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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东方的复兴（第二卷）》序言
1992年1月22日
此文为何新先生的《东方的复兴—中国现代化的命题与前途（第二卷.经济分析）》的序言，我把他敲出来，希望提供给大家更多了解何新先生观点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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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入我1990年以来，写的若干研究报告、政论、与一些外国记者的谈话录、讨论经济和国际问题的信件，以及应海外报刊约稿撰写的经济问题评论。考虑到这些论著可能具有作为历史材料和学术及政治思想材料的意义，故再次予以汇集，而作为本书第一卷的续编。
此书多篇，均产生于1989事件后的近二年间。犹记得当时国内思想界情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若干险风恶浪，均在不经意间发生，不禁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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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3-6月，我国发生动乱。在动乱发生前一年，我根据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思想文化情况，预感到存在发生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因此，我开始关注我国的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并进行探索性研究，
在动乱前的1988年春夏，我曾将我的看法写成一组论文报告中央和国家领导同志。在这些论文中，我接露和抨击了国内外策动动乱的政治势力。指出“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与美、日等发达国家战略利益不符”。同时，我针对当时忽视农业的情况，向国务院提出有必要重视农业（“新重农主义”）、科技兴农、防止农村分化和注意流民问题等政策建议。针对外交上有偏重重视日、美发达国家的倾向，建议修复中苏关系作为制衡因素。建议扩展对苏经济往来，指出我国经济存在与苏联经济互补的可能性等等。这些建议，均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在1989动乱放生后，我对经济、政治、国际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我撰写了《潜在危机与形势预测》（1989.9，本书未收入）、《美中日关系的战略背景》（1990.4）《论我国当前经济困难成因与形势预测》（1990.4）、《访日研究报告》（1990.11，本书未收入）、《关于海湾危机的几点看法》（1990.8；1991.1）等研究性论文，提交有关方面作为参考。
1989动乱平定后，海外一些人士对中国是否能获得政治稳定缺乏信心。还有人预言中国经济即将在三个月内发生崩溃。香港人心不安，股市疲软。1989年11月30日我在《明报》发表《中国经济近期会否崩溃》一文，论证了中国经济虽遇困难，但不会发生崩溃的理由。据《明报》“自由论坛”编者来信告，此文当时在香港引起反响，甚至影响股市。
最近两年中，西方一些记者、外交官纷纷提出对我采访或交谈的要求。我利用与他们晤谈的机会，就我国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改革开放问题、1989事件、国际人权问题，提出了一些独立思考的见解。
现在看此书收入的议论，疏忽失误固所难免，但亦有些当时不被所信、甚至多遭非议的看法，后来竟成为现实。在人权及民主问题上，个人当时所提出的一些见解，亦成为反驳西方理论的武器。
在国内经济问题上，我非专家。但记得1989年底至1990年夏，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把当时出现的市场疲软，指未治理整顿过头的结果。而我则论证产业循环原理，指出我国经济中亦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建议限产压库，调整结构。并指出问题虽然表现于目前，而根子则深藏于此前的经济过热中。这些看法，提出均需要勇气。盖知者谓我心忧，不知者谓我何求。
此外，我手头积累港台对我个人的人身诽谤材料，现已接近数十万字。其他污蔑陷害，亦不绝如缕。其手段之卑劣，有的令人发指。例如美国纽约有一家颇有身份的华文刊物，忽寄来美元400元，称是稿费。而观其所发文章（关于西藏问题）及署名，则与我毫无关系，显然用意是为了栽赃陷害。在该刊不得不发表我的一篇抗议文章时所附的本人照片上，编者又刻意作了丑化性的技术处理。其手段之卑污，出人意表。但此类毕竟均是伎俩，当然是不能奏效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关心国家民族的生存命运。作为一个学者，我认为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有必要挺身而出捍卫中国人民几代人为之牺牲奋斗的价值观念何社会理想。
顺便说一下，有人揣测我从事以上方面的研究是由于我想从政。围绕这个问题，有过许多谣言。其实从个人志趣的角度，我议政而不会从政。我之所以研究当代的经济政治问题，仅仅是由于我对国家发生动乱的担心和对祖国命运的关注。至于其对个人的利害，我置之度外。我始终认为，个人进退出处是次要的，但国家民族安危事大。现在此书及其他几部书均将出版，心迹已明，为历史留下见证，我内心业泰然了。
尽管世变仍亟，但我检点平生议论，回首与前瞻，可以说第一无愧，第二不悔。也就是说，如果历史再度发生，我依然别无选择。我曾说过，我一切学术活动的最高宗旨，就是为我的祖国和民族谋利益。过去如此，今后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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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之所以大受诽谤，根本原因是由于我为逐个社会主义、共产党和中华文明作了辩护。如果我反此道而行之，则无论如何污言卑行，出卖国家、民族，也将被视为“英雄”（已有并非一、二人的先例）。我们所处的世界环境，不乏惊人的价值错位。“时缤纷以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骛翔舞。”（离骚）
然而，一些“民主运动激进分子”不是一向标榜要争取“言论自由”、“开放何民主”吗？为什么有人却不断寄来匿名恐吓信何暗杀信呢（有几封信甚至来自香港）？为什么他们并不容纳对他们不利的政治观点呢？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现实表明，那种标榜民主的政治反对派常常举着“民主”的旗帜上台。而一旦取得政权，大权在握，就搞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暴政以及思想文化专制（可参看苏联前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取缔苏共的抗议陈词）。俄罗斯最近穷苦人民的抗议游行中，我见到一幅标语抗议“民主法西斯主义”，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而另一方面，许多国际人士已指出，在欧洲一些地区，“右翼法西斯主义”，现在正在成为笼罩于20世纪晚期世界中一个隐约浮现的阴影。对此，真正珍视民主、自由、人权道义理想的善良人们，难道还不应当有所警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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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的多数文章，曾在中央和国家级的一些内部刊物上刊登。此次编入文集，除个别文字作修订外，基本保存原貌。如果说现在看，我对内外形势曾经作过的一些政治预测，尽管当时曾受到众多的反对（常责我“缺少基本常识”），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却有一些被历史事实所印证。那么这并非由于我个人的高明，而是由于我对现实和历史采用动态发展的观察方法（辩证法），通过经济必然性和利益集团的分野（阶级分析方法），去剖析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和意识形态现象（唯物史观）。这些方法，均得力于我早年对黑格尔、希腊及逐个哲学，特别是对马克思和毛泽东著作的潜心研究。
但是无疑，本书各篇的判断与论点也必有不少失误和错误。对于这些失误，我期待本书读者给予公正、严肃、客观的批评、指正。
此卷出版，我为研究中国现代化所作的理论准备也可以告基本完成。在本书后续卷中，我将从个人的独立观点出发，系统研究中国文明的过去与未来。
何新 记于京西愚庐
1992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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