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论国家主义
今天下言治术者，有最要之名词数四焉，曰国家主义也，曰法治精神也，曰地方制度也，曰经济竞争也，曰帝国主义也。此数者皆近二、三百年来之产物，新萌芽而新发达者。欧美人所以雄于天下者，曰惟有此四之故；中国人所以弱于天下者，曰惟无此之故。
欧洲自十八世纪末，自由民权之学说，披靡一世，由是开今日之治，此稍有识者所同尊也。虽然，当中世黑暗时代，全欧泯泯棼棼，其历史几为血腥所掩。于彼之时，能为诸大国巩固基础，使竞长争高以迄于今者，实非孟德斯鸠与卢梭之学说，而乃马格亚比里（马基雅弗利）与霍布士（霍布斯）之学说也。
且近世泰西之言政治者，率分三派：其一曰主 权在 君主者，其一曰主权在人民者。
乃至最近二三十年间，然后主权在国家之说，翕然为斯学之最后定论。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争，争则乱。”
分也者，即今世法家所谓权利也。创设权利，必藉法律。
民之所以乐有国家者，正以幸福之一大部分，各自谋焉而决不能得，故赖国家以代谋之。国家而一切放任；则是自荒其职也。
且国家者非徒为人民个人谋利益而已，又当为国家自身谋利益，故以图国家之生存发达富强为第一义，而图人民个人之幸福次之。苟个人之幸福而与国家之生存发达不相容，则毋宁牺牲个人以裨益国家。何也？国家毁则个人且无所附丽，而其幸福更无论也。
是故言放任（自由）论者，以国民主义为其基础者也。言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
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干涉论则于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斯二说者，虽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容以相非。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取最后之全胜，盖无足论矣！
彼欧西近日盛行之社会主义，又干涉论之最极端者也。大抵人民自治习惯已成之国度，可以用放任；人民自治习惯未成之国度，必用干涉。
对外竞争不烈之国，可以放任；对外竞争激烈之国，必须干涉。此其大较也。
我国之言政者，大别为儒、墨、道、法四家。道家则纯主放任者也，儒、墨则亦畸于放任者也，其纯主干涉者，则法家而已，而历观数千年来，其有政绩可传法于后者，则未有舍干涉而能为功者也。
权之强弱与国家之强弱成正比例。今夫有一千万人之国，而无一人服从国家之命令，则为其国家之所有者无一人也。有一万万人之国，而服从国家之命令者仅十之一，则其国家所有亦仅一千万人也已耳。渐假而服从国家之命令者仅百之一，则其国家所有者，虽号称一万万人，实乃一百万人已耳。
夫以一百万人之国与一千万人之国竞争，莫不败矣。
故以大国挫屈于小国者，历史上数见不鲜。昧者或骇为怪现象焉，而不知考其实际，彼小者乃实大，而大者乃实小也。三百年前，前明之所以屈于本朝，是其例矣；二十年前，中国之所以屈于日本，又其例矣。
夫所谓服从国家命令十之一、百之一者，非必其余之人悍然抗命令云也，或阳奉阴违而国家莫能纠察焉，或朝令夕改而人民莫知适从焉，或行法之二三违其七八，而官吏权熟视无睹焉。凡此皆足以坠国家之威信，而亵其主权。
威信坠，主权亵，则后此之法令，愈失其效力矣。是故虽有亿兆之众，而无百千人之可用。
夫以区区五千万人之日本，而咄嗟之间，何以出能战之兵数十万，司农所入，一岁可至八万万铢有事且能倍之。
以堂堂五万万人之中国，而此两者皆不逮彼十分之一。岂非因彼日本国以法无不立，令无不行；我则法之所立、令之所行者寡，而所废者多耶？！
夫比年以来，我国立法令多如牛毛矣，然曾无所谓法治精神者以贯注之，是以有法等于无法也。
管子有曰：“国大而政小者，国从其政；国小而政大者，国益大。”（《霸方篇》）夫政之大小以何为标准？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而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之林，尽在于是矣。
欧美日本人常言：支那（中国）之历史，乃不名誉之历史也。何以故？以其与异种人相遇每战必败北故。呜呼！吾耻其言。虽然，吾历史其果如是而已乎？其亦有一二非常之人，非常之事，可以雪此耻者乎？惟行国家主义可以救之矣。
（据《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摘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