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船调：素描“何新之谜”
何新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中国当代新保守主义、新爱国主义、新国家主义思潮的首倡者，“新左翼思潮”（“新左派”）的肇始者，又是名震中外的政论家、战略问题评论家。
从学科角度而言，“他以经济学为轴心，汇聚和概括了政治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文化理论和文艺学等众多学科，形成了一门新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重大课题，总是能够立体地、多维地给以解答和说明，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优越于单一学科的成就。应该说，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在经典作家手中，所缔造和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活的‘社会科学'。” ( 参见祝东力著（《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
何新的人生经历更是一部传奇、一个个难解之谜：
——在举国上下正轰轰烈烈开展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何新就像是一只早起的虫儿，开始用还远不成熟的声音，质疑这场革命的正确性，质疑江清一伙的历史观 , 文稿被退回了他所在的农场，他因此成了反革命，带了半年的手铐。
——当人们还仍为政治禁区所震慑的时候，他语出惊人，激烈而毫不留情地批判了斯大林的社会发展“五阶段公式”，提出应该重新研究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重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依据，在史学界掀起滔天大浪，而他自己则被解除了著名历史学权威 黎澎 先生学术助手的职务。
——当人们还沉浸在文革的创痛中悲不自胜时，他作为“始作俑者之一”，掀起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潮；而当某些“热”昏了头的“知识精英”声色俱厉对传统文化极尽“掘坟鞭尸”之能事时 ( 只恨爹妈给自己错生了黄皮肤、黑眼睛的刘晓波折腾得尤为放肆 , 其一系列大受当时媒体追捧的荒谬言论堪称“逆向民族主义”的典型标本：“中国人现在这样的心理文化结构，以及思维模式、文化素质，你就根本无法把自己与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摆在平起平坐的地位上”，“有些问题根本就是一种民族性的问题”，是“民族劣根性在作怪”，甚至“是与人种不无关系的”…… ) ，他又提出应对文化反思进行“再反思”，并开始广泛、系统地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
——当文革的极左思潮仍然给人们的身心发展带来持久地破坏甚至是摧残时，他带头从哲学上探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甚至专门著文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论自由》“声辩”；他被当代中国的所谓新自由主义者们视为死敌，但他却是陈寅恪和顾准最早 (1980 年代中期 ) 的研究者和传播者之一——而这两人又正是 1990 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心目中顶礼膜拜的偶像。
—— 1988 年，当精英知识界蜂拥而上大谈“自由”“民主”，纷纷兴奋地传阅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正为中国改革“闯关”而群情激昂的时候，他却以其贯有的敏锐捕捉到了弥漫在社会中的“危险气氛”，在当时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周报》 (1988 年夏 ) 和香港《明报月刊》（ 1988 年 10 月）等媒体上连篇累牍地直陈当时的经改方针有重大失误，发出了中国可能即将发生政治动乱，可能发生第二次天安门事件、“第二次文革”的危言耸听之论，预言如果动乱失控，国家可能分裂而走向诸侯割据局面，甚至描述了一个中国朝动乱方向演化的可能步骤和发生分裂的具体模型；他郑重申明自己“宁愿做一个理性的‘保守主义者'” , 大声疾呼国人要对“新潮”学者们“慷慨激昂地作煽动”的利益动机及其后果保持清醒头脑；他后来甚至于以“反思”和“超越”“五四”传统的“革命情结”的话语形式使这种声音出现于次年 3 月的《人民日报》。这些议论引起了国内政治家们，包括邓小平、陈云和赵 ** 的注意，也引起了国际政治界的关注。 1989 年 3 月，他收到了一份从国务院寄发的密件，里面是刚刚成稿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他已经成为被政府邀请的受咨询者之一了。后来发生的悲剧则反证了他观察力的超人敏锐性。
—— 89 ' 风波之后，面对“新潮”知识分子的整体不合作态度，曾作为这个群体活跃而重要的成员之一的何新不憚“清议的非短和腹诽的流长”，不惜“毁一生清誉负千载骂名”，以令人震惊的姿态一跃而出，尽才智，用心力，对这一巨大事件，对民主和自由，对中国社会主义和国际战略环境等等，发表了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以其“爱国宣言”、“世界视野”、“世俗理性”的鲜明特点，在海内外“产生了大面积、多层次、长时间的‘轰动效应'”，卷起一股深刻影响了一代青年学生思想转变（“情绪转换”）的“何新旋风”——“爱国旋风”。
“这是我们办报 20 多年没有见到过的现象。……（而且）所谓‘何新旋风'最突出地是出现在高校校园中，这是令人欣喜的，是甚合我们期望的。”对“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产生‘轰动效应'的‘何新现象'”，“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可喜的转机。”（参见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孙永仁 1991 年夏在中央党校给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班所作的报告：《何新文章发表经过及其影响》）正如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副所长 房宁 教授在《成长的中国》一书中所评论的：此时素“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学者”“何新的出现有如在 1989 年后有些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搅动起一阵旋风。……何新在国内率先打开了从全球经济、政治格局中审视当代中国、中华民族的国家、民族利益的新的视野。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几乎是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产生，至少是一个新的爱国理念的产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最有影响的爱国主义思想无不沿着这一思路生发。”（《成长的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何新在“以合作的态度弥合政治与知识的裂痕”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言行与“新潮”知识界割席绝交，斩断了最后一丝关联。这使他在学术上“最受争议”的“雪”上又加了厚厚的一层在“人格”上也“最受争议”之“霜”；甚至于往往只见“霜”不见“雪”了；换句话说，从此以后，他的一些“论敌”就不依不饶、持之以恒地采取了“攻击其人，封杀其学”双管齐下的手法。纵然何新真有所谓“人格”问题【为此，他们甚至于还连带扯出了与“何学”有渊源关系的德国伟大先哲黑格尔、费希特乃至以“病急乱投医”而著名的清末民初杰出爱国者杨度（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救国救民理想先后“迫不及待”地“投靠”过曾国藩、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最后则以加入中国共产党走完其悲壮的一生）的诸多所谓“人格”问题，绞尽脑汁地找些何新的“一丘之貂”来增强其“论证力度”；近年则由于何新为电视剧《汉武大帝》“顾问”了一把的原故，他们又为刘彻这位雄才大略、给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开
拓了广阔生存空间的“世宗”皇帝最新打造了“扼杀民营经济”、“实行文化专制”两顶帽子……】，如果“其学”确是无足轻重、“垃圾”一堆，犯得着那么多人、那么长时间“全方位”地为他“劳心费神”、“义务”“炒作”吗！以《诸神的起源》为例，当时一出版就被一些“疑古”博士臭骂围剿，现在二十年了，竟出了八种版本，国外也有译本，读者众多，并感到从中获益匪浅；而他自己却早已在一系列新著中对这部考古学处女作中的许多观点作了完善和修正。——事实上， 89 ' 后确有一些“比美国人还爱美国 ( 价值观 ) ”的“学界中人”制造了一个共同的“政治正确性标准”：学界名流中谁为中国执政党说话，或向执政党进言献策，谁就有“人格”问题，就是“一个出卖了灵魂的智者”、“为君主陪葬”、“民族的千古罪人”，就必须不择手段地群起而攻之，直至搞臭、封杀之而后快。（赵无眠的谤文《艰难的辩护》曾对此作过“不打自招”：“何新被人诟病的最主要原因，我想，是他为中国政府辩护”；因此，“如果有谁划不清界线，用试图平和一点的方式采访、报导、介绍和评价了他，也会招致各方责难。”
美国缔造者华盛顿对此类现象有大概是刻骨铭心之痛换来的精辟见解 : “最要紧的，乃是不要对某些国家抱着永久而固执的厌恶心理，而对另一些国家则热爱不已；……对某国过度偏爱，对另外一个过度偏恶，会使受到这种影响的国家只看到一方面的危险，却掩盖甚至纵容另一方所施的诡计。当我们所喜欢的那个国家的爪牙和受他们蒙蔽的人，利用人民的赞赏和信任，诱骗人民放弃本身的利益时，那些可能抵制该国诡计的真正爱国志士，反而极易成为怀疑与憎恶的对象。”）
——当人们公认社会主义经济天然是“短缺经济”的时候，他在 1990 年代初率先提出：中国经济的真正问题，根源并不是供给不足，而是“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就是说供给过剩，需求不足，就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就得眼光“向外”和通过尽可能缩小两极分化来拓展市场。这与从 1988 年到 1991 年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说法正好相反，与当时占主流而且十分流行的看法也是正好相反，更与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等给中国政府提供的政策建议（ ( 1 ) 多囤积商品、物资，以防止通货膨胀，准备应付抢购风； ( 2 ) 多进口、少出口； ( 3 ) 提高银行利率，吸引和鼓励储蓄，把货币老虎关进银行……）针锋相对。这一见解深刻影响了中国政府此后的政策思路，是他对中国经济理论和政策的主要贡献。他还曾不自量力地试图阻遏私有化和下岗运动，大声疾呼应以就业率高低而不是卖了多少“国企”来评价经济社会形势和官员政绩……
——当新旧世纪之交不少媒体对海外某些势力在中国贩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总代理”张五常进行精心煽情“包装”和“炒作”，掀起一股股滔天浊浪之时 , 何新出版了 46 万言的《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一书 ( 时事出版社， 2001 年） , 系统地批判了作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全面深刻地揭示了“以国家的力量推动重商主义”（亦即“经济国家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这一西方近现代赖以崛起的奥秘，实现了西方原创的近现代重商主义理论的当代化、中国化。这竟然惹得西方敌对势力及其走狗象被何新偷走了“镇宅宝物”一样恼羞成怒，破口大骂，（对这个问题， 19 世纪初叶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有一段名言，他说：“一个人当他已经攀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登高时使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随上来。亚当·斯密学说的秘密，英国执政者世界分工论的秘密，也就在这里。”）其“骂法”无非是——首先把何新明明
白白阐述的英法美“原创”的重商主义说成是德日的；其次是把何新强调的学习德国 19 世纪特别是德日“二战”后崛起的经验说成是学习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经验”；然后就这样通过偷换概念打造出一顶“法西斯主义”的帽子，“顺理成章”地硬扣在何新头上，进而扣到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执政党头上。这就是本书第三卷编所录谤文共同的混帐逻辑！正如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所指出的：“我们观察到，一旦有迹象显示某个东方国家将达到先进国家的地位时，西方国家就会制造种种障碍去阻止它。”中国势不可挡的稳定、和平的崛起，越来越引发“西方式的嫉妒”，催生出种种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而鼓噪“中国威胁论”的最好办法反倒是“假洋鬼子”“创造”的，也就是把中国诬蔑成法西斯主义国家——汉奸文人们对其主子的心结真可谓心领神会啊！此外，这些谤文还有一个千篇一律的特点就是：作为非党人士的何新，本来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向执政党进言献策的千千万万爱国者之一，谤文作者们硬要故意抬高他的地位和份量（不断地编造些什么“中共顶级战略学家”、什么“中共幕后高参”、什么“中共的理论律师”、什么“ *** 智囊”等等高帽“批发”给他，甚至于还编造出“政治局学习会上有何新的隐身身影”之类荒诞不经、“天方夜谭”式的离奇谣言），造成一种似乎中国是因为有了何新的声音才成了“法西斯主义”或才有了“法西斯主义”嫌疑，进而才使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了“被威胁感”的假象，其卑劣企图，显然是想以“友邦惊诧论”的故伎来达到他们封杀何新的目的。他们对一介布衣学者煞费如此苦心，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
——在西式“民主”、“人权”口号几成学界“共同底线”、自由主义牢牢占据“话语”霸权的新世纪之初，何新又出版了《论政治国家主义》 ( 时事出版社， 2003 年），以“以子之予攻子之盾”的手法指出：“什么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是近代兴起的关于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政治学说。在本质上，国家主义就是研究一种治国之道和治国之术的主义。”“西方宪政理论从来不是建立在什么‘自由主义'或‘民本主义'基础上的。相反，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以国家强大为目标的马基雅弗利（此人是西方近代政治国家理论的鼻祖）主义的基础之上的。”针对当时某些知识精英又在鼓吹新一波的政改及修宪舆论，他说：什么是清谈？清谈就是说起来很好听，内容则很空洞，实行起来必会误国误民的主张——“中国抗击非典之所以取得令世人震惊的成功，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存在一个党政一体化的强有力国家社会政权组织。因此才能面对突发危机，迅速做到层层动员、层层防范，以最快的时间、最高的效率在全国组联起一个防止病毒扩散的防护网。这个教训极其重要！不仅面对非典，在面对未来外敌入侵的时候，若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中国就必会重新陷入一盘散沙、任人宰割之境！”因此，人们必须深刻反思政治改革的根本理论基础究竟何在。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把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奉为至尊，以国家统一、国家强盛、国民福祉和民族文化为第一价值”的新国家主义主张，认为“当今应当高张国家主义（爱国主义）的信念，重新在政治思想上统合整个民族，统合当今的人心。只有以国家主权原则和国家利益为神圣本位，才能统合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生活目标和道路的人。”从而针锋相对地构筑了一个新的“共同底线”：“以国家利益，中华复兴为神圣本位”！他的论敌置国家主义实际上乃是英、法、美宪政基石 ( 参见本书附录《华盛顿论国家主义》一文）的常识而不顾，更对国家主义已成为普京医治前苏联解体之无穷后患、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
的首要国策不置一词，顾此失彼、变本加厉地歪曲和攻击何新倡导政治国家主义就是鼓吹法西斯主义，从而在网络世界又一次引发了一场思想 “混战”。
——何新是新一代学者中唯一没上完大学而成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的人（当代大儒、 1980 年代中国思想界的领军人物 李泽厚 先生在最“不喜欢”何新时仍承认他“绝顶聪明”，“在我看到的这些年轻学者里面还没有谁比他更聪明的”；“他的确比很多人强”，“你可以恨他，也可以骂他”，但是“不可能蔑视他，不可能嘲笑他”。值得一提的是，李著博大精深，文采灿然，特别是贯注其中的动人心魂的伟大爱国主义情愫，必将长传华夏。何李间一度产生误会是令人遗憾的事；不过，只要读过卢梭自传《忏悔录》的人，对同时代思想家之间此类的争执，当会见怪不怪。据悉，他们后来已和解，“相见如故甚欢”）；他的研究范围之广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 包括史学、经学、考据学、人类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语言学、美学、国际战略学等十多个学科；他的研究成果之丰富更是学术界的一大奇观：几乎每年出版一两部新著 , 仅关于中国史前神话和先秦诸子的考据、阐释之作就有煌煌十卷；他离当代中国的政治旋涡中心既是最近
的、又是最远的：他曾被 *** 称为“是个好青年”、被美国大报称为“邓的卫道士”、被日本媒体称为“美国世界帝国的挑战者”；他的书被香港出版家命题为《致中南海密札》；《人民日报》曾从一版开始，接转二版、三版发表他一篇长达 2 万余字的谈话录（ 李泽厚 先生曾对此讥评曰：“他当时倒红极一时，他的文章是以前政治局委员才能有的规格，从《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起，后面连版。这不得了的，以前周扬报告，经过毛主席亲自批改的才用这种规格。他的文章也这样发出来，那当然是红得发紫了。”）……但他又以“坐不了班、开不了会、保不住密”为由婉拒了高层的任职安排，始终无官无职、无党无派，特立独行；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读者最多，得到的评价分歧又最大；关于他的评论和议论是最多的，而他的个人世界又是最孤独的；想结识他的人不少，忙着与他划清界线的人也难以计数；他是在互联网上可以搜索到最多相关信息资料的学者（ 2000 年 11 月 13 日 , 钟健夫 先生基于“知识分子不占领网络，其影响力必将没落”的理念，曾经用 google 搜索引擎检测中国目前知名的人文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的“知名度”，并分别排出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阵营知识分子网络“知名度”的前 10 名，但“故意遗漏”了何新。 2005 年 8 月 3 日 ，我用同样方法把何新与他们中的前 3 名作了对比，结果是：约有 52,100 项符合何新的查询结果；新左派前 3 名黄平、汪晖、韩少功分别约有 40,500 项、 15,000 项、 30,900 项；自由主义阵营前 3 名钱理群、朱学勤、汪丁丁分别约有 24,500 项、 28,800 项、 29,200 项；何新的相关信息分别多出他们 11,600 — 37,100 项。），又是近十年来在传统媒体上最难见到的知名学者；别的学者都怕自己的学术研究被打上意识形态的标签，而他却公开申明哪怕是自己那些呕心沥血的远古神话考据之作也是为创新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为对抗来自西方的颠覆性意识形态，为国家提供积极的意识形态支持”。 ( 参见本书《何新的意识形态抱负》一文。）以共产主义为信仰的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 拯救了中华 , 为实现中华民族及文明的伟大复兴创造了前提 ; 也一定能够成功地领导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 振兴中华 , 实现中华民族及文明的伟大复兴。何新对新意识形态理论的探索 , 既是基于这一点 , 更是为了这一点。何新的全部努力和成就似可以归结为建构了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体系。
2005.8.15. 于南国海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