在老人家，则可能是"姑妄听之"，择善而从。有的可能采纳，有的则根本不采纳。

但是，如果你考虑到，我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的全国政协委员、一介布衣，而邓小平却从没有拒绝过我的进言--尽管我曾提呈过一些极其尖锐的不同意见。那么，你会由此感受到这位老人具有一种知人善任而且虚怀纳谏的博大胸怀。

司马迁谈到他对孔夫子的情感时曾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使我对邓小平怀有同样的情感。

以我个人的切身感受，由衷而言，我认为在容纳不同意见上，邓小平的胸怀超过毛泽东。要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正是由于曾多次给毛泽东写信而被定为反动分子（毛泽东甚至没有可能看到我的那些信件）。邓小平确实是一位不拘一格的伟大政治家。

8、拜访胡耀邦

记者：你见过赵紫阳和胡耀邦吗？

何新：赵紫阳在台上时我没有见过他。但在他下台后，有一次在北京国际网球馆倒见到了他，他正在打网球。耀邦还未任总书记时，有一位朋友介绍，1982年夏我曾去过他家拜望他老人家。

记者：你对胡耀邦的印象如何？

何新：那天与我同去的还有一位年轻人。我们到的时候是晚饭后，耀邦同志正靠躺在藤椅上看CCTV的新闻。记得那天胡德平君也在场，他当时还在历史博物馆工作。

当时我还只是三十才出头的人，少不更事。虽然是初次见面交谈，我感到胡耀邦十分平易近人。他一面抽烟，一面与我们随意闲谈。他问我社科院有多少知识分子，人们在想什么，对目前的政策满意不满意。

我那时还是个年轻的激进分子，迫切希望加速改革的步伐，看问题很偏激。谈起各方面一些阴暗面，就尖锐地抨击。

胡耀邦静静地听。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既不支持，也不批评。可惜我当时太年轻，对经济、政治、文化远还没有形成可以成型的、系统性的看法。我猜我们给胡耀邦那次留下的印象，恐怕只会认为我们很幼稚。而我那天对他的印象，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通脱简易，含威不露。

此后的几年间，历史脚步来去匆匆。1987年初，我应香港大学邀请赴港参加会议，在香港听到国内发生学潮。不久胡耀邦辞去职务。我这时政治及文化思想已渐趋成熟，由激进改革的立场逐渐转向了"保守"。

9、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纪要（摘要）

以下是我与王震副主席一次谈话的现场记录。

时间：1991年4月17日

何新：看到您身体康复，全国人民都会高兴。

王老：谢谢！你认为形势怎么样？

何新：我认为当前首要问题仍是要保持团结稳定。

王老：保持稳定不成问题。苏联垮台全是因为自己。

何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其实是自杀，最近似乎想扭转，但是已经晚了。

王老：西方给他发诺贝尔奖，现在看是一种讽刺。

何新：西方现在在看他的笑话，在玩弄他。他早晚将成为历史上的一个笑柄。

王老：为什么苏联没有一个人能顶住？

何新：记得毛主席好像说过：文化太高，就缺少硬骨头。干部全部来自书生，政治中充满了书生气。不可取。一旦天下有难，就没有人敢站出来。

王老：不能不依靠一个阶级，不能丢掉群众。毛主席说赫鲁晓夫是两把刀子，自己把刀子掉了一把。所以群众团体出来闹事。我们"文革"时的造反派还各自说是拥护毛主席的。

改革总要改革！没有一个朝代不需要改革。西汉二百年，王莽还要革新。东汉晚期群雄并起。不管怎样，庙里就是要有一个菩萨，不能群龙无首，不能挖祖坟。

何新：苏联局面不可收拾的原因，就是把历史抹得一团黑，自己全面否定自己历史。结果，国家存在的道义基础，也被否定掉了。

王老：（笑）有一个退休的将军，把戈叫去臭骂一通。可惜苏联这么强的军队，现在也顶不住了。

何新：我认为中国要坚持持久稳定，需要解决几个问题：

①思想问题。目前的宣传不得法，僵化，不让人服气。

②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知识分子不能成堆，要掺沙子。搞自然科学成堆没关系，搞社会科学就不一样。社会科学、文学家自我估计很高，但意识很旧，无非还是18、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那一套。实际今天的世界情况、中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问题与那时已经大为不同。一些年轻大学生认为自己天生好像就是该当总理的，文革中激进造反也是这样一批人，这种人很容易成为煽起动乱的种子。

③经济问题。我深信我国这几年的主流经济思想上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当。赵紫阳搞休克疗法就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骗。

我认为我国教育体制也应当受市场供求规律的调节。教育体制也是一种经济体制。我看中国现在文科人员供应过剩，所以才有文科学生毕业分配难。建议国家在大学里多培养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农业科技人员，自然科学家。

想当官的知识分子太多，应该鼓励知识分子深入专业研究，不应该鼓励知识分子的从政热。

在美国，哲学博士毕业后开出租车。社会科学应当改革。有的意识形态内容早已过时，是无用的。像《河殇》那种东西，是有害的。

毛泽东时代对知识分子方针的失误是控制得过死。对知识分子应当有一套好政策。我认为国家还没形成一种稳定、长期、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不左也不右。西方是有一套控制思想和传媒的巧妙办法的。
如果能形成好而明智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意识形态政策，在社会分配上注意防止过度的两极分化（所谓腐败问题，实质还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闹动乱的基础就没有。

王老：过去布尔什维克威信那么高。主席讲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党。研究一下出处，为什么伟大、正确、光荣？曾经犯过错误，还是光荣、正确。

如果有人问，你怎么答复？出过陈独秀右倾取消主义，瞿秋白的主义，李立三路线。李立三搞左，王明反立三路线，不是反左而是反右，结果四中全会路线比三中全会更左，他们从莫斯科回来，就当钦差大臣。

何新：在历史上，评价在于结果而不仅在于过程。1949年的革命给中国统一和平，40年的建设给了中国一个工业化的基础和被尊重的国际地位。这两个方面是任何人也抹不掉的。

至于历史上的错误或者失误，这是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少不了的。法国大革命，杀了多少人？雅各宾党杀了多少人？拿破仑杀了多少人？有多少无辜者？但是雨果还是歌颂这个革命。歌颂1793年。1989年，法国人还是到中国来鼓吹纪念这个大革命。英国革命，克伦威尔杀了多少人？美国南北战争，内战时期，杀了多少人？黑奴死多少人？发表《人权宣言》，不是黑奴还是不被当人看？

中国一些作家不做这种历史比较，却相信洋人的挑拨和教唆，拼命挖中国革命的祖坟。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帮助西方人搞垮中国、分裂中国的意识形态工具。

实际上，比较起来，还是中国革命杀人较少。延安时代后期，形成了一套好的政策，唯恐多杀。

王老：最好一个不要杀。真正杀人没杀几个人。在新疆也是如此，讲得厉害，但实际没有那样做。阶级斗争不能为纲，但存在是客观现实。有时表现激烈，有时缓和。但是社会主义下的敌我矛盾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何新：发生社会对抗、战争，不能不死人。建国以后，中国社会虽然清贫但却是治平盛世。在当时达到的文治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可惜的是1957年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越搞越左，直到"文化大革命"。

王老：错误是我们自己纠正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都是光荣的历史。只是近百年，西方所有的强国、富裕国都来欺负我们。

何新：我们民族的历史，前几年被人搞糊涂了。一些西方人有意识地把我们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当代史搞得糊里糊涂，直到抹成一团黑。目的还是要让白种人、白色文明来统治我们。现在正在扳回来，有希望。

王老：江泽民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很得人心。事物就是这样，哀兵必胜，多难兴邦。主席在延安时，胡宗南来打我们，主席主张，先退三十里，就是退避三舍，一舍几十里，直到三舍都退光了，才先礼后兵。中国人不称霸，深挖洞，广积粮。

何新：毛主席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办法、思想体系。反对教条、重视实效。邓小平、还有您，老一代革命家继承了毛泽东的思想。

王老：有一句话使我很高兴，北大荒人说我是月老、红娘。其他恭维话我不感兴趣。现在的大学生中劳动不敢讲，劳动与教育结合，教授不敢讲。

何新：文科教材目前很糟糕，有两个极端。有一种内容虽然是正确，但脱离实际，人家不爱听。另一面的是内容不好，鼓吹西方化，但迷惑青年人。

现在社会中正在发生分化。动乱时一些人把矛头指向干部的特权，其实特权问题在经济上被夸大了。现在的大问题是腐败。

王老：我死了，我这个房子就交公了。

何新：现在是干部很穷。部长工资与最低工资比只差十来倍，而日本大臣比最低工资差百倍、千倍。

干部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干部队伍不稳定，思想不稳定，没有凝聚力，社会不会稳定。

从政治上看，现在干部脱离群众严重。腐败问题很普遍。干部制要转为文官制制度，也是一场革命。在体制上、素质上、来源上、意识形态上，都将带来深刻变化。但不管怎么变，当官的，第一条要忠于国家。

忠的概念，现在丢掉了。不忠于个人，但应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要长治久安，就要有一套文官制度。目前的情况是"官以倖进"，我最反感竞选。特别是演讲竞选这一套，好像思想就是语言，语言就是行动。结果常常是选拔骗子，选拔清谈家。近年的干部制度太不稳定，干部的升迁选拔应当有一套稳定的章法。

文科中知识分子集团，不要搞大，要设法划大为小，划整为零。

在国际上要找盟友。在国内把篱笆扎紧。防止内乱和外部颠覆。台独，十年来正一点点地变大。两个力量支持它，一派亲日，一派亲美。台湾经济并不十分好，工厂日资占60％，来料加工。出口市场主要依赖美国、日本，现在还靠大陆。

王老：讲一讲意识形态就是为了紧篱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

何新：台湾将来是三家（大陆、美、日）争夺之地。李登辉是搞台独，搞美式体制那一套的。很可能突然有一天也会宣布独立。台湾海峡将来是多事之区。

王老：它独立我们不会承认。

何新：朝鲜，将来也可能是个麻烦地区，还有印度支那，印度、南亚及中亚。新疆，现在中东伊斯兰（有关的背景），利用宗教势力要把它拉出去。我担心苏分裂后，中亚的共和国与中东一起插手搞新疆。今后国际上，中国周边都进入了多事之秋。中国是任何要统治世界者必争之地。

王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你不搞我，我不搞你。最危险的是中东的祸水流到新疆，与新疆接壤的四个共和国，祸水西来。

我们不怕啃窝头，中国人要一条心。宁可讲得苦一点，其实会过得好一点。任何时候不能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庙。（本文收入《新战略论·政治文化编》第12页。1999，7，四川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