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中美日关系的战略背景与对策[下]
[1990年5月5日写,并上报邓小平等中央最高领导。曾译刊于日本《
Foresight 》(《远见》)杂志1990年8月号。]
纵观美国80年代的世界战略,确实深谋远虑,例如:
1.巩固加强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七国联盟”)攻守同步的战略同盟。
2.交好中国,借以摆脱两面作战,却迫使苏联陷入了这一地位。
3.在政治、经济、技术上全面孤立、封锁苏联,其目的就是要把苏联逼人经济落后的死角。战略上或困而不打(在欧洲》,或谈谈打打(裁军问题),或边谈边打(中东)。同时以巨额军备和航天竞赛,力求在经济上拖垮苏联。
4.分化瓦解亚非拉民族运动(在政治上支持各国摆脱;日宗主国独立,却在经济上将其纷纷拖入巨额债务陷讲)。
5.分化、瓦解、策反东欧阵营(以意识形态为诱导,有意进行经济政策的错误导向,运用贷款诱饵和债务压力,多管齐下)。
6.扶植以色列,于中东及阿富汗寸土不让地正面抗击苏联军事威胁。
美国十年经营,今日的世界战略形势表明:美国的这一系列战略,确已取得相当规模的成功。(所以当东欧巨变之后,美国有战略家称“这是美国世界战略的杰作”。)
如果我们回顾美国于70年代后期从印度支那仓皇败退时的狼狈,对照十五年后今日之美国,在全球颐指气使、旁若无人。咄咄逼人的嚣张气焰,我们会理解什么叫“攻守易形”。
七、中国必须摆脱战略孤立局面
50、60年代的中国,国力远不如今日。但当时之所以能抗衡美国,是由于当时的世界形势与今日完全不同。当时在人民革命中新生的中国,挟强劲的亚、非、拉民族革命运动之势,依托于苏联为首的新兴社会主义阵营,对美国处于战略攻势和主动的地位。
而今日美国则对中国处于咄咄逼人的“民主”攻势和主动地位,此即所谓“攻守易形”。
近十年来中国的外交战略,实际有必要全面反思和调整。中国绝不应再作有利于美国达到其世界战略意图的任何事情(否则就是自杀)。
最近一年来,世界战略形势的根本变化,首先来自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或有人诧异苏联何以不对东欧局面采取强硬对策。然而苏联集团崩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其国民经济的失败和困境。正如苏联的经济已无力长期支持阿富汗战争,它在经济上更无力长久支持对东欧诸国实施用兵的强硬政策)。苏联集团崩溃,乃是苏联经济十年停滞、衰退的必然结果。
展望苏联前景,可以预测,其发生更严重动乱、内战和分裂局面,已为期不远。
中国应当对苏联行将发生国内动乱有足够的估计和充分的准备。最重要的是,苏联崩溃后,中国在世界上即将失去最后的一道战略屏障。在战略上,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中国,从此将直接暴露在美国战略斗争的最前沿。
如果本文的上述分析成立,那么中国人、中华民族今日应该具有巨大的危机感。中国今日和未来的根本战略目标,是能否不惜一切手段,以最智慧也最勇敢的方式,维护和保持自己的国家统一、民族独立和生存。
坦率地说,从世界战略形势的演变看,对中国来说,实现这一目标是艰巨的。
因此,对于中国今日最重要的、关系生死存亡的挑战,是必须摆脱当前在国际上孤立——没有任何战略盟友的处境。
在美国可能长期以中国作为主要战略敌人,而苏联由于国内局势前景莫测的背景下,中国有必要重新权衡90年代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以稳定国际形势、抑制美国称霸、巩固中国国家安全为首要目标,尽早打破目前的战略孤立局面。
前曾指出,今日世界政治形势,与战国时代形势有所相似。当然就规模、复杂性和时代本质看,这种类比并不合适。但尽管如此,温故却可以知新。
当时六国外交战略,面临两种选择:
一是所谓“连横”的方针,即诸受秦吞并威胁的国家相互结盟。
一是所谓“合纵”的方针,即与秦结盟,向其献媚冀求保全。
六国前期“连横",在数十年内有效抗击了强秦威胁。但后期却纷纷接受秦的保护,而甘于作其卫星国。结果十年之内土崩瓦解,他们被秦帝国各个击破。
愚谬以为,如果要彻底打破美国独霸世界的梦想,削弱美国对中国生存的威胁,现在就有必要构想现代的“连横”战略。
中国应当密切关注那些与美国利益对立、或是其潜在战略对手的那些国家。须知,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盟友。应当设法告诫和帮助这些国家,防止他们再像苏联东欧集团那样被美国各个击破。应当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旗帜下,把世界上的反霸力量凝聚起来。
要知道: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遇到的麻烦愈多,他就愈难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就愈大。
为此,中国应当在一切可能成为美国今日或未来潜在战略对手的国家中,寻找盟友。特别是对以下三个国家和地域尤其值得认真注意:
1.日本(美国在亚太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2.德国(美国在欧洲未来潜在的战略性对手);
3.印度支那、东南亚——中南半岛(对中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边缘地区)。
对以上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有必要提到关系未来中国生存、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高度重新斟酌。为此我谨提出“东联日本,呼应西德,稳定中南”的三角方案。
八、修好日本,稳定亚太
美国之所以特别关注和重视中国问题,除了由于中国潜在地将成为、个现代化的工业大国这。趋势外,也是为了警惕和防止中日结盟,抑制日本和西太平洋经济力量的兴起。但是,在当今世界即将面临极巨大变局的形势下,如果中、日政府足够明智的话,已有必要考虑共同面临美国战略威胁而唇亡齿寒的道理。
美、日虽然表面上现在仍是盟国,但双方的国家战略经济利益,并不一致。其战略利害关系,从长远观点看,日本、美国、欧共体,三方之间均有深刻的潜在对峙关系。在苏联将来崩溃后,日本必有巨大危机感。
事实上,在苏联不再是超级大国或放弃与美国对抗后,正如中国将被美国看作第一位的政治对手;日本在全球范围,将被美国看作第一位的战略性经济对手。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意图最终实现:即中国陷入动乱、分裂,最终成立一个依附于美国政策的傀儡政府;那么日本在中国未必会得到插手的机会,相反却将失去其对付美国的最后一个战略屏障和潜在盟国(从1989事件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看,日本战略家似乎理解这一点)。
实际上几乎毫无疑问,在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之后,美国下一轮新的战略目标,肯定将集中在日本身上。美国就很可能在全球范围,发动一个全面挤迫、打击和限制日本经济扩张的运动。
但如中国问题得不到解决,美国彻底制服日本就不可能。
所以在苏联地位下降后,中国与日本的问题已是唇亡齿寒地关联在一起了。
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亚洲的军事基地,究竟是针对谁的?过去说是针对苏联。今后实际是针对中国和日本的。(其在欧洲,则主要将针对新德国。)
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扼制着日本的生命线。
在这一背景下,由于实际面临共同的潜在战略敌人,如果在中、日间,将来能建立发展一种互利、默契、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则对东亚局势稳定和双方国家利益,都将极其有利。
根据我研读的日本人关于中国问题的著作,日本决策集团对中国的态度是矛盾的。
概括日本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可以说是:
——极度关心,无信任,不放心。
出于地缘政治和世界战略的原因,日本清楚地知道中国安全对于日本战略安全、对于牵制美国压力的意义。所以日本对中国的未来局势必然高度关心。由于日本深知中国面临问题之多、之大、之难,故其对中国能否克服内部麻烦,长期维持国内稳定,缺乏信心。
由于日本在美国、欧洲具有重大经济利益,更由于美国在太平洋上遏制着日本经济的生命线;所以尽管倍受美国欺侮,但在日本战略地位根本改善前,日本并不敢公开抗衡美国。
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解决自身问题,经济政治空前强大起来,日本又会有最切近的被威胁感;而且这将不利于日本主导亚太经济的战略目标。
综合以上因素考虑,日本对中国动乱,不会深入插手,但也不会挺身相助。这种复杂的利害关系和考虑,也说明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来日本对中国形势的冷静观望态度。
从日本近代历史看,日本发展有两条路线。
一是大陆路线。即通过朝鲜、中国登陆大陆而谋求发展。从明朝末叶到太平洋战争,日本选择的一直是此一路线。但二次大战失败后,新中国的兴起,朝鲜半岛局势的改观,使这一路线对日本彻底关闭。故战后日本遂不得不选择第二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是海洋路线。二战后期日本向南洋的进军,即提示了日本经济发展的这另一条路线。战后日本利用中美对峙的战哈形势,沿这、路线西讲和南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
但目前,世界形势的改观,使日本经济面临深刻危机:美国与欧洲随时可能封锁日本经济的西进海路,从而斩断日本的生命线。日本面对当前新的世界形势,已在考虑作新的重大选择。(最近海部首相对南亚诸国的访问,表明了日本重新关注亚洲内陆区域。日本试图避实就虚,即填补大国势力的真空地带。)
从根本上说,日本未来生存的最优道路,是与中国结盟。中国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内陆市场和人力,对日本极其有利。
而由于世界形势的急剧变化,今后谋求与日本协调利益,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经济合作关系,亦将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亚太地区的稳定繁荣和实现经济一体化。这实际也是中国摆脱目前经济困难和孤立困境,粉碎美国消灭中国战略意图的最佳方针。
为此,建议决策者从世界战略角度,全面审核和统筹考虑中日关系,探讨对日本实施某些特殊政策,甚至建立双边战略合作关系的可能性。
例如,是否能考虑对日本投资提供某些特殊及优惠政策(类似对台湾、香港地区的那种特殊政策),以吸引、鼓励日本下决心摆脱美国控制,在开发资金上援助中国。此外,还建议探讨中国与日本合作开发中国西部(西藏、新疆)的矿物、工业及其他资源的经济、政治可行性。此举若能实现,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加速改变西部面貌,而且亦将有利于巩固西部与内地的经济政治关系。
九、德国问题与欧洲前景
我建议,中国对德国的统一以及德国统一后的地位问题,从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应当有明确的态度。
德国统一和脱离北约而中立化,一不利于美国控制欧洲大陆而征服世界的目标,二不利于法国、英国。而对苏联现已极端削弱的战略地位,却可以有所加强。
对中国来说,德国虽远,但从世界战略角度考虑,一个经济政治地位强大的新德国,将是对美国统一世界目标的强有力牵制。所以对此,中国无须沉默,而可以明确表示支持。
中国应当鼓励统一后的德国成为真正独立的不结盟国家。(应考虑,支持解散“北约”。)
从欧洲形势的发展前景看,将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欧洲逐步完成一体化进程。在这种进程中,统一后的德国挟其强大经济技术力量,必将发挥愈来愈大的欧洲领导和凝聚作用。一体化后的欧洲对美国称霸世界、构造全球帝国的意图,将是莫大的噩梦。所以这一整体欧洲力量的出现,将有利于构造新的世界均势。在多元力量均衡的前提下,将能促进世界经济政治趋向比较合理的(即有利于国际大家庭而非仅有利于美国)的一体化。
另一种可能,是国与国间频繁发生争端、分裂,引发一系列动乱,这将加剧世界目前的危机和不稳定。
无论美国口头如何讲,从美国国家的战略经济利益考虑,它不会乐于看到欧洲的第一种前景。但它也未必乐于看到第二种前景,因为它的许多利益在欧洲,动乱于它不利。所以在欧洲问题上,美国的处境是尴尬的,并不那么主动。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
十、稳定印支,开拓西南
苏联国势衰落后,从中国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一个直接后果,是原在苏联战略控制下的越南地位进一步衰落,其经济、政治困境更加加深。
在此情况下,印度支那和中南半岛将暂时出现大国势力真空的局面。在其他大国尚未补入的目前形势下,建议中国不失时机地重新审核、斟酌中国的对越及对印度支那地区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当高度务实地对过去十年的某些方针作若干重大调整:例如应当尽快结束柬埔寨内战,尽快与越南关系实现正常化。(应特别警惕美国利用越南经济困难而投以援助,把越南转变为从南面骚扰、消耗中国国力的战略工具)。
具体地说,中国可以考虑:
(-)加速促进柬埔寨恢复和平,尽快稳定中南半岛局势。
(二)利用越南目前经济空前困难,急需补给各类工业品的情况,以中国的西南三线工业为基地,开拓多种渠道输出中国的剩余工业制造品,交换其大米、橡胶、水果、鱼类等经济资源。
(三)如中越关系缓和,越南可以牵制美国的盟友泰国、菲律宾,削弱美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和控制力。
更进一步,是否还可以考虑给云南、广西两省类似新疆、黑龙江对苏开展边贸的那种特殊政策,鼓励其对越、老、缅、柬诸国开放口岸,扩大经济贸易往来和民间出口、换货,加强中越经济联系,“化干戈为玉帛”。
从中国自身经济情况考虑,采取这一政策,将有利于西南区域经济的开放搞活。西南(云、贵、桂、川)原属“三线”地区,有良好的工业基础和技术力量。是否可以此为基础,有计划地以东南亚、印度支那地区为出口对象,谋求向越、柬、老、泰、缅等国全面扩展进出口贸易。此构想若有现实的可行性,则或可缓解西南工业的困境,亦很可能成为刺激一向落后的中国西南地区经济振兴的契机。
但如果中国放弃此一机会,那么美国、日本、法国甚至印度、澳大利亚,均可能重返或打入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的地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越南为敌视中国而揖迎美国卷土重返(如:以重新向美国提供金兰湾基地为条件,寻找美援);——美国为遏制日本、中国,也极可能在柬埔寨内战结束后同意重返,则中南半岛的战略形势将再次极其不利于中国。
那样一来,中国在边境线就势将面对两个潜在的军事对手:西部的印度和南部的越南。这对于迫切需要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搞经济建设的中国,显然大为不利。
结语
以上建议,我知道,在某些方面可能与现行政策和观念未必一致。但它们绝非我心血来潮的产物。我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作过深入的研究——实际在两年前的一篇论文中即已有所揭露。1989春夏之交的政治事件后,美国人高度关注我的战略问题研究,甚至不加掩饰地以“暗杀”相威胁。为此,我感到有必要及早全面披露我的见解。
至于是耶非耶,将来可由历史的发展给予验证。
综括上论,我认为:世界历史现已面临一个最为重大深刻的转变时期,其前景将是世界经济政治不可避免的一体化。
但这种一体化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美国霸权所主导下的一体化——实际就是帝国化。一种是协调世界各国利益、谋求共生共存的一体化。如果世界各大国理解自己的利益,明智地协调、联合,那么世界未来可能形成若干新的大板块一一在欧洲形成以德、法为核心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在亚太地区形成中、日(及澳大利亚)为轴心的经济政治共同体,在南美也可能形成对峙于美国的一种经济政治共同体,等等。这样一来,美国企图构建美利坚合众世界联邦的梦想,就将破灭。世界和人类的前途,就有新的希望。
反之,如果美国的帝国梦想得以实现,世界必将就此进入一个黑暗的动乱时代。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却可以断定:美国梦想中的这个世界帝国,即使建造起来也注定将是短命的!
——因为它以最伪善、虚幻的“民主”和“繁荣”的承诺,通过牺牲别国人民的实际利益,来实现和维护它本国的最大战略经济利益,维护美国自己的“民主”和“繁荣”。所以这个帝国在本质上,就是和各国人民的利益对立的!这样一个“帝国”当然不可能长久。
[1990年5月5日写,并上报中央最高领导。曾译刊于日本《 Foresight 》(《远见》)杂志1990年8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