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本书收入我写报中国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若干研究报告、政论，与一些外国际记者的谈话录、讨论经济和国际问题信件，以及应海外报刊约搞撰写的经济问题评论。本书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我在一九八八-一九九四年间写的国内外形势分析，政策建议和研究报告；二、在此期间於内外报刊发表的经济论文及政论；三、在此时期接受世界各国新闻记者、政要、战略思想家，就内外形势、世界及中国未来展望，所做采访谈话的记录。

在国内，这些文论曾多次结集出版，分别被编入《何新经济政治论集》（一九九一年，黑龙江出版），《东方的复兴》（第一卷，一九九一；第二卷，一九九二）等。今年重编收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出版），《为中国声辩》（山东出版），此二书已成为今年国内政治畅销书。後者累计印数近十万册。前者累计印数（包括六种盗版）近三十万册。据说在海外也已出现盗版。可见此书主要篇章虽写作於数年之前，但其所论之主题则未过时，而仍受到关心中国国内外形势者的注意。我在本书及其他那些书中首创的那些思想，被剽窃或以各种形式被阐释，而大量出现在近年关於中国问题的出版物中。

（二）

本书中多篇，均产生於一九八九年事件前後，犹记得当时国内思想界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干险风恶浪，均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禁感慨系之。一九八九年三-六月，中国发生动乱，在动乱发生前两年，我根据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及思想文化情况，预感到存在发生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我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治及国际问题。

在动乱前的一九八八年春夏，我曾将我的看法写成一组论文报告中国最高领导层。在这些论文中，我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利益不符」。同时，我针对当时忽视农业的情况，向国务院提出有必要重视农业（「新重农主义」）、科技兴农、防止农村分化和注意流民问题等政策建议。针对外交上当时偏重美国的倾向，建议修复中苏关系作为制衡因素，并建议扩展对苏经济往来，指出我国经济存在与苏联经济互补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建议均受到重视。

一九八九年动乱发生後，我对经济、政治、国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撰写了《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一九八九年九月）、《美中日关系战略背景》（一九九０年四月）、《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成因与形势预测》（一九九０年四月）、《访日研究报告》（一九九０年十一月）、《关於海湾危机的几点看法》（一九九０年八月；一九九一年一月）等研究性的论文，提交最高决策者叁考。一九八九年动乱平定後，海外一些人士对中国是否能获得政治稳定缺乏信心。还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在三个月内发生崩溃。香港人心不安，股市疲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在《明报》发表「中国经济近期会否崩溃」一文，论述了中国经济虽遇困难，但不会发生崩溃的理由。据《明报》「自由论坛」编者来信告，此文当时在香港引起反响，甚至影响股市。

後来几年中，西方一些记者、外交官纷纷提出对我采访或交谈的要求。我利用与他们晤谈的机会，就我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改革开放的问题、国际人权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例如，关於人权的首要内容是生存权，温饱权，即是我在一九九一年接受美国ABC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所提出（这一理论，是根据朱穆之邀我谈话时的提议，我对人权理论问题作研究後所形成的新观点）

（三）

了解这些东西产生的背景的人会知道，这本书中的主要思想内容，实际正是一九八七-一九九四年间，在中国经济理论和政治思想界发生的一场静悄悄的、但绝非并不激烈的论争的产物。之所以说它是静悄悄的，是因为这场论争当时主要是在内部进行的。说它并非不激烈，是因为当时在公开论坛上占据主流的声音是如下一些理论，如：

-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论，认为东方黄土文明将在全球文明进化中被西方商海文明淘汰掉（以《河殇》为代表）

-认为美国议会总统制政治乃是中国政治未来制度的样板（方励之先生的理论）；

-主张以萨克斯教授建议的休克疗法推进激进的经济改革，「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陈一谘等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对赵紫阳的建议)；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经济万能，市场自由原则要求排除国家一切宏观干预。

-认为中国经济是短缺经济（因而不存在生产过剩），「总需求大於总供给」乃是发生通货膨胀原因（一九八九-一九九０的政府工作报告）；

-认为世界市场及国内容纳力是无限的，国家对国有市场及民族工业的保护是有害的；

-认为冷战後世界将开辟和平民主新时代（这几乎已成为官方的正式观点，并见於中共十三大报告）；

-认为全球正在兴起一个无烟信息新产业为主体的时代，世界已进入第三次文明新浪潮（托夫勒的书於八十年代风靡中国）；

-认为世界将在西方主导下完成一体化，完成世界化（代表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观点）；

-认为冷战後世界中心仍在西欧北美，大西洋中心将主导世界文明。诸如此类。上述的经济政治理论乃是一九八０-一九九０年十年间的一个时期里，在中国思想界弥漫、居於主流地位而且影响决策者的声音。翻阅一下当时的各大报刊和各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出版物即可见。

但是，我在一九八七年前後，在所有这些论题上，都形成了相反的观点。当时我不得不以自己的区区个人，反抗一个世界，一个时代。所幸的是，我的这种声音尽管微弱，但终於引起　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王任重等老革命家和国家最高领导的关注。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关心国家民族的生存命运。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在重大历史关头，有必要挺身而出为中国社会主义辩护，以捍卫中国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理想。

尽管世变仍亟，但检点平生议论，回顾与前瞻，可以说第一无愧，第二不悔。我曾说过，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过去如此，今後仍如此。何频君与我素未谋面。我读过他的一些书和文论，我与他的政见肯定多有不合。两年前他曾从纽约电话采访过我。他也读过我的一些着作。现在他愿意从我的论着中，选编一些篇章，成此书，为将来有新研究这场关系中国发展方向的论争者，提供一套较系统的思想资料和见证，这就促成了此书在海外出版。我在此谨向他表示感谢！

　　　　　　　　　　　　　　　　何 新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北京燕山养心斋

(《致中南海密札/为中国声辩》，何 新著，明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