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了作者在80年代文化反思运动中所写作和发表的一批关于中国传统文化问题的论文和著作。

　　本书内容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第一部分是反思传统文化及比较中西文化的论著。第二部是反思“文化反思”，批评全盘西化论的论著。第三部分是探索传统文化本源，寻根与考证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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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年代的中国思想运动，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思想解放、展开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发端，经历了几番波潮的起伏，而在80年代中期，转变为以解析中国文化传统为主题的文化反思运动。本书所收录的第一篇著作，即是在这一运动的高潮时期，根据作者1985年4月在上海参加文化研讨会期间的演讲稿扩充写成的（此次演讲由《文汇报》于上海剧场举办）。

　　此稿曾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单行本，体现了作者在文化反思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些代表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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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我从中央财金学院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组织局作文秘工作。1981年，已故著名历史及思想史学者侯外庐、尹达及黎澎先生分别派人和我接触，有意调我到其门下作助手工作。根据我已故父亲和他的老友丁守和先生的建议，我最终决定到黎澍先生手下担任学术助手。

　　黎澍先生将我调入他当时兼职所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他倡议下，设立了一个新的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调到这里，可以说是我研究文化问题的缘起。

　　一年后（1982），我应邀参加中国科学院《自然辨证法通讯》杂志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一个研讨会，讨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在这个会上，我提交了一篇论文：“从中西文化（学术）差异看我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此文后来发表并被收入多部丛刊、文集）这是当时国内较早地对传统文化作反思及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篇论文。

　　1984年后，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中国文化集刊》，同时各类报刊及影视传媒中，讨论及批评中国文化的论著不断出现。一个反思传统文化的热潮，到80年代中期，乃逐渐汇成学术及政治思想中的一股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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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作者曾是文化反思运动最早的推波助澜者之一，但也是当这场运动转变到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传统，进而要求全面移植西方文化这一方向时，最早抵制西化思潮，从而与主流派分道扬镳的人。发表于1986年的《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及《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我见》等文，反映了作者在“文化热”高潮中的这一转变。

　　1986年5月，《光明日报》举办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具有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于该报发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我见》一文，指出：“近期学者论中国传统文化及作中西文化比较，时见一种否定性的倾向。以为中国古典文化糟粕多而精华少，几乎诸事均不如西方。甚至隐涵着一种价值判断，仿佛中国5000年文化从一开始就孕育了奴性和专制的种子，因此发展到近百年来的落后与挨打，仿佛是一种文化上的宿命与必然。这种倾向，断非笔者所敢苟同。”

　　本书还收入了作者1988-1989前后，发表于《北京晚报》、《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批评《河殇》的一组论文。

　　这一组论文也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这些文论体现了作者对文化反思运动本身的再反思和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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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收入了作者寻译中国传统文化之谜的一些论著。

　　多年来，我所试图建立的实际是一门新学术，可以称之为神话考古学。我工作的目标是，把散见诸秦汉及先秦典籍文献历史记载的古神话传说，与近现代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成果联系起来，以探索中华民族前史文明的真相。而我所使用的重要方法之一，是语源学及语根学研究的方法。借用钱钟书先生1985年对我讲过的一句话，此是近似海德格尔在“林中之路”中的方法，即“从语根中找哲学”。神话是伴随思想与语言一起出现的。可以认为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原始认识形式，并且是通过代代传说和想象，而积累形成的最古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里，语言比较及语源分析的研究，应是一种极重要的方法。本书第三编中所收各篇，可以反映我在这一方面所作的探索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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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以后，我的主要工作逐渐转移到经济学与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由文化形而上学转到顾炎武所谓“经世致用”之学。这方面的著作现已结集出版，收入《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本书与以上三本书，可以组成一个互相关连、相互补充的体系，记录了作者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十几年间，对中国文化、经济、政治及国际问题的全面研究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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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太史公自序》记上大夫壶遂问司马迁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答曰：“周道衰废，孔子困厄。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又云：“文王困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当此书结集之际，回忆十几年中的往事，其间是是非非，唯唯否否，亦多令人感慨。人生荣辱是短暂的，只有学术是永存的。余非贤圣，但存意亦如太史公乎？所以“拾遗补缺，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世之圣人君子。”是为序。

　　　　　　　　　　　　　　　　　　　　　　　 何　新

　　　　　　　　　　　　　　　　　　 1996年11月20日于燕山养心斋记

　　（原文摘自《危机与反思》上册，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