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论学杂记 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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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1、经济自由主义起源于中国

2、唯民族主义别有用心

3、简论古代儒学思潮的演变史

4、谈康有为廖平蒙文通的经学

5、对当今文人们的看法

6、何新谈古今学术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7、1840鸦片战争的导源是一场国际金融战争

8、何新相信进化论么？

9、若干古文字字义的考索

10、对何老师谈鸦片战争一文的几点解读

11、何老评南方朔关于台湾未来局势的帖子

12、横批汉史家“曹仲德”(化名)

13、泛演逻辑在理性预测学中的应用

14、关于“逻辑 "一词的歧义

15、辩证法的本意以及古典逻辑的起源

16、关于归纳法

17、何新谈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国家主义（2005。12）

18、歌德尔逻辑定理：绝对排除逻辑矛盾是不可能的 （对何新逻辑笔记的若干摘录）

19、黑格尔论概念的历史系统类集（对何新逻辑笔记的若干摘录）

20、何新横批逻辑专业户周祯祥/吉祥：谁说马列毛泽东不懂逻辑？

21、何新:我非左派,国家是全民的。

22、何新论文革

何新论学杂记

[说明]勉羊自归国后，任何新先生的电脑助理，因之有幸直接阅读何老未发表的读书笔记和论学札记，且常有幸旁听何老与学生及朋友的交流。其涉猎学问之广博思维之奇特议论之新颖，不能不令勉羊叹为观止！其实勉羊在本坛以及几个常去论坛发表的一些议论和异论，许多都是直接得自何老的启迪。

虽然早就有出版社联系要求出版何老这些札记，可惜何老至今还未同意。可喜的是，最近经勉羊提议，何老已同意由勉羊代为整理过去经勉羊之手而在各处跟贴发表的一些言论片断（包括勉羊与何老沟通时所作的若干手记），在此陆续地汇集起来，以供大家研究。

顺便说明，因勉羊还在不定时地整理和补贴，因此不欢迎跟帖。抱歉了！

有必要说明，这栏目里的帖子都经何新老师本人审定过，并且已得到何先生的授权。不欢迎转贴。如引用，请注明出处。

经济自由主义起源于中国

何老谈论经济史时说：那些不学无术或有术无学的“主流”鼓吹自由主义，我曾用国家主义对冲他们的自由主义。他们就骂我无知，说我不懂自由主义，不知道自由主义的好处。其实，这些主流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都本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明，发明权倒是在古代的中国。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最早起源于中国：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外贸大国。汉唐人内币使的主要都是铜钱，外贸和大宗交易则用金银，而以金子为主。因中国银矿不多，唐宋前银子在国内还不是主币。而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代，由于海外贸易大发展，西方欧洲的银子滚滚流进了中国，于是银子才成为国内的主币之一和计价单位（价值尺度）。

何老还说：中国学者至今很少人知道，欧洲文艺复兴，其实经济动力是来自东方的，主要就是与中国的东方贸易。意大利的佛洛伦萨，就是一个东方商品的大集散地.

法国的启蒙运动，文化刺激也是来自中国。当时法兰西贵族中流行中国风尚和中国热（包括艺术中的所谓“洛可可”风格）。

何老说：国内那些热衷于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主流“纱帽”学者不知道，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最早发源于中国。法国启蒙时代（17-18世纪）有个业余的大经济学家，他是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先行导师、重农主义经济思想的鼻祖（马克思说），此人就是路易14（太阳王）的宫廷御医魁奈医生。

当时中国正是大清全盛时的康熙时代。中国文化风靡法兰西和欧洲。魁奈和路易14都是中国迷，迷恋中国的哲学艺术和文化。路易14在凡尔赛宫里建了一个中国花园，做了一个法国版的仿中国江南式的小桥流水。（著名的莫奈印象派绘画“睡莲”所描绘的就是那个东方式花园的一角。）

同样有意思的事，当时大清的康熙皇帝也对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强烈地感兴趣。以至他曾拜师于欧洲传教士，求教关于天文学、地理学和几何学、代数学以及绘画和建筑艺术方面的问题。结果，欧洲的建筑艺术也在中国有了一座东方式样的宫廷版，这就是圆明园。

魁奈医生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写过一本当时对法国政界影响重大的著作《中华帝国》。魁奈从中国黄老道家的放任无为思想中，汲取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灵感（何老说：其实<.史记>的货殖列传就是一篇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言），主张政府不干预经济。而正是魁奈这一思想，后来直接导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说。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政策理论，也是来自魁奈从中华帝国以农业为本的经济政策中所得到的启示。

附录：明代对外贸易及其货币简述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历时七年的农民大起义，在朱元璋派兵南征闽广和北伐中原的同时终于失败，该年正月，定都南京，确立洪武为年号，建立了大明帝国。与中国历史上多数皇朝不同的是，明代对外经济贸易是从继承逐渐走向衰落。初期，基本上沿袭了历朝对外开展经济贸易的传统，继续开拓发展对外经济贸易，然而从中期以后却走向了衰落。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就在他的《皇朝祖训》中告诫后世子孙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①。为此，明代政府在政治上对外奉行怀柔政策，与四方邻邦相互友睦善处；在经济上开拓发展对外贸易。鉴于立国伊始，为了加强君主专制统绐，明太祖废除沿袭元代的中书省和丞相制；创建了卫所与军制，加强军队的管理和建设；实行学校科举和荐举；整顿吏治惩处贪官；制订《明律》、《大诰》等律法制度。这些措施对加强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在经济方面，明太祖在全国建立户籍及赋役制度；奖励开垦，实行屯田和兴修水利；开放市舶口岸，采取鼓励及优惠的对外贸易政策；建立招待外国商使的宾馆，派员赴朝鲜、日本、安南、暹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地区）进行友好联络等等。由于明政府采取了上述积极措施，使得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有了新的长足发展。

洪武时期，明政府一方面实行海禁，另一方面为了与朝鲜、日本等国开展贸易往来，在浙江明州（今宁波市）设立市舶司。政府为了防止“倭寇”假冒日本使臣与商人，对日本实行“勘合贸易制”，即日本商船队来中国，必须持有官方所颁发的“勘合”（即贸易凭证），才准许进入海域进行贸易。中日双方还协定，每隔十年贸易一次，限“人止二百，船止二艘”，但实际上从日本来中国贸易的船只及人员，都远远地超过条约的规定，而且“贡物外所携私物增十倍”②。日本商船输出的是倭刀、折扇、硫磺、铜、漆器等。中国输出的则是绸缎、布匹、陶瓷、白银、铜钱等。对外贸易扩大了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代政府对于东南亚各国的来华贸易不作限制，“任其时至入贡”③。永乐元年（1403年），政府“依照洪武初制，于浙江、福建、广东设市舶提举司”④，并不断派遣使臣到安南、占城、琉球、暹罗、真腊、西洋、苏门答剌等国作友好访问，邀请他们来中国进行贸易。明代的对外交流不能不提到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一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开拓性创举，从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至宣德八年（1433年）历时二十八年，前后七次率船队远航，共经历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有利于开展与东南亚、西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也增进了科学技术与文化交流，推进航海术的发展，的确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盛举。

明代对外经济贸易迅速发展表现在：双方贸易的花色品种不断增多，销售地区的日益扩大；新兴的棉织品出口逐渐成为明代对外贸易的一个主销品种；瓷器的生产出口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尤其是景德镇瓷器开始兴旺，不但品种丰富，而且质量较高，出口数量亦很大。近年在韩国与朝鲜海域曾打捞起一艘中国古代沉船上，装有大量的各类瓷器，充分证明了明代中国瓷器的外销活动。此外漆器的出口也更为兴旺，仅品种就有雕漆、填漆、金漆、螺钿漆等等，其生产地区已扩大至江苏、浙江、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各地。

当时东南亚各国运销来中国的物品也十分丰富，据史料记载有四十余品种：犀角、象牙、玳瑁、珊瑚树、玛脑珠、鹤顶、金母鹤顶、金镶戒指、鹦鹉、黑猿、黑熊、白鹿、锁鹿、撒哈刺、白必布、姜黄布、西洋布、蔷薇露、栀子花、乌爹泥、苏合油、花缦、沉香、降真香、片脑、乳香、麝香、金银香、黄速香、紫檀香、丁香、树香、木香、没药、胡椒、阿魏、乌木、苏木、大枫子、番锡等等⑤。而中国出口输入到这些国家去的货物以丝绸、绫罗、布帛、瓷器、茶叶、药材、铜锣、纸张、漆器等为主，其中尤以丝绸及瓷器为大宗物品。

明代政府积极推行官方贸易，却严禁民间通商贸易。自洪武元年（1368年）开始，就多次下令禁止民间入海“通番”，“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⑥。虽然政府三令五申，但闽浙、两广等地的沿海百姓仍冲破重重阻力，不断“交通外番，私易货物”。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为牟取利益，亦时有“遣人出海”从事走私贸易的事件发生⑦。这类走私贸易，至嘉靖年间，势力越来越强大。先是由“番夷佛郎机假朝贡、占据屯门的海澳⑧，被当地的官兵及百姓驱赶出境后，转向福建、浙江沿海地区进行走私贸易。嘉靖十九年（1540年），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浪人、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等互相勾结，在舟山双屿港建立据点，展开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活动，一度而成为国际最繁华的东方走私港口⑨。鉴于走私活动危及到清政府的海防安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朝廷派遣重兵进攻双屿港，摧毁了据点，并“聚木石、筑塞港口”⑩，葡萄牙人遂弃地南下，占据了广东澳门，并强行向明政府租借，致使澳门蒙受屈辱445年，终于在新中国华诞五十周年之时，回归到祖国的怀抱。

明代货币为钱、钞共用，初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钱为“洪武通宝”方孔圆钱，定洪武通宝为小平、当二、当三、当五、当十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一钱为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共同铸钱。此后，明政府曾先后铸造过永乐、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等钱，并于嘉靖三十二年前后补铸过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等九种年号钱。

洪武七年（1374年），朝廷设宝钞提举司，次年三月诏令户部及中书省印造“大明宝钞”纸币，并在民间流通行用。大明宝销以桑穰为原料，其形制长一尺，阔六寸，青灰色，外框为龙纹花栏，上额楷书“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篆书“大明宝钞、天下通行”八字。钞中部画有十串一贯的钱图，其下书有告示：“户部（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赏银二十五两，仍给犯人财产。洪武×年×月×日”。根据现有实物可见，大明宝钞面额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四百文、五百文、一贯共六等，其钞一贯准钱千文合银一两，四贯合黄金一两。

大明宝钞发行后大约在二十余年时间里，钞值基本上是稳定的，但是随着宝钞发行数量的不断增加，大约至洪武二十六年以后，宝钞在一些地方开始贬值，特别是在两浙、闽广一带，民间重钱轻钞，致使钞一贯只能换易铜钱百六十文，民间开始私用金银交易。大明宝钞在开始行用时，钞一贯值米一石，至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宝钞贬值至三十贯购米一石。政府认为货币贬值的主要原因是，宝钞发行太多，且未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货币回笼。于是实行“户口钞盐法”，以每户大口配盐一斤，收钞一贯，小口减半，强制用配售食盐来收钞，但成效甚微。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又增收“门摊课程”，即凡市肆开店买卖人家，均要用宝钞缴纳门摊课，但民间仍不愿用钞。至宣德八年（1433年），米价每石已高达五十贯。正统九年（1444年），米价又涨至每石宝钞一百贯，英宗不得不“弛用银之令”，官商军民等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天顺年间，政府重申解除不许用银的禁令。弘治元年（1488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改用银”。至此，政府已经放弃用银的禁令，全国各地都用银、钱而不用钞，钞法实际上已废止不行了。

此后，明代再也没有行用过纸币，天启、崇祯年间，曾有人奏请朝廷，主张恢复实行“钞法”，但最终仍未能实行而止⑾。万历年间，给事中郝敬说：“今海内行钱，惟此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12)。

明代后期，白银作为主要货币地位得以确立，也充分反映了商业贸易和对外交往的繁荣发展。但是，以嘉靖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集团，顽固守旧，无心进取，抛弃改革，闭关自守，并下令浙、闽、粤三地口岸停止对外经济贸易，预示着明代政治，经济走向衰落的开始。此后，随着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西方“洋银”不断流入东南沿海各地，中国从封建皇朝逐渐加快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过渡。

注 释：
1、《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2、《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3、《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钱钞。
4、《明太祖实录》卷二八。
5、《明会典》卷一Ο五。
6、《明太祖实录》卷七Ο，卷一三九。
7、《明太祖实录》卷七Ο。
8、《广州府志》卷三八。
9、盛观熙：“十六世纪双屿港国际贸易研究”刊《海上丝绸之路与东南亚货币论文集》1996年浙江省钱币学会。
10、《筹海图编》卷五，浙江倭变记。
11、《明史》卷八一，食货志、钱钞。
12、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四七，钱法议。

（本文原刊台湾《中华钱币协会会刊》2000年号)

唯民族主义别有用心

何老说：近年有些人煽动一股反满热。一些论坛帖子反清反满反辫子，提倡唯汉主义，或者唯满主义，别上当。一切倡导唯民族主义或者本民族至上主义，都是别有用心 ，其用心就在于要分裂现在多民族一体化的大中国。

有人动不动就大讲满人入关后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狱。说满清是汉人世仇，是杀人狂的朝代。其实这都是片面之词，不可盲信盲从。

如果论历史上的杀人政绩，那么从历史看,汉人自己杀汉人历来比少数民族杀的厉害。历史上杀人最多的一朝，并不是清朝而是东汉末年的天下大乱，全国人口5000万人不到百年杀得死翘翘只剩下不到2000万。当时流行的诗人名句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所以毛泽东曾感叹说：别怕原子弹，原子弹并没有关云长的大刀厉害。（广岛长琦两颗原子弹充其量死伤20---30万人而已。）

其实满族入关时不过几十万人。四处出去打汉人的大清军、大清将领、大清官员主要成分还是汉人，还是汉人在杀汉人！至少是汉官、汉军在帮助大清朝杀汉人，包括扬州屠城和后来的文字狱。

大清政权，满人始终居于少数，为鹰犬的汉人居绝大多数！最重要的事，满清的政策与其说是满人的政策不如说是汉人的政策。实际设计和制定政策的，主要都是汉臣以及已经被汉化的满臣。

满人有文字，并没有强迫汉人学。除了剃头发，满人也没有强迫汉人接受他们的文化。相反，满人贵族子弟倒被强迫学习汉字和汉文化，包括培训皇帝，接受的也是儒家教育。今天的满族，在文化语言上几乎与汉族同化无异，原因就在此。北京地区的民俗文化，其实也就是交融后的满汉文化。烤鸭涮羊肉贴饼子，你以为是汉族的？北京的？最初都是来自关外满蒙文化的。

其实满清一朝大政和政策的设计，意识形态都是来自汉人自己的儒家经典。

文字狱是谁的发明？你以为是满清的康熙雍正？错！

发明者是一个汉族文人名字叫李斯，还有一个汉族皇帝名字叫秦始皇。焚书坑儒狠过满清的文字狱百倍。一部历史表明，中国历来最坏的就是一些无价值观的无良文人。文人整文人，最狠！

如果不是多数汉人，首先是汉人的精英阶层集体认同和自愿接受满人的统治，那就岂有此理，3亿多人一个大民族，竟然几百年完全受制于几百万人一个小族！晚清，经历太平天国后，所谓同光新政时期，军事大权精锐的新军都已经在曾李左手里，这些精英不是仍然甘愿效忠清廷？何以他们不认同汉人的太平天国而认同异族的满清？这后面有学问有道理，不是那些反辫子的幼稚唯汉论者所能懂。

有人把满清一朝的一切罪过以至中国落后，一切责任都归给这个小族，其实是不要脸皮的说法。那么可以问问他：当时你们汉族的那些精英好汉男人们都哪去啦？都死绝啦？

大概有人认为兴华论坛是所谓民族主义的论坛，就故意搬出1900年同盟会孙大炮驱逐鞑虏的那一套过时理论，在这儿作民族分裂的煽情，告诉斑竹，小心，不要上当！

何新先生简论古代儒学思潮的演变史

　何老认为：一直以来，汉代学术中最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从来没被学者们真正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过去钱穆论过（《两汉今古学评议》），金德建也研究过（《两汉今古学考》），都以为只是由于文字分歧而导致的学派门户之争。殊不知，这场纷纭两汉数百年的思想斗争，其实质仍然是政治的斗争。

　　何老说：战国时期子夏荀子一派儒者援儒入法。其实，李悝、商鞅、吴起、韩非、李斯这几位战国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都是出自子夏或荀子的门下。这一派援儒入法外儒内法的儒学，是战国后期直接与政治接轨的显学。李斯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并未废荀子之学。
然而文革中江青批儒扬法，当时一代历史学家中，竟然没有一个人指出战国法家实际皆出自孔子的儒门，包括郭沫若冯友兰这样的大家，也都跟着瞎批一气，够荒唐的。（台湾钱穆三十年代写的《先秦诸子年表》中，对儒法相交的这一谱系有所注意，但也考索不深。）

　　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有一家公羊氏父子，他们父子就是后来董仲舒、公孙弘的师公。其实汉武帝所推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人格主义学说，而是子夏、荀子、公羊高、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外儒内法的儒学。其著作，都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书写、传述，因此又称"今文儒学"。

　　但是汉武帝一朝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政策辩论激烈，意识形态斗争也异常激烈。当时不仅有汉初曾居主流的黄老学派，反对汉武帝董仲舒所提倡的这种新儒学；而且还有刘姓贵族亲王们积极扶持的另一种弘扬周礼和周公之道的古文儒学兴起。
古文学派宣称，他们找到了秦始皇时代由于焚书坑儒，而被学者暗藏在墙壁里的古经书 。这些经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书写。他们说，这些古经不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经典更正确，而且其中涵有更多的微言大义和致太平的道理。因此，应当以这些古文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废弃那些旁门左道的今文经书。
如果简括言之，除了书写文字的不同，今文经与古文经义最主要的区别，第一是古文派用周公以及周礼的儒道之祖，来贬低孔子子夏荀子的后儒。第二是用《周礼》中的分封制来反对孔子的大同和大一统学说。这就是今古文经学在当时政治上分歧的实质。
然而汉武帝要独尊儒术，他所尊的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法，而是子夏荀子一派鼓吹大一统、尊王和攘夷，为他削弱诸侯、加强帝权，攻击匈奴提供理论根据，从而能够古为今用的儒学。
当时对武帝的这些政策大为不满意的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王刘德等，竟然不识时务地也不管是真的、假的，收集了一大批古书，来进献给朝廷，要求汉武帝取法。
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主张实行分封制的《周礼》。刘德等的意思似乎是：你刘彻不是依托于孔子的经义而变先帝之法吗？好，我刘德就献给你更有资格的古书，比孔子还老，是周公写的；书里讲的是封建大法、分封制度，资源权力应该让王者与贵族共享。
刘德是武帝刘彻的异母兄弟，刘彻奈何他不得。但这种做法也把刘彻气得不行，于是他对刘德说：“不错，原来你要学周公、文王！好！你努力！周文王靠600里土地最终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六百里，你好好努力！”这话暗含了对刘德的严重警告——你是不是有野心要篡位啊？！结果把刘德吓了一跳，献书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汉武帝赏赐他一个螠号——河间“献”王，其实是在讽刺他。
因此在汉武帝时代，古文学派只是在分封的各诸侯国中流行，中央则不予承认，也不感兴趣。终武帝一代古文学派一直备受压制，抬不起头来。武帝把各地送来的古文经也一概束之高阁。
到后来西汉末的王莽时代，因为王莽也要改变汉制，取代汉统而别立新统，于是通过刘歆，而使古文的《周礼》之学得以复活翻身。后来在东汉时代，古文学派开始在贵族中流传，并且不断试图与今文学派争夺成为主流和正统的地位。于是今古学派之争愈演愈烈。东汉末马融郑玄开始调和今古学派。三国人物中，刘备属于马郑弟子，但曹操的思想则是外儒内法，接近今文学派。

　　司马懿父子当权，反对曹操的一套，就扶植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压抑儒表法里的今文学派。当时要当官必须熟悉古文经义。于是，同情曹氏政权的知识分子们，就不再谈儒学，也不愿出来做官，而扭头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

　　大体而言，古文经学有贵族主义的倾向，是保守的学说。而今文经学主张应世变法，是与时俱进的实用儒学。唐代经唐太宗以后，规定儒学成为国教，古文经学注重统一经义逐渐占了上风。清初所谓汉学几乎是古文学派的一统天下。直到魏源龚自珍康有为廖平，倡导经世致用应时变法，今文学派成为变法的思想武器。日本明治时代主张变法的学者也多是深受魏龚影响的今文学者。
　　　　其实，什么是国学？国学的主干就是经学。由于汉代的古文经书都是用上古的文字书写，要想读得懂，就必须精通古文字学。所以汉代的古文派学者，也多是古文字专家，最著名的例如写《说文解字》的许慎。古文字学当时人称作“小学”，所以古文学派的副业就是研究“小学”。后来在清朝，康熙皇帝提倡汉学复兴，结果又出了一批提倡复古主义的古文派经学者和文字学家，如戴、钱、段、王诸辈。

谈康有为廖平蒙文通的经学

何老读小冲"儒家兴起与独尊"文后，认为基本不错。并委托勉羊给小冲提供如下建议：

此文推翻了钱穆-余应时-韦政通，金春峰邓近人关于汉代思想史的陈陈旧说，好！初生牛犊不畏虎，治学发端要有大气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有些问题。可以更深入研究。 比如，如有可能，建议再进一步研究一下康有为的经学思想。康有三大名著：《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大同书》。这三部书突破几千年传统思想的藩篱，在当时震动学界风靡天下。特别是康有为在书里振聋发聩地指出：孔子并不是一个保守派而是改革家，是一代政治领袖（“素王”）。前两部书成为戊戌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据说是光绪皇帝的枕边书。

但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康失意。五四运动兴起以后，激进派呐喊鼓吹打倒孔家店，孔子被革命派塑造为一种彻底的保守反动形象，于是康的著作遂被沉埋百年。此外，近代蜀派学者廖平（康有为最初思想受廖影响）还有蒙文通两人的书，也有与康类似的主张，也大可研究。其实这三人的书，比死读书读死书陈陈相因恪守旧说的古文派（领军人物如钱穆）高明得多！

蒙文通博古通今，堪称是一代通人，比陈寅恪高明！

何老还说：80年代在大陆最早鼓吹陈寅恪的是我。当时我只知道陈氏很高明。要到九十年代读书更多了，见识更广了，才发现陈氏无知于经学。而不懂经学就不配谈论传统文化。因为传统学术，所谓“国学”，其主干就是经学。

陈寅恪自己承认两汉三代以上书不敢观。其实他只是较熟悉于唐史的断代性史学家，不能言通人。而蒙文通则兼通经史，是近代少有的新派儒学大师，也是一位至今仍被沉埋的高人。但他的书多用古典文言，文字功夫很深，今日仍能读懂他的书的人，恐怕不多。

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贡献

陈德述

　　 今年是国学大师蒙文通（1894—1968）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蒙文通是近代著名经学家廖平的学生，他知识渊博，学术贡献十分广泛。本文只就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研究的贡献作一些介绍、分析和评述，指出他对廖平经学的修正、发挥与发展，突现他对今文学家的理想制度及其思想实质的揭示和阐释等等。

　　一、对今文学内部派别的修正与发展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国的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儒学的历史是在经学的模式中发展的。经学是对儒家的经典进行解释、引伸和加以发挥的学问，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特有的现象，占据着从汉代到清代两千多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因此，不研究经学就不知道儒学，因而也不知道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涵、历史过程和特点。

　　历史上，汉代的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以什么标准来划分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有以文字的不同而分今古者；有以师说的不同而分今古者；有以是否立于学官来分今古者等等。近代著名今文经学家廖平首倡以“礼制”的不同来区分今古学。这一理论超越了以往一切划分今古学标准的说法，把今古学划分的标准置于科学的地位上。为此，被蒙文通誊为是：清代学术史上的“三大发明”之一，“为百世不易之论”，具有“划分时代”的意义（蒙文通：《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101页、第116页、第142页，巴蜀书社，1995。以下凡引《蒙文通文集》者，只注卷数和页码。）

　　廖平的经学是经学史上的高峰，他为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按照蒙文通的看法，廖平的学术贡献在于：“廖师独造之学，尤在《春秋》，初盖专精於《春秋》，而后偶悟於礼制，故其廖师之学，以礼言，则为守两汉之壁垒，俾今古不相淆”；“盖其说礼固能明两汉之学，晓然於今古之辨，突过前儒，至若究明《春秋》，则已决荡周秦，弃置两汉今古学而不屑道也。然其发明两汉今古学之功人知之，其破弃今古直入周秦，人未有能知之者。”（第三卷，第134页）即廖平的学术贡献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界已经知道的以“礼制”分今古学的理论，另一个是学术界还不知道的“破弃今古直入周秦”的理论。蒙文通作为廖平的学生，不只是继承了廖平的学说，更重要的是进行了修正、发挥和发展。但是，蒙文通对廖平提出的、具有“划分时代”意义的以“礼制”区分今古学的理论始终没有改变，只作了一些修正和补充。他反复高度评价廖平关于以“礼制”分今古学的理论，他说：“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於《王制》、《周官》，以《王制》、《谷梁》鲁学为今学正宗。不分江河，若示指掌，千载之惑，一旦冰释。先生《春秋》造诣之微，人不易知，由《春秋》而得悟於礼制，遂不胫而走天下。皮氏（锡瑞）、康氏（有为）、章氏（炳麟）、刘氏（师培）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制，则皆决於先生说也。”（第三卷，第140—141页）蒙文通还引证刘师培的话来旁证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学的理论，刘师培说廖平“长於《春秋》，善说礼制，洞澈汉师经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转引自《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第105页）

　　蒙文通指出，廖平因提出以“礼制”分今古学的理论，成了学术史上“划时代的人物”。“自先生今古之辨明，天下盖莫之能易。然《六经》儒家之学，何由而有二派之殊，则人各异论，先生固亦屡变其说而莫可定，然终以《王制》、《周官》为之主，则未始有异，则先生之说虽变，而谓之不变亦可。”“先生於《今古学攷》以今为改制，古为从周；古为孔子壮年之学，今则晚年素王之制，此一说也。继疑《周官》为刘歆伪书，而今学乃孔子嫡派，作《古学攷》，此二说也。及寻诸《大戴》、《管子》，与所谓《删刘》之条，皆能符证，则斥为歆伪之论不可安，於是以今古为孔子小统与大统之殊，此三说也。三变之说虽殊，而皆以《王制》、《周官》为统归。”（第三卷，第142页）蒙文通说：“自井研廖先生据礼数以判今古学之异同，而二学如冰炭之不可同器，乃大显白”，廖平的经学前三变与刘师培“著论，以为东西二周，疆理则殊，雒邑、镐京，礼文复判，此刘释今古之微意，而未大畅其说者也。四说虽立意不同，而判今古为不可相通之二学则一也。”今古学不可相通之处在于“礼数”（礼制），“依礼数以判家法，此两师之所同，吴师亦曰：‘五经皆以礼为断'，是固师门之绪论仅守而勿敢失者也。”（第三卷，第46页）可见，蒙文通对廖平以“礼数”、“礼制”分今古的理论的评价是很高的。

　　蒙季甫是蒙文通的堂弟和学生，在蒙文通作古多年之后说：“礼制是通群经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说是经学的骨架。”“先兄从廖氏学经学时，廖氏正大倡小大、天人之说，但兄所承受于廖氏者只是以礼制判今、古这一核心。”还说“先兄讲经学，最推崇廖季平。推崇廖氏以礼制判今古，从而使汉儒在礼制上的分歧，大部分可以从今、古学派的不同得到解决，是近世经学上的一大贡献。”（引自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61页、第60页、第62页，三联书店，1993。）可见，廖平以“礼制”分今古学经学的“骨架”和“核心”的理论，蒙文通是加以继承的。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蒙文通把廖平关于“礼制”分今古学的发明，看成是“固守不敢有所掉失”的师门“绪论”，是不能超越的“百世不易之论”。蒙先生之子蒙默教授在《论经学遗稿三篇·后记》中说过，“先君之说前后亦三变”，但是以“礼制”分今古学的理论始终没有改变，他对今文学的“井田”等五种制度的分析和阐释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说蒙文通另立一个区分今古学的标准，他不但否定了廖平经学的贡献，而且也否定了自己，从而也挖掉了廖平经学的基础。

　　蒙文通在讲到自己的学术贡献时说，“到得近世井研廖先生著一部《今古学攷》，真是平分江汉，划若鸿沟，真是论今、古学超前绝后的著作”。“我敢说，石渠议后莫有可和他比拟的。近来讲今文的，谈古文的，何尝出得他的范围。或者采取他的说法，或者攻击他的说法，无论他们如何轻侮这位老人家，他们都是在《今古学攷》的范围里打转。现在我拿出我的见解来讨论今古两家的究竟，我也还是出不了《今古学攷》的范围。我的意见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我是脱离这部书在宣告独立也可。说近来的今文家、古文家和我的这篇文字的主张，都是《今古学攷》一书下面的三个修正派亦无不可。”（第三卷，第12--13页）蒙文通在这里说的不论是他对廖平学说的“修正”也好，还是“独立”也好，都没有超过廖平在《今古学攷》中所提出来的以“礼制”分今古学的理论。但是，他没有在廖平的学说中踏步不前，而是对廖平经学做出了许多的新的发挥和发展，做出了他自己特有的贡献。

　　蒙文通对廖平今古学分派的学说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廖平在《今古学流派表》中说：“今鲁派，今齐派，今韩派，今纬派，今《易》、《尚书》、《诗》、《孝经》、《论语》派。古《周礼》派，古《国语》派，古《左传》派，古《孝经》派，古《易》、《尚书》、《诗》、《论语》派。”（李耀先主编：《廖平选集》（上）第47页，成都，巴蜀书社，1998。）从这里可以看出，廖平对今文学主要是以地域分派，对古文学主要是以典籍分派，他的划分是不够科学和规范的。为此，蒙文通修正了廖平区分今古学派别的说法。

　　蒙文通认为，汉代官方的十四博士学（即今文学）是“不完全一样”的，除遵从的“礼制”相同以外，其余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皇帝不爱的书，便不能立博士，博士也就排斥他们。他们的学问只好传授於民间，也就不必跟着皇帝说，后来便与博士的学问分成两派，便分了个今文、古文的差别。”（第三卷，第15页）为何皇帝爱好今文学而厌恶古文学呢？是因为“博士今文之学，固一遵朝廷之制者也。”（第三卷，第66页）在这个汉代统治者推崇的今文学内部，也有相反异的地方。在蒙文通看来，是因为今文学内部有派别不同的缘故。“今文学是两部分学问混合组成的，一部分是鲁学，一部分是齐学，又混进去了一个内学，便组成了今文学。”（第三卷，第22页）可见，今文学由鲁学、齐学和内学三派组成的。古文是在晋国流传的学问，魏国是古文家的发源地。“三晋的学问正是和孔子背道而驰的”，古文家的书是古代流传的史传，“到了汉代，那一批古文家，把一些古史传记一齐混入经来”（第三卷，第19页），这样古文家便成了儒家的一个学派。古文学源于晋学。古文学不是纯儒学，“晋国的学问，根本是古史，孔子的弟子后学如像子夏、李克、吴起一般人，都显重於魏，孔子的学问自然也就传到魏国去，二者化合起来，这一派的孔学，便又不是纯正的孔学，孔子的学问里边混入了许多古史的说法。”蒙文通认为，在古文学的组成中晋学占了大部分，此外还有壁中书和流传于民间的学问。

　　蒙文通指出：《六艺》是鲁人之学，《谷梁》是鲁学，鲁学是《六经》的正宗，是孔子学说的嫡派，是谨守旧义的、谨守师传的、纯正的儒学。《伏生尚书》、《夏侯尚书》、《田何易》、《梁丘易》、《鲁诗》、《后氏礼》都是鲁学。

　　在西汉的十二博士中公羊学是占统治地位的，董仲舒是公羊学大师。《公羊》是齐学，齐学源于稷下学，稷下学为百家之学，驳杂而不纯。“《六经》不是齐国的学术。在齐襄王时，齐国的稷下学很发达。在稷下学中有阴阳家、有儒家、有墨家、有名家、有法家、有道家。蒙文通说，孔子的《六经》在稷下中只好占个小部分。这一小部分的《六经》，和百家学术在这里就混合起来，百家诸子的学说里面混有了孔子的理论。孔子《六经》里面自然也有诸子百家的理论，齐国以后传出的《六经》自然就没有鲁国传出来的纯粹了。”（第三卷，第26页）“孔氏之学，於时遂流入於齐，别为齐学，与鲁人六艺之学有异”。“就汉世言之，鲁学谨笃，齐学恢宏，风尚各异者，正以鲁韩太固儒学之正宗，而齐乃诸子所萃聚也。”（第三卷，第90页）鲁国的孔子之学传到齐国后，齐国人固然以百家学说为主旨来吸取孔子的学说，齐学会聚了诸子之学，于是孔子的义理就被邹衍的方术之学所浸淫，儒家的礼制被淳于髡的学说所糅杂，这样齐学就杂而不纯了。《施氏易》、《孟喜易》、《欧阳尚书》、《齐诗》、《韩诗》属齐学。齐学杂而不纯，是因为混入了诸子百家之学。孔子的《六经》到了燕国后，也和诸子百家混合起来，与燕国自身的学术融合起来，形成了燕学。燕学与齐学是不同的，它们混合诸子百家之说却是相同的，所以蒙文通说燕学可以附属于齐学。齐学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把海上的神仙方术混入了《六经》，好言灾异，因而使齐学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
蒙文通说：“《公羊》齐学，既杂以淳于髡、邹衍之言，如说襄公灭纪为复九世之仇等事，尤为袒齐之明效；《谷梁》鲁学，言礼则与孟子符同，正以孟子为鲁学之嫡派也。鲁以六艺为正宗，齐为百家所聚萃，持百家之语比之孟氏所陈，而后鲁学之陈义足珍，乃更昭然显著也。”（第三卷，第91页）

　　蒙文通认为，汉代今文学中除了鲁学和齐学这两个派别外，还有一个内学，即谶纬之学。蒙文通在这里说的“内学”，主要是指“纬书之学”。今文学家为了服从于统治者的需要，屈服于统治者，把今文学的斗争性和革命性都抹杀掉了，背叛了今文学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况下，今文学分为“公开”的和“秘密”的两种方式传播，“秘密”传的内容才是今文学的真谛。蒙文通说：

　　“今文学本是富有斗争性的，而董仲舒放弃了这一点。降低了儒家的理想要求，因而对专制君主没有危害反而有益，所以董仲舒的儒学是妥协的、让步的了。这就无怪乎汉武帝不但能接受反而加以推崇。所以像赵绾、王臧、眭孟、盖宽饶那些坚决斗争的人，必然以身殉道。在这种高压之下，一部分人变节，放弃了主张，入於利禄之途；一部分人只能隐蔽起来，秘密传授，所谓‘以授贤弟子'，公开讲是表面的一套，秘密讲的才是真的一套。这就是后来的所谓‘内学'。同时又不能不用阴阳五行为外衣当烟幕，这就成为后代纬书（不是谶记）的来源。在博士官的学者，就入到了‘分析文字，烦言碎辞'的章句之学。今文学从这里就分为二了。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於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源'，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灭了。到了石渠、白虎两次会议，专论礼制，由皇帝称制临决以后，就成为御用品了。”（第三卷，第160页）

　　由此可见，蒙文通看来，汉武帝独尊的儒学，不是真正的儒学，已经是变了味的了。这种儒学抛弃了儒家的理想和孔子学说的真谛。传授儒家真正理想的的人是有生命危险的，他们只能进入秘密状态进行传播，于是就形成了汉代的纬书之学。但是，今文学的传播并没有绝迹，儒家的“微言大义”逐渐由秘传转入到了躬行实践，今文学的《齐诗》和京房《易传》中讲的“革命”思想进入了道教，成为黄巾起义的指导思想了。蒙文通指出：

　　“到成帝时，齐人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教夏贺良、丁广宽、郭昌诸人，於是解光、李寻也竭力宣传这一套学说，这些人都是今文学家。后来也因此而遭到诛杀或灭死一等的处分。《太平经》的思想，对于汉末的农民起义实质上起了极大的作用，可说《太平经》是倡导农民起义的巨著。”（第三卷，第161页）

　　也就是说，今文学的革命思想被甘忠可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所吸收，通过《太平经》把今文学的革命思想传给农民。农民起义的领袖张角号称黄巾，创立“太平道”，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号召农民起来推翻汉代统治者，所以今文学的思想不只是秘密传授，而是真正付诸实践的。

　　以上是蒙文通在廖平学说的基础上，对今文学内部流派的内容所作的“修正”与发展，这些修正与发展，是蒙文通对今文学研究所做出的新贡献。蒙先生的贡献仍然在坚持以“礼制”划分今古学的理论的基础进行的。但是，他也作了一些修正，蒙文通说：“井研先生以今文学统乎王，古学帅乎霸。齐、鲁为今学，燕、赵为古学。详究论之，赵魏三晋为古学，三晋为晋文霸制，齐学为齐桓霸制。”（第三卷，第95页）今古学之间的界限确是“礼制”的不同。同时，在今文学内部有齐学和鲁学之分，也是因为“礼制”有差异而不尽完全相同的缘故。蒙文通说：“各国礼制，本自不同。齐、鲁之学，因之以异。《公羊》言‘岁则三田'；《谷梁》言‘四田'。《王制》与《公羊》同，与《谷梁》异。《王制》言‘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公羊》以‘伯子男同一爵。'是《王制》为今文“礼制”之宗，而或取齐，或取鲁，左右采获以为书。故俞荫甫谓《王制》与《公羊》同，廖师又谓其与《谷梁》同，则今文学为糅合齐鲁两学而成者也。”（第三卷，第90--91页）即汉今文学是鲁学与齐学混合的产物。

　　二、从理想制度中阐释今文经学思想的内涵和革命意义

　　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是：他把今文学的主要制度归纳为五种，并且详尽地进行了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今文学思想的实质和意义。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蒙文通认为，汉代今文学有内学和外学之分，内学中蕴含着儒家的“微言大义”，外学不但背叛了今文学的革命思想，也不研究“礼制”，对礼仪制度是“幽冥而莫知其源”，陷入了“分析文字，烦言碎辞”的烦琐哲学之中，这种学风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极坏的影响。为此，蒙文通批评康有为说：“清末康有为专讲《公羊》，尊崇董仲舒，也不是今文学的全面，所以他结果只能言变法，却不能从礼家研究‘一王大法'的具体制度，从学术上讲，他只能算是董仲舒派的今文学而已。”（第三卷，第160页）蒙文通没有走康有为的路子，而是沿着廖平的学术方向往前走，他着重去分析今文学的理想制度，通过其理想制度的分析来揭示今文学思想的革命性和进步性，从而大大丰富了今文学思想的内涵。

　　蒙文通认为，“今文学思想，应当以《齐诗》、《京易》、《公羊春秋》中的‘革命'、‘素王'学说为中心，礼家制度为其辅翼。”“革命”思想导源于孟子的“民本主义”。（第三卷，第166页）所谓“革命”就是“易姓改代”，诛伐暴君，革除其统治权，但是今文学家的这些革命思想，都被“曲学阿世之流”的董仲舒等人给以了歪曲，甚至篡改，因而今文学的革命内容被抹杀而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了。孔子为“素王”，三代损益的制度又是“孔子素王的制度”，“革命”思想、“禅让”和“素王”的理论是密不可分的。素者，空也。汉代今文家说孔子是有德的，他可以为“王”。但是，他只是“有德无位的素王”，即“空王”。孔子寓王法于《春秋》，所以也称为“《春秋》素王”，在《春秋》中寄寓了孔子的“理想制度”。“‘素王'说是必须以‘革命'论作为根据的”，通过“革命”的手段推翻当权的统治者，经过“禅让”选举的办法使有德的“素王”成为“新王”。（第三卷，第172页）

　　蒙文通认为，今文学的这些革命思想来源于孔子，“为兆民”是孔子思想的“主脑”、“根本”和“最高原则”。“孔子把让天下当成小事，把为兆民认为是大事，这是何等精透的识见。今文学正是从这一原则扩充出去的，把这一学说发挥得最完备，以至於千头万绪，这自然不是孔子所能达到的程度，也不是秦汉儒生那一个人独力所能作到的，而是在长时间的封建社会严酷统治下，在许多人的思想启示下才达到的。这也不是儒家学者就能这样高明，而是儒家吸取周秦诸子百家之长，却又以孔子思想为中心，加以丰富才发展起来的。”（第三卷，第164页）就是说，汉代儒学是集许多人的共同智慧，吸收了先秦诸子的长处而发展了的儒学。

　　今文学的上述“革命”思想要得以实现，必须要有一套具体的理想制度，“革命”思想虽然是进步的，能推动历史前进的，但它只是一种观念，只有把它转化为制度，成为实施方案，才有可能变成现实。为了说明今文学的革命思想如何存在于它的制度学说中，必须对汉代今文学的理想制度进行分析，从中发现今文学的制度和其中包含的革命意义。蒙文通说：

　　“‘素王'是寓王法於《春秋》，今文学家又常说《春秋》为汉制作。但所谓‘王法'究竟是甚么呢？所谓‘制作'究竟又是甚么呢？很显然，今文学家必还有一套和‘革命'、‘素王'思想一贯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存在。但这在现存的资料中，却不能找到明确的答案。学者有‘行夏之时，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等‘三代损益'的说法来作解答的。但是，这也只不过是所谓‘《春秋》新王大法'的拟订原则而已。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当这样来理解：正是由於这套制度是和革命、素王的理论相一贯，所以它同样是王朝统治者所不容忍的。当时学者迫於统治权威的压力，只好托之於三代，以寄托其理想。这样，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却把真正的三代古制度搞得混乱了。所以汉代的经师们在讲授同一经籍时候，却讲出了各种不相同的制度，其所以不同的根源，就在於此。因此。我们就必须仔细分析汉代经师所讲的各种制度，清理出哪些制度是历史的陈迹，哪些制度是寄寓的理想，然后才能观察出理想制度所体现的思想实质，然后才能看出经学家思想的深远恢宏。”（第三卷，第176页）

　　 2006-09-28 14:58:29

陈德述简介
陈德述，研究员，1937年12月27日出生，重庆市南川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何新对当今文人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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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师亲口对我聊过多次,他说:第一他自己连大学都没毕业,履历表上只是个大学肄业,所以他不认为自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本质上始终是个追求纯朴和真实生活、价值观最为直白简单的流浪人。他永远不会回到所谓文人或文化人这个圈子里去!他说他一直承认自己粗鲁而没文化,所以仍必须珍惜寸阴天天学习!

第二,何老师说:他从来无意掩饰对于当代所谓知识精英整体的轻蔑。他说以他的亲身体验而论,当今所谓的文科精英圈子里,许多好人是善良的傻瓜,浪得虚名者中却不乏坏蛋和骗子。现在民众在骂一些主张牺牲多数老百姓和民众利益的主流精英，该骂！古代帝国时代都少有文人敢如当今一些无良文人那样公然蔑视民众。对这种文人，!啐上一千口唾沫也不算多!

何新谈古今学术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何老说：古今学术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是东晋学者梅颐献《尚书》案。

何老说：《尚书》是儒学经典中最重要的经典。但是，西晋永嘉年间（311年）天下大乱之后，汉代及汉以前流传的今、古文《尚书》均告丧失。��
到东晋之初（公元317—318年），有个豫章内史梅颐（赜）从民间找到《尚书》的一个孤本，把它献给朝廷。内中含有署名“孔安国”传述的《古文尚书》计46卷58篇。其中33篇内容与汉代旧传今文28篇略同，此外另有些篇也有所不同于汉传本。��
后来，这个梅氏传本《尚书》，东晋末已流行于民间，南北朝时被立于学官，唐初立为国学教本，孔颖达曾受唐太宗诏命为之作注，此后遂颁行天下。这个梅颐发现的传本，就一直流传至今天。

何老说：了解这一过程，我们本来都应该感谢这为梅颐，多亏是他，我们今天还能读到这部古书。

但是，宋代以后学术界怀疑主义思潮兴起。南宋吴棫著《书稗传》，开始怀疑梅氏献的这《尚书》并不是古本。南宋朱熹也表示疑惑。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分析《孔传》和“晚出尚书”（简称“晚书”）的内容，从汉人记载的关于古文《尚书》传授情况、“梅书”的篇数、文体和来源等方面，推测梅传《尚书》是魏晋间人所作。��
于是清代阎若璩在梅鷟论证的基础上，写《尚书古文疏证》，从《孔传古文尚书》中提出128条论据（今存99条）否定此书。自此以后，梅颐的《孔传古文尚书》并非汉孔安国的原始传本这一结论，得到了定案。
20世纪初叶，胡适、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兴起，梅颐的个人声誉开始受到更严重的指责，他成了一个伪造《尚书》的骗子。这个梅本<尚书>，被疑古派认为不仅不能作为研究中国古史的可信史料，而且是应当痛加贬责的“伪书”，所附的孔安国传述，也被称为所谓“伪孔传”。而梅颐其人，因为他在历史中提供了这部绝版的《尚书》，竟成为了被鞭尸并饱受苛责的一个文化罪人。

何老说：然而，仔细审视那些怀疑否定《尚书》的主要根据，无非是三条：
一是关于文体问题，认为书中词句深浅难易似不统一。 朱熹说：�� “孔壁所出《尚书》，如《禹谟》、《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传皆难读。如何伏生偏记得难的，至于易记的全记不得？”（《朱子语类》卷七十八）��
二是篇章问题。梅颐本篇章与记录中的孔安国传本篇章不符。
三是孔安国其人的真伪问题。梅氏本所附“孔传”，言及汉武帝巫蛊以后事，清儒指出当时孔安国应当已经死了。

但这些论据都是十分主观的。例如文体，实际20世纪以来商周彝鼎金文大量出土，其文体用语与梅传《尚书》非常相似。如大小盂鼎、毛公鼎的金文铭文，就与梅传本中如《周书》诸诰的语法、用语极相类似。

论据二更可以有多种解释。古籍流传，传抄错讹在所难免。《尚书》“武成”一篇，清儒多曾指其为确定的“伪书”。然而1976年陕西出土“利簋”，其铭词记录武王伐商的“甲子”日期，与《尚书·武成》所记时日准确相符。可见被清儒确认为“伪书”的，内容实不伪。

何老说：自清代以来，一些不相信疑古论点者，也一直在努力为《尚书》辩诬，有人对保存于各种典籍中的《尚书》片段，与梅氏传本作了严密对勘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内容可信。

例如王国维就认为：梅颐的《尚书》不可能完全出于伪造，至少也是一个晋代汇集各种残篇的辑佚本。（王说：永嘉乱前，《尚书》仍有多种传本流行于世。到梅赜时，这些传本在民间至少仍有若干残篇在流传。梅氏本的编纂者不会不参考它们。西晋初年汲郡出土《汲冢周书》和《汲冢周志》，是记载周代历史的真实资料。梅氏本的编写者也不会不重视、利用这些史料。）

何老说：更有趣的是，被清代疑古者断为铁证的关于汉孔安国与梅本孔传年代不合的问题，经已故陈梦家考证发现：汉晋时代历史中竟然有两个都为《尚书》作过传的“孔安国”：一位是西汉名学儒孔安国，一位是东晋学者孔安国。

然而宋、清诸儒不知道存在两个治《尚书》的不同孔安国，因此列举证据指责梅氏《尚书》中的“孔传”并非汉孔安国所传，而诋之为“伪孔传”。殊不知孔传就是孔传，只是另有一个晋人孔安国，他当然可以熟悉汉末的故事。所以此孔传仍然非“伪孔传”也。
[据晋书：东晋孔安国，字安国，会稽山阳人，少孤贫，以儒素见称，历侍中，太常、尚书，迁左仆射。受诏缀集古义，纪纲古训，传古文《尚书》。（详参陈氏《尚书通论》第137页—1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陈说考证翔实，是20世纪《尚书》及其传述系统研究的重大发现。但至今似未被学者所重视，一些人仍在剽袭清儒关于“伪孔传”的旧说。]��

�ズ卫纤担阂虼耍�我们现在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梅氏本虽然不是真正的孔壁古文，但实际可以看作古文《尚书》在西晋时代的一个汇纂辑佚本。其中有些章节至少传自晚周，另一些则为两汉或者晋代经师的转述，自有传承之源，绝不能称为“伪书”。

因此，我们应当为梅颐彻底地洗冤辩诬。梅颐在古本《尚书》失传之际，为后人汇辑、保存了这部古籍，使已经失传的《尚书》得以再现和保存至今，这正是他对于中华文化的重大历史功绩，而绝不是一种罪过！那些主观的疑古，荒谬的辩伪，统统应当丢进文化的垃圾堆里去！

(勉羊整理于2005)

1840鸦片战争的导源是一场国际金融战争

何老说：许多人以为1840年的中英战争是因鸦片引起的，林则徐是为道德和道义（反贩毒）原因而开战。这不是历史的真相。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一场白银战争，金融战争。

清初虽然几度实行锁国政策，并没有挡住民间海外贸易的大发展。在清帝国康、雍、乾三代的全盛时期，当时中国是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虽然并不是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但是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毫无疑问）。当时中国每年都向欧洲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大量出口手工业制成品，主要是丝绸、荼叶和瓷器。

由于中国物产丰富，很少进口欧洲商品。因此在当时的中西贸易中，中国一方出现大量的贸易顺差。

中国商人进行对欧贸易，结算物只要金银，其结果是欧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至在16—18世纪欧洲一些地区数次发生白银短缺的通货危机，金银价格高涨，甚至引发经济危机。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导致中国国内银价下跌，资本过剩。康雍乾三代确实形成规模超过汉唐的全盛气象。康熙、雍正减免人头税和农业税，使农民在人身上取得前所未有的解放。因此称之为“盛世”并非虚言。1793年英国女皇派出历史上第一个对华使团来到中国，主要目的一是希望中英建交，二是希望中国多买英国商品，以减少英国的对华贸易逆差，但这些要求则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

何老说：在这种形势下，欧洲进行对华贸易的最大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其老板主要是英国和荷兰）发明了对华的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利用英国占领下的印度种植罂粟，粗加工成鸦片后即卖给中国人。

中国人最初进口鸦片只是用作家庭常用药品，因鸦片具有镇痛、止泻和麻醉的广泛功效。（许多红学家不知道，其实乾隆时代的《红楼梦》中已经提到了鸦片）。但是，人服用鸦片后，会产生嗜瘾的药物依赖性，以至终身离不开它。因此鸦片入华的数量逐年上升。

结果是：在道光年间，鸦片已成为欧洲对华出口的主要货品。随着中国对鸦片进口量的急剧上升，中国在欧华贸易中由出超转为入超，出现了连年巨额赤字，于是中国国内的白银又大量地回流到欧洲。

而在康雍乾时代还发生的一个新情况是中国人口的急速增长。许多人以为中国从古就是人口大国，这是误解。可以说自秦汉至明未，中国大陆的人口总量基本是稳定的，人口高峰始终保持在5000—6000万左右。但在清初康雍乾时代，由于社会极度富足安定，导致人口发生了马尔萨斯模式的20年几何倍增。迅速由明未的五、六千万达到道光时的4亿以上。

一方面是白银外流，导致贵金属短缺，金银价格上涨而铜钱贬值。一方面是人口巨增，导致土地及资源短缺，大量人口外流，流徙四裔及海外。中国国内自乾隆后期到道光时代，多次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百物腾贵，而政府在财政上也连年发生白银短缺的财政危机。

正是为了缓解金融及财政危机，林则徐等大臣提出禁绝鸦片进口，限制对外贸易的海禁政策。

因此，林则徐禁烟，主要并不是鸦片对国人健康不利的道德原因，而更是由于道光朝发生白银严重外流，政府财用不足，同时国内铜钱（制钱）严重贬值以及物价上涨民怨沸腾，即国家面临严重金融财政危机这一现实原因。

在禁烟中，林则徐封锁和关闭了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表处和英法多家商社。而当时的对华贸易，实际也已成为英国经济的重要支柱。荼叶当时是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

如果中国阻断对英国及欧洲的进出口贸易，会引发英国发生包括通胀的一系列经济危机。因此，英国内阁决定对华宣战，这就爆发了1840年的中英战争。所以，这次鸦片战争，本质上是历史上为白银问题而发生的一次国际金融战争。

（勉羊记录，整理）

[补记]

本勉羊孤陋寡闻，说实在话：本文虽是我整理的纪录，我对红楼梦虽也看过，还真不知道那书中在何处提到了鸦片。

勉羊也问过何老，他笑而不答，说书中鸦片并不叫鸦片，另有名称，只提到一次。究竟在哪里，他说：记不住了，也许根本没有？？

勉羊到摆渡摆了三把，红楼梦+鸦片/+阿芙蓉/+福寿膏，都没查出来。

随后勉羊又以电话请教何老，何老大笑：说：红楼梦书中确实曾提到进口鸦片问题，谁人，何地，何处，让红学家回答吧。

何老说：在他所见和记忆中，目前红学家中还没有人谈到过这个问题。

至于有说《红楼梦》里就有人抽大烟，那是胡说。

[垣cycy 问：第五十回 晴雯感冒了 宝玉对晴雯说:“越发用西洋药治一治,只怕就好了。”于是让麝月到二奶奶那里去要“西洋贴头疼的膏子药,叫做‘依佛那’

‘依佛那’这个是鸦片吗？？？？]

对何新老师谈鸦片战争一文的几点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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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此文与传统观点差异何在？基本有以下几点：

1旧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背景是英国先进中国落后，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

何老认为，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并未完成。内燃机才发明，还没用在军事上。

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

2旧观点认为，英国攻击中国是为了侵略，打破中国的闭关锁国，逼迫中国打开市场，为英国工业品找出路。

何老认为：当时英国还处在小规模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没有那么多工业品要到东方销售。相反，对东方产品的需求要大于出口的需求。

3旧观点认为：鸦片是邪恶的英国人用以奴役中国人的罪恶工具。鸦片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之战。

何老认为：对中英双方，此战本质都不是道德之战，而是经济利益之战。经济争端的根本是谁占有贸易逆差，是让白银流向哪一方，因此是金融之战，由冷的贸易战转变为热战。

至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原因，何老认为，主要不是什么“落后的封建制度打不过资本主义”这种抽象的神学原因，而是一些具体现实的技术原因：

1从政治看，中国是皇帝内阁制，英国是女皇内阁议会制。

英国容易形成最佳决策，决策机制优于满清的帝制官僚制度。

2英国军事技术主要是火炮技术和军事帆船技术，包括驾驶技术优于中国。

3已经经历过多次海上国际战争锻炼，特别是战胜拿破仑后，英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指挥体制大大地优越于中国。

4在战术上，英国用机动灵活的海上运动战，击败了中国炮台式固守一隅的阵地战。

何新相信进化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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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进化论来概括何新的哲学不够全面。

进化，即进步性的演化，无疑，何新早期的东西对发展存在这种认知。

但事实上何新1988年后批《河殇〉时不仅批驳了单线进化论，而且也指出了泛进化论的狭隘性。（《河殇》以单线进化论及竞争选择观解说历史）何新认为许多发展是否始终指向进化指标是存疑的。

他说，如果人类毁灭，病毒细菌类微微生物仍会存在且继续演化，而在进化论的链条上它们比人类低等得多。而且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上人类的机体很难战胜这些微微原始生物。

何新后来使用中性的演化一辞取代进化，描绘他是一个泛演化论者应该比进化论可能更确切。据我观察，何新在历史文化问题上与其说是始终坚信进化的一位乐观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位并不具有这种信心的悲观主义者。

若干古文字字义的考索

（由“不客气”等代何老发表于先秦史论坛、古文字论坛等）

釋穆
《說文》：“穆，禾也，从禾，（穆-禾）聲。”“（穆-禾），細文也。从彡，从（隙-阝）省聲。”《說文》穆字段注：“凡言穆穆，於穆，昭穆皆取幽微之義。”于省吾按：“段氏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實則，由於禾穎微末，故引申爲幽微之義。至於金文穆字皆从彡。《說文》訓彡爲‘毛飾畫文’，則从彡有美觀之義。《詩·清廟》毛傳訓穆爲美，《爾雅釋詁》也訓穆爲美。”

按甲骨文‘穆’作 ，于省吾先生認爲本象有芒穎之禾穗下垂形，不从（穆-禾）。（穆-禾）是許慎“隨意割裂穆字，强作解事”而來的。（參見《甲骨文字詁林》第1524穆字條）金文穆或作 ，下增彡爲飾。
于省吾先生釋穆的字形甚確，但對其音義沒有更好的解釋。

何按：《说文》穆，禾也。穆有美意，盖以音近假借也，非其本意。

金文穆乃禾谷粒从穗上撒落之象。明来二母古通，穆当读为落（古音木读林可旁证），应即谷熟散落之落本字。丰茂，引伸义也。

“朕”字的本義

《說文》曰：“朕，我也。闕。”可見，許慎雖然對“朕”字的本義作了解釋，但卻對它持懷疑態度。畢竟，該字是由一個“月”字和一個“关”字組成的，怎麽會和“我”有聯係呢？ 甲骨文中的“朕”字：

金文中的“朕”字：

何按：以古音求之,朕,主也。主字金文作“1”，正为朕字双“又”所执。朕隶变后从月,乃舟之讹。双手所执,或为舵,或为桅,或为桨,金文异体朕或象双手执桅及帆。

由是而知,朕本意即操船之主掌者。

释薛

薛字的甲骨文写作

， 其形意历来未明。按甲骨文"薛"既是薛的初文,也是"孽"的初文.

何按：薛从辛从斤/斤，辛，凿。斤，析裂也。

左部非臀乃(月隹)即睾丸，故薛乃孽刑之名即宫刑本名。

释正/止/之

甲骨文“正”和“征”从囗从止

正、止乃同源字之分化，止者，至也。矢达标的曰至。人达目的曰正。止，本义乃脚趾象形。止从行（道路）曰征。止衍生为趾，又作动词为之，之者征也，正，征通。

对何老师谈鸦片战争一文的几点解读

何老此文与传统观点差异何在？基本有以下几点：

1旧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的背景是英国先进中国落后，英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

何老说，其实当时英国工业革命并未完成。蒸汽机是1871年才发明。

当时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一。

2旧观点认为，英国攻击中国是为了侵略，打破中国的闭关锁国，逼迫中国打开市场，为英国工业品找出路。

何老认为：当时英国还处在小规模的工场手工业阶段，没有那么多工业品要到东方销售。相反，对东方产品的需求要大于出口的需求。

3旧观点认为：鸦片是邪恶的英国人用以奴役中国人的罪恶工具。鸦片战争是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之战。

何老认为：对中英双方，此战本质都不是道德之战，而是经济利益之战。经济争端的根本是谁占有贸易逆差，是让白银流向哪一方，因此是金融之战，由冷的贸易战转变为热战。

至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原因，何老认为，主要不是什么“落后的封建制度打不过资本主义”这种抽象的神学原因，而是一些具体现实的技术原因：

1从政治看，中国是皇帝内阁制，英国是女皇内阁议会制。

英国容易形成最佳决策，决策机制优于满清的帝制官僚制度。

2英国军事技术主要是火炮技术和军事帆船技术，包括驾驶技术优于中国。

3已经经历过多次海上国际战争锻炼，特别是战胜拿破仑后，英国军队的组织制度和指挥体制大大地优越于中国。

4在战术上，英国用机动灵活的海上运动战，击败了中国炮台式固守一隅的阵地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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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又出灰色幽默:横批汉史家“曹仲德”(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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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下署名“曹仲德”的此文,曹某大名,旧无所闻。但从文中口气,此文似乎出自某汉史学人之手。但文章写得鬼鬼祟祟又藏头露尾,实在不算高明。难怪作者把它贴到一个小网站却又宣称他这文章只是“随手而写,没什么价值”,因而“不许别人转载”云云——,也许其实是怕给何新先生读到后会拍砖吧?

本人也是从网友发到这里的连接转贴才读到此文的。本人特以此文请教了一下何先生,经何先生同意,让小勉羊来替何老师回答—下:

1/曹文称::"(何新)认为〈淮南子〉的编撰蕴涵着黄老之学与儒学争正统地位的政治斗争，这一观点甚至都已经编入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汉代部分，实在算不得什么新见解。"

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白寿彝的书。发现白书不过只是泛论汉初存在儒道之争,说《淮南子》一书对此也有所反映而已。白氏根本没提到什么《淮南子》“蕴涵着黄老之学与儒学争正统地位的政治斗争”的观点。

我又就此请教何先生。何先生回答,关于汉初存在儒道之争并与政治相关,,那是《史记》《汉书》所明文记载的,无论谁讲,也谈不上新发明。

至于他何新对于汉初史是否确有新发明、新认识,,那么请看以下的三点:

第一,何新发现:汉初儒道之争的背后,实际反映刘彻代表的新兴政治集团与其祖母窦氏代表的老贵族集团的政治斗争。

后者主张无为而治,也就是主张守成不变,保护既得利益。而刘彻背后的新兴力量,则多数是一群出身卑贱的边缘人物,如卫青、主父偃丶董仲舒等,(其实包括刘彻自己及其母亲,也是背景卑微的边缘人)。所以他们都拥护当时处在非主流地位的“今文”儒家(主要是荀子学派传人)的主张,要求变法。而董仲舒的“天人三论″就是这种新思潮的代表。

所以刘彻的尊儒,并非旧论俗论所说的“一种历史的反动”,而恰恰是代表当时政治中一股新兴力量发动的重大的变革和革新! (这也是何新的新论。)

第二,/何新指出:刘安找人编撰《淮南子》,主要并不是为了进行关于儒与道两派学说谁是谁非的意识形态辩论,而是是为了对当时地位不稳的新皇帝刘彻夺权,从而取刘彻而代之。

因此,《淮南子》一书,不单纯是一本哲学书,其实是一部为政变作理论准备的阴谋之书,也是刘安准备取得天下后要实施的治国纲领。

第三,何新发现,刘安当时曾与刘彻的舅舅田纷联手密谋对刘彻的政变。而这一政变的最大后台背景,则乃是窦氏老太。

何新先生说:以上这三点,是过去任何汉史学家(包括大陆、港台、日本的汉史家,以至著名的郭老、翦老以及曹文提到的田余庆等),过去,都从来未曾讲到过的。其实,这也是《史记》作者司马迁虽然心知肚明,但在当时却并不敢公开讲的。又是后来乐于标榜正统和王道的《汉书》,所极力地加以避讳和掩盖的。

何先生说:所以,关于建元初年这场几乎颠覆了小皇帝刘彻的宫廷政变密谋,是一个已经沉埋二千年的千古之谜。这是他近年在重读《史记》《汉书》中,从字里行间如电光石火般所第一次发现的。

然后也是他提供了史料,授权《汉》剧编剧江奇涛先生予以采用,戏剧性地编进电视剧《汉武大帝》中的。

何新说:数年前他在《香港商报》的专栏"何新读史札记”中,首次发表了以上的新观点。当时并没见到有人来抢这个原创的发现权。而这位曹某并未提出半点有效证据,却声称这些不算是何先生的新发现。但随之又自打嘴巴,说他这文章不是认真之作一一先偷袭人一棒,然后扭头就想溜,真是典型之小人笔法,无聊又无耻!!

何先生说:他身上能称的“家”已够多了, ———他一个人能称这么多“家”,,搞得专家们难受,不知是别人在嘲弄他,还是他在嘲弄别人!因此他完全无意再混个什么“汉史专家”!

不过,老何幽默地说:他还是很为自己的以上新发现而得意。因为世上有那么多汉史专家也在读《史记》、《汉书》,何以前此竟然不是专家先生们,,而是非常业余的何新窥破、发现了这段历史的秘密?

老何说:为了确认他的发明权,何先生特委托本人在此向汉史学家发布一个挑战:,如果有学者能提供证据证明——关于汉武帝建元新政以及刘彻几乎被颠覆以及刘安与田纷策划政变这段历史,在老何的文章发表以前,确实此前早已经有人同样明白清晰地论述过,从而证明这些认知并不是何新发现的———那么很好,请他们立即拿出证据——说明:是谁,在哪本书中,是怎样讲的?!

只要有人拿出明白无误的证据, 则他何新愿意立即公开向汉史学界道歉,承认自己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并且发誓当众烧掉他的《汉武帝新传》,毁版灭书,并且从此闭口不言汉史! (注:刚才搜一下百度,发现《汉武帝新传》的相关网页2760篇,除首发的“新浪读书”外,再提供一个连接:www.easysea.com)

2/,曹文对何新《汉武帝新传》的第二点非难是:“何新认为刘屈氂是巫蛊之乱中反对卫太子的幕后人物,这是何新读书不仔细的无根据之说。实际上丞相刘屈氂并不是巫蛊案的积极参与者”云云。

我就此请教何先生。何先生笑答:以他当年在社科院与这些二三流专业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可以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些不爱认真读书的半瓶醋“专家”,此位曹先生可能也算一位。

何新说:我年轻时最爱捉弄这种半瓶醋专家,那交过手的可不是一个两个。这种半瓶醋“专家″,由于自己读书少,对许多事少见多怪。但往往一听到自己过去没听过的事情,就乐于立即跳出来指责别人错。

比如当年有位史学“博士”,,曾宣称中国古代无有太阳神,那都只是何新《诸神的起源》中所臆造的。后来被老何引经据典驳得个体无完肤,他也就从此无声无息了!当《汉武大帝》播出之始,又有四川某历史教授出言宣称“大帝”非中国本有名词,后来才知道中国古代其实不少皇帝曾经自称“大帝”。实在不好意思。

何先生说:“这位曹君在文中责备何新读书不仔细。其实呢,还是这位专家读史书太少。比如说丞相刘屈嫠是巫蛊之乱的幕后人物,曹文认为这是何新的一个独创发明。哪里哪里?一一一这个发明可并不属于我何新!其实,曹君他应再细读一下《史》、《汉》及《通鉴》,就会发现其中还有这么一则史料:

“ 征和四年,汉遣使入匈奴。单于使左右以巫蛊乱事难汉使者,曰:‘汉,自以为礼义国也。然贰师将军降匈奴言前太子发兵反,何也?'

使者曰:'然!乃太子与丞相争斗。太子发兵欲诛丞相。丞相诬之,故(欲)诛丞相。'” (何先生特别嘱我不要标明出处,考考这曹专家,让他费心自己去找。)

当年,这位汉朝的大使对匈奴大单于讲解巫蛊之乱发生的原因,说得已非常清楚:那背景正是由于卫太子与前任丞相刘屈氂的争斗和矛盾。

何先生说:你看,这哪里能说是我何新的发明啊?这位曹专家好不厚道!该是我的发明他不承认,不是我的发明他却硬塞给我!刘丞相与巫蛊之乱的关系,分明是历史中本有记载的史事。只是过去一些汉史大小专家们,对汉代史书读得太少,至少也是了解不够深入;所以多不知道,才把古已有之的旧论当成何新独创的新说!真是闹笑话。

何先生说: 事实上,近百年来的汉史专家们还很少有人真正能讲清楚汉武帝晚年发生巫蛊之乱,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曹专家说一些似通非通之说现在都作了大学的历史教材,那就难怪汉史和一部中国史一直被专家仙们讲得稀里糊涂了!

何先生又说:看来,在这点上,还真应建议这些专家:认真看看电视剧《汉武大帝》。那剧里至少对巫蛊之乱的背景和来龙去脉,还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04-17 10:59:43编辑过]

〔附录〕曹仲德:对何新《汉武帝新传》一书的质疑

（草成短文，文字没有推敲，没什么价值，加以何新是政治上的争议人物，所以这篇文章请不要转载）

可能由于对汉武帝一朝历史过于熟悉的缘故，自己一直很欣赏的电视剧〈汉武大帝〉终究只看了五六集就丢下了，最近看到作为〈汉武大帝〉底本的何新著〈汉武帝新传〉，算是弥补了一些遗憾。

根据前言说这本书的观点出于何新的读史札记，对汉武帝一朝政治史事中若干历来难解之疑谜给予了解析，原先都在《深圳特区报“何新读史札记”》及《香港商报“何新异论”》两专栏发表过，似乎都是何新自己研读史书的成果。\'

但应该说其中的绝大多数对“历来难解之疑谜”的看法，早就在十余年前就发表过了，并在汉史学界广泛传播，比如“《淮南子》与汉初政治斗争 ”一文，认为〈淮南子〉的编撰蕴涵着黄老之学与儒学争正统地位的政治斗争，这一观点甚至都已经编入了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汉代部分，实在算不得什么新见解。

这本书有九个篇目分析汉武帝一朝“巫蛊之乱”的内在原因（“武帝晚年的巫蛊之乱”“巫蛊之乱背后的外戚集团斗争”“卫太子的平反与轮台罪已之诏”各三篇），但其中的主干观点，早在八十年代就由田余庆发表于〈论轮台诏〉中（收于1989年出版的〈秦汉魏晋史探微〉），这篇经典论文甚至已经被一些高校历史系作为课外阅读材料广泛传播。何新自己只是对田的观点作了一点扩展，将刘屈氂放在了巫蛊之乱的推动者的位置上，但即使这一仅有的新观点，也很有问题，这一点我放后面说。

当然，这本书并不是学术作品，不能严格以学术规范来要求。但以何新的名气之大，读者如我总是有些比较高的期待，这么长篇引述别人观点作为读史札记，甚至都没有顺带提一下田余庆等诸位研究者的名字，不能不说是这本书的一大缺憾。

下面我想集中谈谈这本书在论述刘屈氂是巫蛊之乱的推动者的一些错误，何新产生这种想法是依据汉武帝后来的一封诏书：“朕之不德，自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朕日一食者累月，乃何乐之听？痛士大夫常在心，既事不咎。虽然，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人匈奴，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朕愧之甚，何寿之有？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

何新把“丞相亲掘兰台蛊验”中“兰台”理解为“太子宫”，进而得出江充掘蛊的总负责人是刘屈氂的看法，这是一个让人无法理解的错误，兰台是宫中典籍收藏处，汉代有兰台令史，掌管秘书，班固就作过，哪来是太子宫一说。

他又把“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中间的“御史”和史书中记载的和江充一起掘蛊的“御史章赣”联系起来，认为两人为是同一人，进而得出掘蛊太子宫的专案组是刘屈氂，章赣，江充的看法，这也是一个大错误。要知道汉代制度，是三公总领诸事，皇帝下诏给九卿执行就常常用“制诏丞相御史（大夫）”的格式，采取的是下诏给丞相和御史大夫，让他们监督九卿执行的形式。这里所谓“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就是指巫蛊初起时（公孙贺案件），武帝下诏给丞相御史大夫要他们追捕党徒，并非指后来的江充陷害一事，“御史”在这里是御史大夫简称（“制诏丞相御史”这样的简称法汉代诏书中很多），而并不是和江充一起的“御史章赣”。

实际上这封诏书颁布的时候，汉武帝对巫蛊案的追究并没停止，田千秋请求停止追究，放松刑罚，汉武帝这封诏书是回应他的（千秋始视事，见上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思欲宽广上意，尉安众庶。乃与御史、中二千石共上寿颂德美，劝上施恩惠，缓刑罚，玩听音乐，养志和神，为天下自虞乐，上报曰：……），诏书大致意思就是说：当初巫蛊才开始的时候，我要求朝官追捕，但大家却都不当回事（“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也”），丞相自己也掘蛊验证了，但还是不执行（“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台蛊验，所明知也”），所以余党漏网很多（“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现在你们请求我停止追捕巫蛊，我不能听从，你们不要再说了（敬不举君之觞！谨谢丞相、二千石各就馆。书曰：‘毋偏毋党，王道荡荡。’毋有复言）.

显然何新对这封诏书的意思理解，有较大偏差。

从这封诏书中汉武帝的指责看，刘屈氂非但不是巫蛊案的积极推动者，反而是一直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的。而这也和他在太子起兵后的表现相吻合，刘听说太子起兵后，不是积极发兵镇压，而是仓皇逃走，连丞相印绶都掉了，还不敢对外宣布太子谋反，试图掩盖下来不让外界知道。

〈汉书 刘屈氂传〉：“其秋，戾太子为江充所谮，杀充，发兵入丞相府，屈氂挺身逃，亡其印绶。 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 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 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

但何新论述时似乎没注意到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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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江南赤子
-- 发布时间：2006-1-27 上午 08:12:13

为楼主增补以下史料：

充典治巫蛊，既知上意，白言宫中有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宫掘蛊，得桐木人。时上疾，辟暑甘泉宫，独皇后、太子在。太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耶？”太子急，然德言。

1是在太子宫掘蛊

2上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

泛演逻辑在理性预测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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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老说，你们特别注意一下此文的分析方法。作者先描绘了台湾的政情现实，然后引入了一组条件（情形1---5），随之建立了一组模型，推演出三种可能性。基本说来，台湾政局演化不会超出这三种可能了。

这个分析方法比他的分析内容还重要，这实际就是通过多元建模而寻找演进可能方向的趋势分析方法。我过去的很多预测，用的也是这方法。分析时局要想高明，必须会这种建模方法。其实，这也就是我历来对你们讲的泛演化（辩证）逻辑的一个实例。

何老说：探索一种局面的未来可能，常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抛弃主观的意愿，预构一个或多个模型或者模态。这不是那种语词化（数模化的）的假模态逻辑，而是通过全模态的逻辑预建，最终找到唯一模态也就是必然演化的归宿。这就是理性预测的方法。

未来台湾政局的可能走向，看过这个分析，都很清楚了。那些当局人谁想要什么，也就可以根据这种趋势，决定如何把自己也作为条件而参与进去，从而做出选择了！

以下为南方朔对台湾时局以及未来的一个趋势分析模型 :

“随着「百万人倒扁运动」的气势渐盛，此刻的台湾其实已进入了一个新而不确定的巨变阶段。台湾是否会天下大乱？「倒扁」「挺扁」是否会打成一团？如果「倒扁」还是赶不走陈水扁，台湾会如何？如果「倒扁」成功，那么整个台湾的政局又会如何？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没有简单答案，但每个问题却都可能引发难以估测的结果。而无论如何，台湾变得更坏的可能性无疑将大于变好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因此而进入新的黑暗.

. 首先就台湾社会的结构与本质而论，经过2004年大选的「三一九枪击案」，陈水扁侥幸连任后，台湾的蓝绿对立就到了一个新的张力境界，这也就是所谓的「这一半恨另一半」。这种社会的对立与撕裂在弊案丑闻的发展过程中持续加深，尤其是在罢免时，陈水扁也毫无忌惮的利用这种矛盾来保卫自己的政权，宣称这是在「欺侮」他，这更使得原有的矛盾对立甚至仇恨被火上加油。这种「倒扁」「挺扁」的对立，到了现在的「百万人倒扁运动」已更趋激烈。最近台湾的学者组织「民主行动联盟」到南部反扁，每次都被挺扁群众暴力反制；民进党也有系统的开始丑化反击发起「百万人倒扁」的施明德；并有过激主义者扬言要暗杀施明德云云。整个台湾已被「倒扁」「挺扁」搞得更加分裂与对立，仇恨程度也告紧绷。这种对立如果持续，未尝没有演变成大型社会暴力事件的可能。

也正因此，纯粹就倒扁问题而论，如果在倒扁期间，司法侦查工作没有突破或不敢突破，则陈水扁就不会主动下台，挺扁的群众也就会持续，而使得倒扁挺扁成为长期的对峙。这也就是说，当今与陈水扁本人及其有关人物的弊案丑闻已多达一打以上，但打从头开始，陈水扁即拒绝下台，而且表示除非直到他自己涉案，否则决不让步。此外他也一再宣称所有的指控都是对他的欺侮。这乃是情势演变至今，他还能有18%支持度的原因。他的这些群众皆相信他的说辞，心中因而充满悲愤，只有司法查到陈水扁直接涉及贪渎，否则这些人即会挺扁到底。而我们也都知道陈水扁因握有政权而可操弄司法，要查到他直接贪渎的证据决非易事。

（何老说：以上为台湾时局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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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倒扁挺扁问题上，它的可能发展如下：
情形一：若最近期间，司法检调单位证明了在「国务机要费案」上，陈水扁涉及贪渎，那么包括民进党和民进党群众的挺扁正当性就会彻底失去，这时倒扁气势就会淹没全岛，陈水扁只好下台，而由吕秀莲接任。
情形二：乃是在这段期间，司法没有或不敢有进展，那么倒扁挺扁即会一直继续，形同僵持。挺扁声浪虽弱，但挺扁群众一向凶猛，设若这些少数被动员，倒扁挺扁即难免出现大型群众暴力冲突。而一旦出现动荡，则必然是陈水扁获利，他即可以握有政权之便而做出对策，如宣布解散群众运动等。

情形三：乃是倒扁挺扁僵持，陈水扁拒绝理会，最后是倒扁师老无功，或倒扁阵营出现内讧而自动解散，则陈水扁即可夷然过关，一做做到2008年。

情形四：则是倒扁挺扁僵持，陈水扁拒绝理会，最后是倒扁群众愤怒升高，演变成倒扁革命。最近陈水扁宣布将于9月6日前往帕劳访问，设若他访问果真成行，则他不在台湾的期间，倒扁革命的可能性最大。

情形五：目前的情况是国民党、亲民党，以及亲绿的知识分子和专案阶层皆支持倒扁，民进党立委则骑虎难下，不得不挺扁，但急独的台联则把倒阁看得比倒扁重要，因此在倒扁的期间内，李登辉的台联为了抢主导权，可能发动倒阁，或向陈水扁施压而换掉行政院长苏贞昌，俾做为它们不倒扁的交换条件。苟若如此，则倒扁不成，李登辉都可藉此而再度主导台湾上层政治。

[大家也可以继续考虑下面这几个问题：
1、施明德承认本次倒扁不合法，即使和平结束，也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倒扁成功，台湾出路在何方。我以为必是群雄争斗之时，如果民进党聪明，把阿扁抛出去，就好比是三士二桃之策，因应得当，或许还有转机的机会。但我看，以民进党执政的弱智水平，玄。

3、阿扁动用军警镇压（他敢吗？？？？这是自寻死路！！！！），其结果也将大乱，这是美国不想看到的（从外电消息来看，美国是铁了心挺扁的），必然是施加干涉，但由于其在台代理人的单一性，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替代阿扁的人，此时美国将如何应对这一变局。

4、还有个因素就是吕秀莲这个老婊子。
不管结局如何，台湾都将进入一个新时代。]

（何老说：他这是引入了一组不同的条件，这些条件都在不同地情势下会影响局势的进一步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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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5种可能的情势，如果将它简化成陈水扁的是否保得住位子，则其可能是：
可能性一：无论台湾大乱或倒扁功败垂成甚至倒阁，都意谓�舫滤�扁可干完任期。但值得注意的，乃是陈水扁将来的任期必将在多数人民的诅咒下拖延。而这种情陈水扁当然心知肚明，这意谓着陈水扁如果保住政权，他为了防止将来被追究责任，在他剩余的任期必将做尽一切让民进党要赢得2008年大选之事。一个丧尽民心的统治者，必将是最不择手段的统治者。因此，设若陈水扁不下台，2008年台湾大选，必将变得极为可怕且充满危险。

可能性二：那就是无论倒扁革命成功，或司法有了突破，根据常规，都将由吕秀莲继任。而众所周知，吕秀莲乃是急独派，2000年陈水扁找她搭档，据称得自李登辉的推荐，而吕秀莲一旦继任，她可能会找的行政院长乃是国民党的立法院长王金平，而王金平在国民党内，也一向被认为是「亲李」人士。这也就是说，一旦吕王体制出现，就等于李登辉占领了民进党，并重新开始他未完成的肢解国民党的工作，整个台湾的政党版图将因此而巨变，政党间的恶斗也将开始。在过去这段期间里，民进党的要角之所以拼尽全力来挺扁，一部分原因也是他们非常害怕吕秀莲一旦掌权，民进党就沦为李登辉借尸还魂的躯壳。
因此，吕秀莲若继任，它将不是问题的结束，而是更大问题的开始。吕秀莲曾公开说过「感谢马关条约」，因为它把台湾从中国切了出来。这种急独兼极独立场，在台湾并不多见。吕秀莲的能言善辩及动作频频的手段，也在陈水扁之上。因此，吕秀莲继任，李登辉操盘，从国民党旗下挖走王金平，让国民党的「主流派——本土派」为之分裂，到了那时，马英九及其国民党即会实力大跌，2008年是否还能胜选即大打折扣。这也是最近期间，马英九拚命要修补与王金平的关系，甚至要请连战出面稳住王金平的原因。过去几年里，马英九在泛蓝内部与王金平、宋楚瑜的梁子愈结愈深，王宋两人虽然不足以挑战马英九，但必要时要摧?马英九却一点也不难。设若吕秀莲上台而拉拢王宋，则马英九走向下坡路的日子即不远了。到了那时候，全台湾所有的主要政治人物联合起来反马，那必将是更大政治混乱的开始。
可能性三：而最让人担忧的，当然仍在于倒扁势力日涨，而陈水扁相应不理且坚不下台，最后倒扁运动变成倒扁革命了。近代各国的「颜色革命」，都是群众势力大增后，统治者立即下台，因而「颜色革命」皆代价甚小。但若统治者相应不理，甚或发动自己的群众反制，则情当然就完全不同了。那是真正的革命，而在台湾的现下，这种革命一旦出现，原本已对立撕裂的社会，其动乱的可能性就会极大且极可怕。

（何老说：这里给出了局面演变的三种可能的模态。）

目前的台湾，有许多可能性正在前面等待，无论哪一种可能性都不会太廉价。而归根究柢，则仍在于尽管陈水扁已道德破产、诚信破产，但他仍坚不下台，甚至不惜利用矛盾要来誓死抵挡。一个人的不下台，会以全民的福祉为代价。当台湾出了大问题时，或许人们才知道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什么！

关于“逻辑 "一词的歧义

何先生言：逻辑一词因是外来语，在汉语中语义模糊，在西方语言中，由于语词相关语义的演变和发展，从语用角度看，也形成了多种分歧的语义：

1逻辑是道，普遍本体规律，包括存在（本体）与思想（心智）与表述（语言以及言语）的秩序与规则。亚里士多得时代如此理解罗格斯。

2逻辑是超越民族语言的泛（普适/普世/普遍）语法规则，纯粹语词形码的编码与组合规则，即语言规律。现代逻辑/数理逻辑如此理解逻辑，所谓纯粹形式逻辑，纯符号逻辑。

3逻辑是指对思想内容的限制规则，如关于同一律、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都是关于思想内容的限制规则。现在有人称之为内涵逻辑。

4认知方法，方法论，也被称作逻辑。例如归纳法，并不是语法，也不是内涵逻辑。而是认知方法。

因此，当大家都在谈“逻辑”，但由于个人内心中初始预设之不同，其实所谈的可能并不是同一个对象。

描述本体与语言的区别：

断定某物（本身）为是（某物），则某物不为不是（某物）。(存在之同一律。)

若言：某物为是（某物），则不得言：某物为不是（某物）。[言语（罗格斯）之同一律。]

辩证法的本意以及古典逻辑的起源

何先生说：“是”不仅是一个系词（语法），而且是“有”（本体），而且是矛盾（是--非是）。

何先生说，矛盾最初并非在本体的抽象意义上被人类认知的，而是在语言中具有必然性的矛盾结构中被认知的，如巴门尼德和老聃。

“是”与“有”都具有矛盾的本体结构。

黑格尔说：“我”这个指称代词也有矛盾的结构。

分析：1/我是单称代词。我是自我。

2/我是集合代词，一切自称我者。

谁是我？

1/我是我（自个，自我），2/ 我是所有的我（大我，全人类）。

两者同时成立，对这一内涵歧义的解释，取决于人对矛盾语义在语用中的选择。

人对这种语言歧义的辨析、回避与选择，就是所谓“辩证（法/方法）”（希腊语“διαλεχτιχη”）。其实形式逻辑也正是由这种辨析里起源的。

关于归纳法

何先生说：西方逻辑史，真正理解的人很少。归纳法就历来不易讲清楚，例如许多逻辑书中都讲分析与综合又讲种差定义，不知道综合法就是概念的归纳法，然后单列一个经验归纳法的章节。从西方思想史看，至少有过3种归纳法。

1/ 苏格拉底是归纳法的最早阐述者，他称之为“综合（论）法”。他所说的归纳，是对于概念/语词语义的归纳，目的是通过对于词语多方面的解释，寻找一个可确认的统一性的定义。概念的归纳法，发现定义的方法。（举例：a是人/a有头发；b是人/b有头发；,c是人/c有头发；,d是人/d有头发；.......结论（定义）：有头发的是人，而且人是有头发的。）

（与此相反的方法，则是柏拉图后来提出的根据种属关系确立定义的种差方法，这种方法被亚里士多的称作分析（方）法。）

2/ 培根、穆勒的归纳法，是一种对事物的认知方法。通过观察某些事实（所谓“经验”或经历），比较分析寻求因果联系，达到认知因果规律的目的。这种经验归纳法是认识论（方法论）而不是逻辑。

3/ 数学归纳法。数学中寻求某些数理关系的普遍公式的方法，一种罗举若干数理关系（不可能完全）的推论和证明的方法。例如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认知和证明。

何先生说：因此，所谓归纳法本身也是对涉及上述三种不同对象的方法所作的一种“归纳”。归纳的意思无非就是统合，在不同种事物之中寻找某些统一性。因此归纳法毫无神秘意义可言，又可以叫：概括（针对个项形成类名或组织集合）、综合（集合、组合）、统合、类归或归类。

何先生又说：所谓逻辑方法，在根本上总是基于三项基本原则：

1/肯定，是，也就是统合。加法，结合律。1.1=1，1+1=2

2/分离，区别，也就是划分。减法，分离律。2-1=1

3/否定，非是，也就是消除。归零。1-1=0

逻辑与算术确实具有某种共同的思维基础。

这三条又是本体存在与繁衍的基本规则：存在就是自我肯定，生长、异变就是自我区分。质变、突变，就是旧自我的否定。

谈谈数学归纳法

1/归纳法的定义 ：由一系列有限的特殊事例得出一般结
论的推理方法。

2/归纳法分为完全归纳法和不完全归纳法 。

3/哲学上的经验归纳法，是一种认知方法，属于不完全归纳法。其缺憾之处：仅根据一系列有限
的特殊事例得出一般结论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有可能产生不正确的结论。

[例如：小明的妈妈有三个孩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三叫什么?

若使用不完全归纳法,得出“老三叫三毛” 的答案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老三也许叫“小明”.

又如：一个数列的通项公式是
an=(n2-5n+5)2
容易验证
a1=1, a2=1,, a3=1, a4=1,
如果由此作出结论：
对于一切n∈N， an=(n2-5n+5)2=1都成立，那么就错了，
因为a5=25≠1 ]

4/逻辑上的归纳推理方法，是概念归纳法。

概念的完全归纳法有两种：

（1）穷举法

（2）数学归纳法

为了解决不完全归纳法存在的问题,数学家通过数学归纳法来保证归纳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数学归纳法既避免了穷举法的繁琐以及多数情况下的不可能，,又避免了不完全归纳法的缺陷,是演绎法之外的另一种达到逻辑必然的证明方法。

数学归纳法　　

数学归纳法［Mathematical Induction］是用来证明某些与自然数n有关的数学命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步骤是： 验证n=1时命题成立［这叫归纳的基础，或递推的基础］； 假设n=k时命题成立［这叫归纳假设，或叫递推的根据］，在这假设下证明n=k+1时命题成立。 　　根据1、2可以断定命题对一切自然数都成立。 　　数学归纳法的思想可以远推至欧几里得［前330-前275］。严格的数学归纳法是在16世纪后期才引入的。1575年意大利数学家、物理学家莫洛克斯［1494-1575］在他的《算术》一书中明确提出了这一方法，并且用它证了 1+3+……+(2n+1)=(n+1)2 等；法国著名数学家帕斯卡［1623-1662］承认莫洛克斯引用了这方法，并在他的著作《三角阵算术》中运用了这一方法。 　　因此，一般认为帕斯卡是数学归纳法的主要发明人。由于帕斯卡还没有表示任意自然数的符号，因此组合公式及证明只能用叙述的方法，1686年J?伯努利首先采用了表示任意自然数的符号，在他的名著《猜度术》［1713］中包含运用数学归纳法证题的出色例子。『数学归纳法』这个名称及数学归纳法的证题形式是德?摩根［1806-1871］所提出的。皮亚诺［1858-1932］的自然数公理中包含了归纳原理。

何新谈作为第三条道路的国家主义（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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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极左的旧式共产主义与右翼鼓吹的自由主义之外，，何老提出了代表第三条道路的国家主义。

他说国家主义不是以个人而以国家为立政之本，事实上现实中的任何个人无法超越国家这一共同体纽带而独立而生存。

何老说：那么什么是国家？国家并不是狭义的、单纯一部国家统治机器而已。国家是一个多民族多阶级的共同体，它并不单独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因此新国家主义反对由任何单一阶级垄断的寡头专政，而必然主张维护全民民主。

什么是国家主义？坚决要求维护和改善现实中已存在的这个多民族、多阶级、多种利益共存的共同体，这就是我们主张的新国家主义。

极左分子要求摧毁这个现实国家共同体，理由无非是：
1/统治这个国家的并非是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官僚集团，而这个官僚集团已经很腐败，因此必须打倒官僚，重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2/极左分子反对国家主义，说国家主义主张维护国家就是主张维护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说这就是反对穷人、反对无产阶级，反对建立没有资产阶级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
自由主义也要求摧毁这个现实国家的共同体，理由无非是：
1、个人自由高于一切，然而国家制度则压抑个人自由。
2、公民的个人权利高于超越个人的国家利益，必须维护民权而限制国权，必须保护国民而限制国家。

尽管各自的立场和理由不同，其实二者的内核多么相似，本质都是都是主张反国家主义，无（不要）政府主义。

否定国家主义的必然结论，只能是导向无政府主义。而否定现实国家存在的眼前现实，那必然就是要鼓吹发动一场新的暴力动乱和造反有理。

是的，有国家必然有官僚，国家只能通过官僚进行统治。但是，试问：一个没有任何“官僚”（日语称干部，汉语称官员，褒词称政治家，公文用语称公务员）的国家可能存在么？？——难道能够想象这样一个国家是如何存在，如何运作么？??

谁认为能，那好！就请马上写出来，描绘描绘，然后证明它的成立给我们看！

文化大革命号称要推倒一切官僚，声称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建立了无产阶级集体治理的公社——办到了么？什么一月风暴、上海公社？？结果，最后不过是产生一批张春桥王洪文陈阿大式更坏的伪无产阶级的新官僚。

文革最狂热时代正是1967年的一月革命时期，那实际是一个暴民专政的时期，所以最后连毛泽东也不得不下令抓516分子，反对无政府主义。

国家主义主张全民利益。原则上，国家主义不反对专业官僚治理国政，但是国家主义反对那种坏的腐败的官僚统治；恰恰因为它只片面维护官僚阶级的利益，而使官僚由国家工具异化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破坏了全民利益。

国家主义承认资本主义甚至维护资本利益，但是国家主义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打压资产阶级不顾全民利益的疯狂追逐私人利润的运动，疯狂消费的运动。

国家主义主张运用国家力量，从道德和法制两方面遏制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大和垄断，要求确保国家体系在市场经济中的的独立和中立性。

国家主义要求国家同时并用市场调节经济和国家有计划管理两种方式调节治理国民经济。因为所谓国民经济，必然是应当有利于全体国民，而不是单纯地有利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少数人独富的私民（所谓“效率”）经济。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绝不应当允许资产阶级以金钱力量操控任何国家机器和收买官僚。

国家主义主张必须保留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以国家有计划作安排的方式，逐年吸纳失业人口和改善当前迫在眉睫的大规模失业问题。

国家主义坚决反对让市场及资本力量控制教育和卫生体系。认为国家有严肃的责任主办国民教育，主张国家有不容推卸的责任，维护让人人有病都能得到救治的的国家医疗卫生体系。

国家主义主张中央政府运用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力量，参与调控国内和国际经济活动，而不是从国民经济中全面退出，坚决反对把民生经济，委托给贪婪成性、肆无忌惮的私人资本和市场力量。重要经济资源必须由国家控制。

国家主义主张国家应当特别关注社会中的弱者，不能让赤贫无助者哀哀无望地等待富豪们那种残羹剩饭的伪善施舍。

国家主义主张：由国家对当前经济中的所有受损害者以及贫苦阶级的利益给与补偿，防止他们铤而走险，成为与社会和国家对抗的反社会力量。

因此，国家主义坚决反对放任无限扩张的资本力量，反对通过市场掠夺制造大量赤贫无助的无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经济运动。而这种运动当今的确正在发生！

国家主义向左走，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主义或无产阶级暴力国家主义（列宁主义，国家与革命）。国家主义向右走，就是法西斯主义。但是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与国家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以上，就是我通过与何新先生的多次交谈，从笔记中整理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倡导的新国家主义的部分粗浅认知。
如有不妥，则是小勉羊的误解，请何新先生和朋友们指正。此文曾在本坛发表过。
（2006-2.9整理)

只用一句话表述歌德尔定理：绝对排除逻辑矛盾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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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先生说：歌德尔定理的发明，摧毁了罗素--怀特海图构建的数理逻辑大厦，迫使其放弃不包含矛盾命题的《数学原理》的写作。但对于这一定理的逻辑意义和哲学意义，至今仍甚少被中国哲学界理解。

哥德尔数理逻辑定理的基本涵义是：

“在任何包含初等数论的形式系统中，都必定存在至少一个作为最终点或初始点的不可判定其为非自相矛盾性的命题。”

有了图灵机概念之后，上述定理的一个等价命题是：任何定理证明机器，都至少会遗漏一个最终的或初始的预设为“真”值的数学命 题不能证，这就导致数学算法的不可穷尽性。

何先生说：这一性质被许多哲学家用来作为“在机器模拟人的智 能方面必定存在着某种不能超越的逻辑极限”的论据，但是其实，排除这一悖论图灵机做不到，人的智力也同样做不到。

实际上，歌德尔定理的另一种简化表达就是：在任何形式逻辑系统中，彻底无矛盾性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不矛盾律是受限制的，而这正是黑格尔逻辑的结论。

黑格尔论概念的历史系统类集（对何新逻辑笔记的若干摘录）

何新按：毫无疑问，黑格尔创造了一种崭新的逻辑理念。这种理念之崭新在于：在黑格尔以前从亚历士多德到康德都完全无知于这种逻辑理念。在黑格尔之后，包括在英国标榜新黑格尔主义的布拉得雷，以及宣称反叛这一主义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也始终完全不理解这种逻辑理念。

我于1978年在全国第一次逻辑研讨会上提出的“历史概念集合/历史概念系统/历史概念类集”，是对黑格尔这一套极其独特的逻辑理念的第一次现代解读。至今尚未被主流逻辑学界所理解，但是不必着急。黑格尔逻辑已经被沉埋二百多年，即使再沉埋二百年，以后还是会有新的读解者，要相信真理自身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关于历史概念类集主要的思想精义，可以简略地概括为如下几个观点：

1/物的发展，是自类化即自我分类的过程。

2/人思维的概念，乃是描绘现实世界中类别事物的语言指号。

但是，这些概念类集，并非如传统形式逻辑所认为的：只是人的意识主观地通过对事物作分类和概括（归纳）而设立的主观概念。

3/在现实世界中，有本体意义的概念类集，其本体类群是客观对象通过自我演化而在现实中自我生成的。

4/人思维的概念系统，是使用某种语言指号系统（如汉语/英语），摹写和模拟现实类别的存现以及演变的符号模型。

5/分析哲学把数学归结为逻辑，把逻辑归结为语言。认为语言分页可以最终消解哲学问题，所谓逻辑原子主义，极其浅薄荒谬！

殊不知，语言世界是现实以外的第二世界。然而概念与逻辑的世界，则是现实以外的第三世界。

6/语言指号的记录规则，我们称之为语法。概念指号的形成和运算规则，我们称之为逻辑。

7/在现实中观察一个对象的发展：

（1）前提：母项，从一个母项出发

（2）母项变异化，

（3）新子项从母项中通过分裂而生成（一分为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由于分裂化的裂变，子项与母项的形成，导致发生处于逻辑对立关系的新概念。

（4）子项与母项统合而形成一个新类集。

子项与母项在新类集中与母项同一化从而回归于母项，从而形成一个历史概念的系列（类族）。

一个这样生成的类别就是一个概念的历史系统或历史类集。

（5）母项，子项，合项；相当于大前提，小前提，结论。这个本体过程实际是一个演绎的三段式进程，所以黑格尔说发展就是推理。

所以，可以用推理理性化地描述和预测发展进程。

如果能够读解读懂黑格尔以下言论，就基本可以理解上述的逻辑方法和思想：

[为了理解发展的意义，我们必须分别开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就是大家所知道的潜能、能力或我所谓的“潜在”（ＡｎEｓｉｃｈｓｅｉｎ，拉丁文作ｐｏｔｅｎｔｉａ，希腊文作δαμιFG��）。发展的第二个意义，就是“自为自在”，亦即真在或“实在”（�AEü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拉丁文作ａｏｔｕｓ，希腊文作HGHC′′για）。我们说：人是有理性的，人的本性具有理性；是指人之理性，只是在潜能里、在胚胎里。在这个意义下，人一生下来，甚至在娘胎中，就具有理性、理智、想像、意志。小孩也是一个人，但是他只有理性的能力，只有理性的真实可能性；他有理性简直和无理性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理性还没有存在在他里面，因为他还不能够作理性的事情，也还没有理性的意识。首先由于人是由自在（即潜在——译者）而成为自为（即实在——译者），因此，也就成为自为的理性。所以人如果从任何一方面看来具有实在性，就是说，他真实地具有理性，这样他就是为理性而存在。　]　

[凡是自在的东西必定要成为人的对象，必定要进入人的意识，因而成为“为人”的存在。一个东西是人的对象，这就等于说它是人的潜在性；所以人由于有了对象，他才由自在成为自为，这样他就双重化了，他就保持着他自身，而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东西。人是能思维的，他就思维着思想。]

[在思维里只有思想才是对象；同样，理性产生合理的东西，理性也就是理性的对象。（思想也可以堕入非理性，这还须进一步去考察。）]

[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变化的过程里，它仍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

譬如，植物并不消失其自身于单纯无规范的变化里。植物的种子也是如此。在种子里，最初什么也看不出来。种子有发展它自身的冲力，它不能忍受只处于自在的情况。这冲力就是这样的矛盾：即它只是自在的而又不应只是自在的。这冲力发挥其自身为存在。它可以产生出许多东西，但是这一切都早已潜伏在种子里，——当然尚未发展出来，而只是含蕴着并在抽象观念中。

在完成这种发展过程之中，它趋向着一个目的。它的最高的外在化（即实现——译者）和先在的目的，就是果实，——这就是说，种子的长成或回复到最初的状况。种子要发展它自身，回复到它自身。它里面所含蕴的将要发挥出来，再回复到它所从出发的统一体。在自然事物里，情形诚然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藉以开始的主体和构成结果的存在——果实和种子——两者都是个体。这种两重性似乎会引起分裂为两个个体的结果；但就内容说，它们是同一之物。同样，在动物的生活里，母与子是不同的个体，然而，它们的本性是同一的。]　　

[开端与终结是结合着的。在自然里，当种子变化应另一物之后，又回复到它自身的统一。同样，在精神里，凡是潜在的，当发展成为为精神时，它也就成为自为了。水果和种子就不会发展成为为最初的种子，但只是为我们；在精神里，自在和自为这两个阶段不只是本身同一的性质，而且是互为的存在，同时即是自为的存在。凡是为对方之物，即与对方是同一之物。唯有由于这样，精神才在它的对方里回复其自身。精神的发展是自身超出、自身分离，并且同时是自身回复的过程。]

[发展的果实，那第三者，乃是运动的一个结果。就它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果而言，它是这个阶段的最后者，但同时它又是另一发展阶段的出发点和最先者。]

[像这样包括了多样性、区别于其中的完整思想，就是一种哲学。但这些区别各在其特定形式下包含了理念。须知形式是很关重要的。因为这些形式不是别的，只是理念自身的原始的区别。理念之所以为理念，只是因它在它的区别中；区别对于理念仍是本质的，并构成理念的内容。内容展开出来成为多，它就有了形式。但这种形式或范畴的多样性却并不是无规定的，而是有必然性的。这些多样的形式结合起来构成一个总的形式。它们就是那原始的理念的各个范畴，它们结合起来构成全体的形象。所以当它们彼此是外在的时，它们便没有结合在自身之内，而只是结合在我们、在观察者之内。]　　

[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这种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各种多样性的形态之内在的辩证法则。有限的事物不是真的，尚没有达到它的“应如此”。它既有了存在（即成为“定在”——译者），因而也就有了它的局限性。但内在的理念摧毁了这些有限的形态。]

[潜在，那开始活动的主体，也是具体的，那活动的产物，一如活动和开始活动，也同样是具体的。发展的过程亦即是内容、理念的本身。它是其一，也是其他，二者合一，构成其三。因为其一在其他里面乃是回复其自身，并非外在于其自身。　]

[每一个哲学系统即是一个范畴，但它并不因此就与别的范畴互相排斥（或译“互相外在”——译者）。这些范畴有不可逃避的命运，这就是它们必然要被结合在一起，并被降为一个整体中的诸环节。每一系统所采取的独立的形态又须被扬弃。在扩张为多之后，接着就会紧缩为一，——回复到“多”最初所自出的“统一”。而这第三个环节自身又可以仅是另一较高发展的开端。这种进展的步骤似乎可以延至无穷。但它却有一绝对的目的。]

[发展就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偶然性必须于进入哲学领域时立即排除掉。]

[这种“定在”（Ｄａｓｅｉｎ）因此亦即在时间中的存在，不只是一般个人意识的一个环节（个人意识本质上是有限的），而且也是哲学理念在思维领域内的发展。因为理念，若在它的静止中去思维它，当然是没有时间性的。在静止中去思维理念或在直接性的形象里去执着它，这意思即等于在内在的直观中去认识它。

但有如上面所说，理念乃是具体的，乃是相异者的统一，本质上并不是静止的，它的定在本质上也不是直观。反之，理念是自身区别，因而是自身发展的，它实现它自身，外在化它自身于思维领域内。

因此纯粹哲学表现其自身于思维中作为在时间中进展着的存在。但是这种思想成分本身是抽象的，是个人意识的活动。但精神并不仅只是个人的有限的意识，而它自身乃是普遍的具体的精神。这种具体的普遍性包括着它自身一切发展出来的形态和方面，在这些形态和方面里，精神是并且将成为符合理念的对象。

所以精神对于它自身的思维的认识，同时就是那充满了发展的全部实在的进展。]

[这样的否定表现在一切发展过程中。树的发展就是种子的否定，花的发展就是叶的否定，即由于它们都不是树的最高和最真的存在。最后花又被果实所否定。但如果没有一切较早的先行的阶段，就没有一个阶段可以得到真实存在。因此我们对于哲学的态度，必包含一个肯定的和一个否定的方面。我们必须对于一个哲学的这两方面有了正确的认识，态度才算公正。]

[但这只是就我是活的有机体而言；只有当我认识我自己时，我才是精神。“认识你自己”，这个在德尔斐的智慧神庙上的箴言，表达了精神本性的绝对命令。]

[我认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概念。〔也许有人会以为，哲学在理念里发展的阶段与在时间里发展的阶段，其次序应该是不相同的；但大体上两者的次序是同一的。〕此外一方面是历史里面的时间次序，另一方面是概念发展的次序，两者当然是有区别的。]

[这点，首先必须指出理念在表现的方式上可以发生的差异。在思想的进展里，不同阶段的出现，可以具有必然性的意识，每一继起阶段的派生及其所以仅具这种特性和形式，皆依此必然性而出；或者也可以没有必然性的意识，而只是采取一种自然的、好像是偶然出现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下，概念诚然仍内在地依规律产生效果，但这种规律却没有被明白表现出来：像在自然里，枝、叶、花、果的发展阶段，皆各自出现，而内在理念才是这种依次开展的过程之主导的决定的力量；又如儿童的体力，特别是他的精神活动依次出现，那样单纯而且自然，所以有些作父母的人，初次得着这种经验，会异常惊异，不知道这些原来内在而现在发展出来的能力是从那里来的，因为这些现象的整个系列只是采取在时间中相续的形式。]

[潜在变成存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变化的过程里，它仍保持为同一物。它的潜在性支配着全部过程。譬如，植物并不消失其自身于单纯无规范的变化里。植物的种子也是如此。在种子里，最初什么也看不出来。种子有发展它自身的冲力，它不能忍受只处于自在的情况。这冲力就是这样的矛盾：即它只是自在的而又不应只是自在的。这冲力发挥其自身为存在。它可以产生出许多东西，但是这一切都早已潜伏在种子里，——当然尚未发展出来，而只是含蕴着并在抽象观念中。在完成这种发展过程之中，它趋向着一个目的。它的最高的外在化（即实现——译者）和先在的目的，就是果实，——这就是说，种子的长成或回复到最初的状况。种子要发展它自身，回复到它自身。它里面所含蕴的将要发挥出来，再回复到它所从出发的统一体。在自然事物里，情形诚然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藉以开始的主体和构成结果的存在——果实和种子——两者都是个体。这种两重性似乎会引起分裂为两个个体的结果；但就内容说，它们是同一之物。同样，在动物的生活里，母与子是不同的个体，然而，它们的本性是同一的。]

何新横批逻辑专业户周祯祥/吉祥：谁说马列毛泽东不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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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羊下载周吉祥指责马列毛无知于逻辑的此文给何先生看，何先生一笑置之，说：纯属放屁！然后点评如下几句：

1/ 这位吉祥先生开口就出错，文中没有一段话不包含可疑的命题。作为严谨的逻辑学者不该如此疏漏。难得的是此人的无知与自信，此人的专业身份看来实在并不高明。

例如周吉祥在其文开端说：“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似乎’从来 没有讨论过纯粹的逻辑问题，他们关心的主要不是逻辑，他们讨论的从来都是与权力和制度相关的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经济学问题以及在黑格尔哲学基础上的哲学问题等等，逻辑问题大概用不着这些政治人物操劳。”

何先生说：这整个是闭着眼的信口胡说。看来此君平生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完全拒读马列毛的书，所以认为马列毛只是关心意识形态和权力斗争，完全不知道马、恩、列、毛不仅是超伟大的政治家、意识形态专家，而且还都是学贯中西，超伟大的学问家---至少其学问思想绝不是如周震响/吉祥一类不学无术的俗辈宵小所可妄议！

如今是学术自由的时代，你周某不信马列毛，自然可以不读，但既然不读，没读过，就不要想当然地妄议胡说！你要知道这世上相信马列毛崇拜马列毛的还大有人在，你也要尊重这些人们的信仰权利！

你不读马列可以，但请你不要胡扯而乱骂，否则那些人们也有同样的权利臭骂你！这你叫自取其辱！！

这位周某说马列毛过时了，但依我看他当做圣人磕头的罗素皮尔斯一类其实更过时的厉害！简直老掉牙了！他大概还不知道他那位圣人罗素60年代曾给毛写过歌颂的信，顶礼膜拜老毛！至于那美国的皮尔斯，那至今也还未成立起来的符号学，又算个什么东西？

何先生说：在周某认为，马恩列毛并不懂他的专业逻辑。但可惜，这位周某所认同的祖师爷金岳霖、周礼全一辈对此却曾有大相径庭的见解。因为当年，他们（如金、周）都曾经诚惶诚恐地膜拜马列毛的逻辑思想奉为圣旨、指示，并且积极参加过毛泽东于50年代发起的逻辑学大讨论，纷纷著书立说，尊言马恩列斯毛的伟大逻辑思想如何指导他们创新逻辑学术。这可参看三联书店当年所编厚厚几大本的《逻辑问题讨论集》（1964版），早已立此存照，那就是历史的纪录。

你周先生可别跟我说那些泱泱大论只是他们当时违心的话，因为我可不认为这些大学者都是骗子！

关于周吉祥先生认为逻辑学领域该由他一类专业户垄断，那是梦话、屁话！天下的学问都是公器，连这也想搞私有化，搞垄断？你问问连罗素、金岳霖都垄断不了，他周先生有多大本事？做得到么？

何先生说：关于马恩列是否懂逻辑学，以及是否就纯粹逻辑问题有过纯学理性的讨论，周吉祥应当先去认真地读读列宁的《哲学笔记》后，再就马恩列是否懂得逻辑学（从亚氏到黑格尔）这个问题发言。至于周文胡拉乱扯东拼西凑，以至把心理学生理学范畴那些拉屎放屁的东西也都扯入逻辑范畴，简直太失专业水准。他那要求清理逻辑门户的的祖师罗素若还活着，一定会痛打他的屁股。

总评：这位周祯祥/吉祥此人基本知识很差，但唯无知者胆特壮，他比那几位与老何打过交道的他的前辈本领可差得远了。无知如此，其他问题就免谈吧！

以上是何先生对周逻辑专业户（以下简称周逻专户）“原创” 文章的简单评论。

何新:我非左派,国家是全民的。

李宪原说:

"何新曾经以一心要防止中国重演苏联解体悲剧而世人刮目相看。"

勉羊遍读何新三卷《新战略论》(1998版)以及《何新经济政治论集》(1995版),以及香港明镜版《致中南海密札》,但从未读到何新先生讲过反和平演变或类似的左调言论。因此,你说有,请你指出来。楼上转自强国论坛的1991年那篇,可以证明何新早就主张市场计划兼容的混合经济模式。

何先生曾说:我是蝙蝠,飞的说我不是鸟,爬的说我不是兽。左右两派都反对我,我也无意加入他们。(《思考》第一卷)

此外,明确地说,何新先生也确实曾说过,他认为:

必须正视阶级分盾,缓和阶级斗争.政党可以是阶级的,但国家必须是全民的,国家政权必须在法理上体现全民利益,从政者必须以为全民服务为宗旨。

赫鲁晓夫用"全民国家"论取代列宁的国家阶级论或阶级专政,很有远见,不错!

何新论文革

以下摘述何新先生目前尚未发表全文的《论文革》一书。对于文革他认为：

文革是非必然的。没有毛泽东则肯定没有文革。

毛指导文革的主导思想有其深刻性一面，其所揭示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当时仅仅是萌芽，而今天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文革所提出的命题和任务，并非当时中国社会所迫切需要解决，因为当时的中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民众的普遍温饱和国家工业化，而不是官民矛盾。

因此文革是一场历史条件先天不成熟的政治运动。文革真正的主导社会力量既非官僚集团也不是工农大众，事实上多数大众和官员对文革很不理解。以至抵制文革。

文革最积极的主导力量，前期是少不更事陷入意识形态狂热的青少年，中后期是社会中处于边缘人地位的流氓无产阶级，构成造反分子的主力。这个运动的狂野性和残暴性，根源即在于此。

文革意识形态具有迷狂的宗教性，文革中的毛泽东与其说是一位政治领袖不如说是一位行踪神秘的宗教领袖。文革中的毛泽东扮演了一位类似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家，为寻求马列主义原教旨，而发动狂热的反异端运动。结果，阵营从内部破裂，极端迷信的觉醒导致了70年代初期悄悄崛起的怀疑主义和启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