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评论何新
----《成长的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在闻迪的来自海外的另类声音发出后不久，一个更强的声音在国内出现了。发出这个声音的是已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的，以学术观点特立独行而引人注目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年轻学者-----何新。有人说，此时何新的出现有如在1989年后有些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搅动起一阵旋风。1989年后可新在中国思想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是在北京大学对学生的一次演讲，从当时的场景就可以让人感受到何新给青年们带来的思想具有多么大的震撼力。
何新于1990年6月应邀到北京大学对正在进行毕业前教育的九○届毕业生发表演讲。刚刚经历了“八九风波”、陷于苦闷中的北大学生们对1989年以后的所谓教育极其反感，何新的到来似乎只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对象与机会。何新当然也知道北大学生在1989年的经历，知道学生们的情绪，但他事前绝没有想到他将遇到的场面。事后何新回忆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最艰难的一次经历。那天，何新一出现，会场上哄声四起，嘘声一片。有的学生拍坐椅、跺地板、鼓倒掌，有的学生大声地嘲笑他，让他滚蛋。何新在一片混乱、嘈杂声中开始了他的演说。居然，学生们渐渐地安静了下来，相当多的学生被何新的演说吸引住了。当何新讲完的时候，气氛完全转变了，学生们竟然鼓起掌来。
何新的一席话有什么神奇力量，能够感染在场的众多怀有敌意的学生？以下是他当年演讲的内容。
中国的外部环境险恶
何新一开始似乎避开了中国国内的问题，也没有正面讲什么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之类的话，而是讲起了美国。
他说，自己通过研究“美国罗斯福时代以来关于美中关系、关于美国的世界地位、关于美国在本世纪末和下世纪所追求的世界目标书”，了解了美国对世界和对中国的真实意图：美国全球战略的根本目标从远期看，“最终就是要在全球建立一个以美国为核心和担任政治领导，囊括全球的一体化经济政治体系”。也就是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在《竞赛方略》中所说的：“通过拥有一个中心首都即华盛顿的中心大陆-----北美大陆，从自然地理上支配全球。”布热津斯基还认为，美国和苏联的斗争并不仅仅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冷战的真实涵义，不仅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也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民主自由价值观念的斗争，说到底是由谁来主宰全球大陆、世界市场，由谁来建立这个世界帝国的斗争”。在这种战略目标下，美国自詡的“帮助各国人民实现民主、人权、自由选择”的“热心”，只能是作为实现自己战略目标的工具和策略，目的是“利用它们作为策动他国内乱的口实，达到乱人之国、灭人之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何新还谈起了中国在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他说：“某些发达国家的战略家，有意识地灌输给中国人”“所谓‘大一统'是落后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理论”，“目的就是要为摧毁中国、分裂中国预先提供思想武器和舆论准备。从而彻底剥夺掉中国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机会。
因为，“中国经济、军事力量的强大，无论对美、日还是对西方列强，都只能意味在东亚出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延滞或阻遏这一进程，必然成为他们真正追求的世界战略目标。特别是当苏朕由一个进攻型的超级大国衰弱成为地区性国家以后，以中国牵制苏朕将不必要。”
何新发出了警告----“中国今天面临着然险，重大的危险！”何新的警告与“球籍”讨论中所忧患的所谓“落后挨打”不同，他讲的危险更直接，即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发展和改变落后面貌努力的“遏制”，以及为此制造的“理论”、“学术”与舆论，而这些已经在中国流行。
“精英”的残酷理论
何新在演讲中引用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来信：
“我认为，中国应该大乱一下了！不乱不治。人口那么多，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那么腐败，不死他几亿人，不乱它一百年，不乱深乱透，如何能获得新的生机？让大毁灭早日降临于这个民族吧！”
何新将这渗透着当年典型、直白、有些狰狞的“精英”思想的信与社会主义思想做了比较。他指出，“精英”们的来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的逻辑发展必然导出一种“杀人的理论”。在他们的视野里是没有普通的百姓的，是没有生命的；为了他们希望的西方式的制度，据西方人说是最好的制度，他们要求在中国拔除一切阻碍他们的东西。而社会主义既然“作为现存制度维系着千百万人的衣食住行，生存命运”，它可不能像一件衣服，感觉不好就可以换掉，“一种制度是长在社会上每个人的骨肉里的。你硬拔掉它，就要流血！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到那时，也许中国“当殖民地都没人要”。中国的前途也不可能出现新的生机，进入一个新时代，而只能是“经济的非洲比（缺水缺粮的荒漠化）！债务问题的拉美化！政治动乱和内战频仍的黎巴嫩化！许多中国人将流离天涯，成为现代巴勒斯坦人”。
值得注意的是，何新这个年轻而且显得不那么正统的学者，在提及他的社会主义观的时候，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的平民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与远在大洋彼岸的闻迪不谋而合。
爱国主义的价值
何新旗帜鲜明地驳斥方励这的观点。方励之以跨国公司、资本都已世界化为依据，认为爱国主义是狭隘的、过时的。何新尖锐地指出：“资本无祖国，利益没有祖国吗？……投资哪儿都可以投，利润也能随便流吗？最大多数的利润往哪儿流啊？是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他诘问学生：“美国好，是你的家吗？中国人不爱自己的家园，行吗？”
这样的问题，现在看似乎有点多余和好笑，但至少对当时的学生，在他们来到北京、来到北大上学的四年里，也是一个青年真正长知识、长见识的最为重要的四年里，没有人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似乎这已不是问题。
何新忧虑地提醒青年人：“在西方的眼睛里，对中国人在种族和文化上的轻蔑和歧视，是始终存在的”，而“爱国这样的主义，这样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各国，在各种意识形态下都不能反对。但在我们这里，这些年，它居然会臭！”“以别人的价值为价值，以洋人的承认为承认”，“这本身就已经说明，国家已经危险到何等程度了。”“这个世界始终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一千年前如此，一千年后还是如此。想生存就要发愤图强，而要图强只能靠自己。”“如果中国人不想自杀，真的不想在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被淘汰，中国人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凝聚起来。”
何新在北京大学“单刀赴会”、“舌战群儒”后半年，这阵“旋风”刮到了《人民日报》，而此前他是相当民间化的。《人民日报》于1990年12月11日发表了何新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何新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的谈话录》。这篇文章“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读者中产生了大面积的、多层次的、长时间的‘轰动效应'”。在国内，文章发表的一个月内，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千封读者来信，这是编者“办报20多年没有见到过的现象”，并且其中98%以上的来信是欢迎这篇文章发表的。在海外，香港几家报刊12日便针对该文发出述评；《中国商报》和《统一论坛》认为在日本和台湾地区学术界出现了“何新热”；国外华人、留学生也有许多人寄信给人民日报社或何新本人表示赞赏该文。
何新在这篇长文中全面展开了自己几年来对中国学术界主流思潮和对当代世界格局的看法。
何新首先说明了自己对世界经济形势的判断。他认为，世界经济问题的主要症结有两个：“第一是世界资源有限，发展机会也有限。看来，在世界现行的经济体制中，走向富裕、现代化，并不是一条对各国都同样宽阔的多行道。第二是目前世界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在这种构造下，世界各国不可能有和平与发展的平等机会。相反，它导致了国与国之间急剧的贫富两级分化。”从现象上看，发达国家愈来愈富裕，蓝领工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之一是：“发达国家自70年代后，将其劳务密集型的工业部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种工业转移运动，却同时把工人阶级的贫困化现象也转移到了不发达国家。现在这个规律（指随着资本主义科技的发展，工人阶级日趋绝对贫困化）主要不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而是在非发达世界中，在相当巨大的人口规模上惊人地发生。这一规律之所以在世界经济范围发生作用，显然也是世界经济日益深刻地走向一体化的结果”；原因之二是：发达国家利用跨国公司和外债型经济两个手段，使得“近十年来世界上的资金，并不是由富国流向穷国，而是由穷国流向富国”，这正是为什么许多不发达国家尽管实现了工业化却反而比以前更穷的原因和发达国家富裕的源泉所在。
“在世界市场中，巨额债务正在导致国际间贫富两极剧烈分化，众多不发达国家，甚至包括东欧那样的工业化国家，现在都必须把国民收入的主要部分用于偿债”，而对于发达国家，根据凯恩斯的思想-----一个社会贫富两极的剧烈分化，将导致多数人消费水平的下降，这是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何新预计：“从现在起，向下看今后10---20年，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可以说正在遇到其有史以来最深刻、最严重的总体性危机。”
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何新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一直在依托于一个世界市场，“而在这个市场上，发展机会对于先进国和落后国，并不是平等的。工业和技术的先进者，在这个市场上已经占据了先行的优势，可以居高临下”，“但是数十年来，西方却一直在封锁社会主义，一直在用各种政治、经济、军事的办法，隔绝社会主义国家与你们控制下的世界市场的联系”，如果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放在完全同样的生存条件下，即面临同样被锁闭的情况下，“究竟是谁的发展速度快？是哪一种制度能更有效地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和社会主义的创业史中，人们应该能得出答案。
来自： 房宁：评论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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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中国》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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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安
我院政治学所房宁于2002年5月出版的新作《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被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主办，北京图书大厦承办的“迎接党的十六大百部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列为重点推荐书籍。
该书从政治社会化角度，记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发展变化的脉络。该书认为，80年代青年人的社会意识总体上是建立在对国家、民族的历史道路以及现实选择反思的基础上。在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迁的背景下，80年代中国青年的社会政治意识中充满了对国家刚刚过去的历史的批判；反思与批判是进步的前奏，但是80年代主流思想最终走向过度否定，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很快大行其道。否定自我、认同西方的激进的西化主张终于造成对现实政治及政权的冲击。
“八九”政治风波及其之后国际环境的剧烈变故给社会生活造成的种种后果震撼了中国青年，尤其是西方国家对待中国的态度、苏东剧变激起了青年朴素的爱国热情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重新理解。进入90年代，我国开放的步伐加大，国际社会则掀起了从经济领域到文化领域进而试图跨进政治领域的全球化浪潮。由于我国在国际社会中面临越来越多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国家安全逐渐成为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话题，国家和民族振兴艰难的道路唤起了青年自觉、强烈的民族情感。曾风靡一时的“毛泽东热”、《中国可以说不》及其后政治（经济）评论性书籍的热销、“五·八事件”后的大规模青年抗议游行和互联网络上的民族主义争论等现象，表明90年代以来普通青年民族自信心增强和对西方看法的巨大转变。另一方面，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利益的分化带来的政治心理、情感和意识的多元化形成对传统文化整合的强大冲击，淡化了社会、政治心理的统一性。
该书认为，90年代末我国兴起的民族主义思想有自己的独特背景。民族主义产生于国家、民族生存的边缘。在西方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和敌视政策的压力下，中国青年意识到只有保护国家、民族，才能保护自己。
《成长的中国》为今天和明天的青年记录了20世纪末中国青年心理成长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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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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